 妇产科的男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8楼的28诊室是妇产科医生谭先杰出门诊的地方。13点20分，身材瘦小的谭先杰就带着学生进了诊室，等候在外的病人已经很多，13点30分，诊疗准时开始。
今年初，谭先杰被派到昌平区妇幼保健院对口支援一年，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昌平，在协和的工作基本上只剩下每周三下午的一个专家门诊。从医20多年，谭先杰逐渐有了名气，很多求医的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挂了他的号，要求他来为自己做手术，谭先杰只好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解释说，自己今年去支援昌平妇幼保健院了，在协和一般不安排手术。听到这个解释，大部分病人也马上做出反应：“谭医生您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可不可以去昌平找您？”从13点30分到18点40分，谭先杰一共看了50个病人，没喝过一口水，没离开过诊室一步，每个人看病的流程都以“您好，请坐”开始，以一声“再见”结束。对病情缓解的老病人，他轻松愉快地鼓励，夸奖病人恢复得好、气色好、比以前更漂亮；对病情严重的病人，他严肃地帮忙联系其他医生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同时轻声安慰；其间还碰到个病人固执己见，自己提出不恰当的治疗方案，屡次要求谭先杰按她的要求手术，纠缠了很久，最终被谭先杰说服，决定听从医生的治疗意见。
谭先杰语速很快，但是在诊疗过程中，遇到情绪紧张的病人，他会有意识地放慢语速，告诉病人不要担心。在他看来，医患沟通是技术也是艺术，“做医生特别需要理智，走进诊室心就要静下来，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带进和病人的交流中去，医生对患者要尊重，一个简短的问候可以让病人稍微放松下来”。他说自己特别擅长记名字，看到老病人一定会叫出名字，这会让患者觉得医生重视她尊重她；他跟病人的交流很专注，看着病人问病情写病历，而不是一直埋头写。整整一个下午，他只接了一个重要的临床电话，简短几句就说完。他说，医生应该优先关注病人的诉求，“病人进来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先问你多大年纪、生没生小孩等等，虽然这些事对医生诊断很重要，但是病人不会觉得那么重要，她首先想说的是她哪里不舒服，她最想知道医生怎么解决她不舒服的事，所以我一般第一句话就问你哪里不舒服，之后才开始写年龄啊婚育啊等信息。首先要解决的是最主要的诉求，还要特别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我觉得这些对医患关系都很重要。”
他当然也会碰到情绪激烈的病人，但是不发脾气是底线，他经常爬到山顶去使劲吼两声，这种发泄方式不会妨碍到别人，更不会对病人有后果。“比如说今天那个固执的大姐，接诊她前后差不多有30分钟，手术要求也不合理，但是你不能发火，哪怕前29分钟都对她好，只要你最后一分钟发火了，整个沟通过程就都失败了，所以得耐心跟她解释。但是我还是体谅她，毕竟她信任我，想得到帮助，得到肯定的答案，那我就给他我能知道的答案，我能做的我就做，做不到的我就不答应，她要求的手术属于过度治疗，我认为对她不好，而我选的方案是对她最好的，只要她听了我的意见，医生的说服就是值得的。”谭先杰说。
多年前的病人很多至今还跟他保持着联系。“我有些老病人，每年给我寄家乡的土特产，还有的病人悄悄记下我的鞋号，给我缝布鞋和做鞋垫，这是病人最真诚的感谢。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很虚荣的。”谭先杰笑着说。
当然，力不从心的时候也很多。去年10月份，一名直肠癌手术后盆腔包块巨大的妇女找到谭先杰，希望他能为自己做手术。手术风险太大，本来担心手术台上出问题，谭先杰一直在犹豫是否开刀，但是那个病人的一句话触动了谭先杰。“她说自己有个十几岁的小孩，她想多活几天，能好好和小孩说再见。我听完这话就下定决心跟她一起拼一把，手术做得特别艰难，最终只是能缓解腹胀，但肿瘤根本无法切除。情况稳定后她出院回家，还跟我有短信交流，我们一来一往地聊聊天，我也给她一些鼓励。后来很长时间不见她联系我，我心里有点慌，打电话过去询问，没打通。第二天联系上她家里人，才知道我打电话那天她去世了，她弟弟告诉我说她走得很平静。我没能救回她的命，觉得很难过，但是又为她多争取了96天的生命，让她能够跟自己的小孩多相处一段时间，心里也稍微宽慰了一点。”
谭先杰说自己内心里特别愿意为女性服务，希望能帮助更多患者。“因为她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说不定家里还有个像我当年一样的半大孩子。”而他选择做妇产科医生，正是因为少年时的一段经历。
求学往事
立志学医的往事对谭先杰来说是个痛苦的回忆。那年他12岁，从村里的小学考去了重庆市石柱县第一中学，当时正上初二，在学校的生活一如往常，放寒假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已经在两个多月之前去世了。听到消息的谭先杰悲痛欲绝，昏了过去，醒来之后痛哭了很久，决定“以后要当个什么病都能治的医生”。志向立下了，可是路却不好走。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还从银行贷了款，母亲去世之后，无人再操持家事，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寒假结束回到学校，谭先杰变得沉默寡言，更主要的是，来自家里的经济支持越来越少。“那时候我十二三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没有钱，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中午同学们去食堂吃饭，我只能跑到学校的后山上看书，进不了食堂是最难受的时候，饿肚子实在是太痛苦了。”谭先杰回忆说。
母亲去世第二年，谭先杰实在无法忍受饥饿，跑回家说要辍学。“我说要出去打工挣钱，在学校吃不饱饭，不上学了。我父亲考虑之后同意了，说管它玉米还是土豆，在家待着至少还能吃饱饭。可是真的决定辍学了，我还是很伤心，低声地哭了。我大哥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回来打工，家里也富不到哪里去，你回去上学，家里也穷不到哪里去，你不是想当医生吗，还是回去上学吧！’我小姑父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小学任教员，每个月有点工资，可是家里也很困难，他最后决定每个月资助我7.5元，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亲戚倾囊相助，这让谭先杰挨过了从初中到高中最困难那几年，1987年，他高中毕业，考进了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成了土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对谭先杰来说，考上医学院离少年时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可是全家已经没有余力负担他读大学的费用。正焦头烂额的时候，亲戚想出了个办法。“他对我父亲说：‘谭先杰现在已经考出去了，是公家的人了，不会再回到农村来的。你们家周围的邻居亲戚结婚生子，你们都随了礼的，他以后肯定是要结婚的，结婚的时候也不会回来操办，但亲戚邻居的礼还是要给的，现在你们又非常困难，那我们就干脆给他举行一个婚宴，等于就先预支了。’于是我们就按照婚宴的程序办喜事，办了个没有新娘的婚宴，等于也是给村里的人放出信儿，说谭先杰要去上大学了，让大家去随礼，而且跟大家说好了，不要跟往常一样随鸡蛋粮食等东西，或多或少都随点钱。”可是等到婚宴操办的时候，谭先杰发现家里没有肉。“我们家原先过得还挺好的，每年杀两头猪，我妈妈去世之后，过年就没有猪杀了，顶多也就是买点儿肉，所以家里没有腊肉存着。当时本来就没有钱，更舍不得去买，而且我们当地还有个习俗就是办丧事可以送肉做礼物，但办喜事不行，即使亲戚有肉也不可以送，所以干脆就办了个全素婚宴。”
没有新娘的婚宴办完了，谭家收了三四百块的份子钱，再加上卖稻谷，一共凑了六七百块钱，谭先杰就带着这些钱到了成都。大学生活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可是生活依然窘迫，回想起那时候，谭先杰说当时自卑极了。“我去的时候拎了口嫂子给的大木头箱子，漆成红色，我的同学们带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皮箱，我的红箱子混在里面非常显眼，觉得特别丢人，使劲把箱子往后放。开学不久，宿舍的其他室友商量大家凑钱一起买个足球玩，我没有钱，就说不参加了，大家不了解情况，觉得我很奇怪。出于自尊心，我没办法告诉他们我太穷了，我很爱踢足球的，但是那个足球，我在大学期间一次都没有碰过。这件事直到去年大学同学毕业20年聚会，同学们才从我的文章中知道。”
更难堪的事情还是饥饿，从家里带去的几百块钱很快花光了，来自亲人的接济也没有了，每月十几块的助学贷款连饭钱都不够，谭先杰又重新回到一天一顿饭的生活。“当时根本想不到怎么办，不知道该去找谁，也不知道还有谁能帮我，饿得太难受了，甚至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想到家里的父亲和哥哥，觉得自己对他们有责任，立刻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大学三年级的暑假结束后，由于家里实在没有办法筹措到他上学的费用，开了家庭会议后决定还是辍学了。可是班主任发来电报，让他回学校去。“我当时成绩很好，老师可能是觉得这么辍学太可惜了，说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学校后来提高了我助学贷款的额度，每个月有30多块钱了，老师还给我找了勤工助学的工作，让我在学校的舞厅收门票。有个老教授让我帮他誊抄论文，他说‘谭先杰你字写得这么好，帮我们抄论文吧，字好看论文投中的希望也大’。我很感激那位教授，他没有施舍我，而是用特殊的方式保护了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回忆起那段往事，谭先杰眼圈泛红。穷则思变，书要继续念下去，他也开始想办法挣钱。“我在6年大学期间过年只回过一次家，而那唯一一次就是想出个发财的门路，去老家的集市上卖春联，农村信用社门口那有个硬石板，写字方便，我就在那儿把摊子铺开了，可是刚开张不久，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出来赶我走，还把市场管理员叫来了。我心里想完了，准备了半学期挣钱的路子泡汤了，东西可能还会被没收，心里特别难受。后来那个管理员大爷就跟我说，‘小伙子你收拾好东西，跟我走吧’。我当时摆摊的地方在集市的边缘，他就把我带到了集市的中间。找了一个裁缝铺，他就说：‘你在这儿写，这里有火炉，比较亮，也不冷，你写的春联也容易干。’我特别感动，后来第一天就很顺利，把准备的纸和墨都写完了，那个假期，我卖对联挣了300多块钱，基本够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那个大爷后来也没再出现过，我都没来得及谢谢他。”谭先杰回忆说。
去协和
求学的过程虽然艰辛，但总算是挺过来了。大学读到第五年，谭先杰去了离成都80公里远的邛崃县医院实习，实习期的一个周六中午，他收到了学校辅导员的电报，说“协和来面试，速归”。那个时候协和也是全国排名最好的医院，每年从全国各大医科院校招收成绩优秀的学生去实习，如果表现好就能够留下来，这对医学专业学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谭先杰对协和崇拜已久，可是发来的电报里没有写明面试时间和地点，他还在邛崃县实习，犹豫不决到底什么时候回去。“如果第二天走，我就可以和心仪已久的女孩同车回成都，可是万一第二天早上面试，就来不及了。我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当天下午回去，那时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走到长途汽车站，环境很乱，我也不知道哪趟车是回成都的，但是在汽车的出站口听见一个人用四川话喊：‘成都的，成都的，到成都的赶快上车了，最后一班车了’，我立刻跳上去，搭上了最后一班车。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从邛崃到成都走川藏公路，80公里要开4个多小时，到学校天都黑了。”谭先杰说。可是当他碰到学生会主席，人家告诉他面试已经结束了，协和的两个老师明天就要去中山医科大学了。学生会主席也知道谭先杰成绩好，告诉了他协和老师住的招待所，谭先杰敲敲门就进去了，用四川话夹杂着词不达意的普通话说明了来意。“两位老师听了我说的话就笑了，让我直接讲四川话，说他们都能听懂，面试了半个小时。当时协和招人的条件之一就是会说普通话，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还向他们保证，如果能去北京，我一定好好学普通话。第二天中午，学校开运动会，我向另一个年级主任打听协和的面试结果，他告诉我说，我是华西医学院12个人当中第一个被打勾选上的，我当时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谭先杰笑着说。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14期 | 责任编辑：邵思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