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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几句——致网上读者
其实，我是一个电脑知识的一无所知者。四十年了，以前没电脑这回事，而现在又流行得几近泛滥。但，我还是那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我；我已习惯了与一张纸，一支笔，一杯茶（幸好我还没有抽烟的习惯）打交道的创作的方式。我为我的落伍（多少还有点儿固执）感到羞愧，感到自责，感到内疚。
亏得有了这么几位热心的青年朋友，因为了他（她）们的鼎力相助，我所有的文字创作才有了在网上得以露面的机会。我感谢他们的同时，也真诚地向各位支持我的网友道一声谦：缺乏（甚至根本没有）回复，这不是我不懂礼貌，而是由于我之无能的缘故。好在那些实在看不过眼了的青年朋友们不得不代我贴上几则“复言”，令我疚谦的心灵稍获了一份安宁。
这便是事情的真相。但无论如何，我还要以无比真诚的姿态来感谢一切支持我的网上读友，作家给了他的作品以生命，而读者给予她的却是生命力。
吴正联系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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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上海的方式(04.12.31)
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亲近故乡的方式。有的人愿意三五成堆地一块儿谈论她，有的人则愿意独个儿地、默默地想像她；有人饱蘸情感，尝试着用文字、色彩、旋律来描绘她；而有些人，则什么也不做，他们生活在异乡，却常会在梦中与故乡相见。他们在梦中哭泣，就像是童年时代依偎在母亲的怀中哭泣一样，醒来，感到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轻松和渲泄，一种滋味别绕的亲切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目前，在香港电视上正播放的《唐人街》的专题片之所以收视率会如此高，究其因，就是因为了那些远离故土的游子们的思乡情怀特别感人的缘故。我曾在纽约和欧洲的一些城市中遇见过不少几个老上海，他们年少离乡，几十年了，已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了，但他们至今还没能找到足够的回上海去的勇气。然而，一遇从上海来的故乡人，他们便显得特别热情。他们情愿掏钱请你吃饭，目的除了听你描述今日上海的巨变外，他们更希望能让他们来说给你听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上海生活的种种情趣细节。他们说得如此投入如此眉飞色舞如此丝丝入扣，就像在回想一位他们年少时的梦中情人一般。但如真有这么个梦中情人，你倒想一想，你怎么会忍心在自己的耄耋之年再去见回她一面呢？你怕突然就打乱了你一直珍藏在心底的那一片美好的记忆。这又是另一种古怪的恋乡情结，而且决不是片言只语就能说清楚的，内里的思念与心酸或者可以装满一部长篇。但，这也不失为是另一种亲近上海的方式。
而我也有我自己亲近上海的方式。我亲近上海的方式是渴望能在她迷宫般的街道的版图上游荡不息，穿街钻弄，漫无目的，如梦似幻。而且，还特别喜爱拣一个细雨霏霏的灰色早晨，有点寒意，但又不太冷，支伞独行，一路感受。或是个金秋的傍晚，夕辉如洒；又或是盛夏时节的某个晌午，蝉歌灿烂，骄阳如火。街上没有行人，只有在弄堂的檐影下趴躺着半醒半睡的肥花猫，偶尔还有个上半身打赤膊的骨瘦伶仃的老人躺在竹榻上，懒懒地打着蒲扇。一切是那么地安谧和安详，但就在这安谧和安详中流动着我熟悉的生活。我喜爱这种亲近上海的方式是因为上海的一切都在变，唯那些季节的场景不变。从这点而言，我与那些怪癖的唐人街老侨也不无相似之处。
这些年来，在上海，我老喜欢去的定期的“观光点”有两处：一是虹口区的虹镇老街，二是前南市区的方浜中路一带。有时蛮好在街上溜荡，忽然就信步走去，去到那里了。我喜爱去那里的原因也有二：一是相对而言，四五十年前的上海的容貌特色在那里保存得最多最好最全也最原汁原味；二是那里也是上海市民生活气息最浓郁的地方之一。记得小时候，出生于小资小康家庭的我常被大人们训导说，那都是“乌七八糟”的下只角地区，嘱咐说千万少去那儿，以免“轧了坏道”。如此教育，让我从小便将那些地方以及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们视为另类，其中不免带上了几份鄙蔑之意。谁知人过了五十，尤其是在外边生活了这么些年之后，又在上海高速现代化了的今天，反倒觉得这都是些漾溢着无穷生活情趣的地方，让人无限地留恋和向往了起来，个中原委，真是谁——包括我自己——也都说不出个理由来。
后来有一次，我又发现了一块“新大陆”。“新大陆”是我的一位文坛好友带领着我去的，在杨树浦底定海路那一带，棚户房区的版图迷宫一般，曲折弯绕，四通八达。当地的居民抱怨说，怎么这块鬼地方至今还没人来将它批租出去呢？但这，倒正合了我的胃口。如今的我的这位文坛朋友四五十年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当年，他是那里出了名的“皮大王”，一班野蛮小鬼的头儿。他说，他干的好事可多啦：聚众打架，整蛊捣蛋，胡天胡帝，堪称一方小霸王。其中最“惊天动地”的一桩“绝活”，他至今记忆清晰。他小学时代的班主任是位优秀教师，对他的管教特别严厉，这常令他恨得牙根痒痒。班主任就住在他们那一带的一条横巷里。一天深夜，他指挥他手下的喽喽们将一巷子的马桶都集中了过来，挨个挨地叠靠垒堆在老师家的大门上。第二天清早时分，推粪车的清洁工人一声晨唤，班主任老师便将大门拉开了，叠桶轰然倒下，其后果之狼狈由想可见。
然而，我们的“皮大王”也有他温柔多情的一面。他说起他班上的一位女同学，说她的家里还是开店的。其实所谓“开店”，只是开一爿做大饼油条的小铺子。女孩的父亲做白案，母亲煎油条兼收钱。我们走过一条横街，他指着一幢将塌未塌的板屋，说，呶，那房子倒还在。那时，板屋的楼下是店堂，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就睡在它的阁楼上。文友说，那女同学是他班上所有女同学之中最漂亮的一个，学习成绩好人斯文不说，平日里的穿戴也最整齐。那年代，上海的街弄常会浸大水，尤其在根本没排水系统可言的棚户区。他说，他见到过她卷起裤腿淌水来上学的模样，那小腿肚子之白嫩哟，就像一段刚洗净的新藕——看得出，当年的她是他心中的“皇后”。
但后来，那女同学死了，是跳井自杀的。文友说此话时，我们正绕荡在那一大片棚户屋的一截衔接一截的弯肠小道上，并正好经过一口水井的边上。时值11月末的初冬季，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灯都点亮了。低矮的灶间里正煮晚饭，饭香四飘；而起油锅的烟雾弥漫在屋与屋的狭窄的甬道间，迟迟散不去。突闻此说，我兀地掉转头去：自杀？为什么？文友望着我，说，其实他也不很清楚，因为当时的他早已考到外区的一间寄宿学校住读去了。他后来听说到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一片红的年代，女孩也去了农村插队。后来她被当地的一个乡干部睡大了肚子，一时间想不通，又觉得没脸见人，便干下了此等傻事。他说着，不禁脸上起了一片怅哀的阴云；命哪，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啊，文友不无感慨地说。
就这么一块“新大陆”，还夹杂了一些情趣哀怨的故事。它的发现能不叫我兴奋不已么？那天，我们离开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文友赶在头里，去军工路截的士去了，我则九步一回首，依依不舍，直到那片棚户区全部隐没在了暮霭中为止。
这就是我的上海，教我如何能不亲近她的上海。每次，当我从上海一回到了香港的家中后不出十天半月，那种病癖式的乡愁便又袭来开始折磨我了。那些街巷与人群又栩栩如生在我眼前，他们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就像一只熟透了的苹果注定要掉到地上一样，我知道，我又会在近期的某一天忍不住地回去：回去溶入到他们的中间去。而他们，却谁也不认识我。
我童年时代的上海哟，你能放慢点脚步离去吗？你能不能让我再看多你几眼呢？……
2004/12/31于香港
当年离我们有多远？
上海虹口中学是我的母校。说来，我与虹中从来就有?某种命缘上的联繫，六十年前，我就出生在她河对岸溧阳路上的一幢日式小洋楼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就读虹二中心小学，与虹口中学也就一篱之隔。课间小息时，我们那班小学生老喜欢趴在篱笆的顶端，向?虹中的那一头张望，望?中学生们绕?跑道长跑时的姿态，心中充满了羡慕和嚮往。我们“呕！呕！”地叫唤?，企图引起他们的注意。但那些中学生对我们却不屑一顾，连鼻孔也不朝我们掀一掀。想不到几年后，我自己也考进了虹中，也开始了沿?环形跑道长跑的日子。同时，也拥有了那份可以向着篱笆的那一头探头探脑的小把戏们扮出个不屑一顾的神情来的资格了。
虹口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有着一贯鼎盛师资的传统阵容，尤其在语文科目上。第一位教我语文的老师姓沈，人很瘦削，皮肤黝黑，双颊深陷进颧骨之下。但他穿扮十分整齐，三清四落，从不起一丝皱痕。讲课时也中气十足，声调带点女尖音，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时更是翘?小指，像是在干一件绣花活儿。我的作文成绩好，他便十分喜欢我。常常当?全班同学的面，将我的作文抑扬顿挫地念出来。他说，这种抒情性很强的记叙文叫散文诗；而我则自己写了，竟还不知道这种文体叫什么名称。初三毕业那年，沈老师其实已经调离去了外校，不再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了。但他还是专程到虹中来了一趟。他在走廊里遇见我，劈面就问我的那篇命题为《初中生活二三事》的高中入学试的作文是如何构思的？我想了想，说，我採用的是“倒叙法”。我写了那排栽种在我们教室窗外的白杨树；刚进中学时，它们还是树苗，三年过后已长成了一棵棵茁壮的小树了。那天派发准考证，我从讲台上领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就见到有几片白杨树的树叶已晃晃悠悠地长到窗户跟前来了，彷彿是谁正踮起脚尖来朝?屋里张望。于是，一下子，我的思路便又回到了考入虹中的第一天。我见到沈老师的眼中闪动?兴奋的光芒。他说，好！尤其是那一句：彷彿是谁正踮起了脚尖朝?屋里张望。这是个很不错的意象……四十年多后，真的，当我自己已完成了三百多万字数的文学创作后的今天再回首，所得出的结论与当年沈老师的相差也不远。但后来，我便听说沈老师自杀了。那是在“文革”期间的事，告诉我这一消息的同学神秘兮兮，一说是他失恋，二说是因同性恋遭审查。反正，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张熟悉的黑瘦的面孔了。
接替沈老师担任我们语文老师的是一位志愿军的退伍教员，名叫贾赤。风格就与沈老师完全不同了。他不修边幅，浆红色的脸膛上永远鬍子拉渣。一件军黄的紧身袄，一年少说有三季都是披在身上的。而油腻腻的内衬领子也从不拆出来去洗一洗。他的中食指被烟得焦黄，牙齿也一样。但他却很亲切，任何时候见到他，脸上总是挂?和蔼幽默的笑容。他颇有诗人的真率，老爱说笑。又仗?他参加过朝战的资格，平时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他说，你们别去相信书本上和电影里描写的那一套，把美国鬼子一个个都说成贼头贼脑，给咱们机枪一扫就倒下一大片。其实啊，在朝鲜战场上，朝军和志愿军与美军的伤亡比例可高了，差不多要接近三比一。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当堂吟打油诗一首：零下二十五／脱成光屁股／负重渡过河／吃块乾豆腐。他说，这正是他们志愿军在天寒地冻的朝鲜战地上的生活写照。逗得同学们好一阵捧腹。这么个“异类”，到了“文革”爆发，革命师生当然不会放过。管他娘的“老革命”“老资格”，也被揪出来，打倒。贾赤的名字被写成了“假赤”，倒贴在墙上，还打上了粗红的杠杠。有一回，我在男厕恰好遇到正在打扫厕所的他。周围没人，突然见到他昔日的得意门生，他那幽默亲切的笑容便不由自主地又在脸上再现了。但他立即意识到了什么，随之将其掐灭，并迅速转过了脸去，眼中掠过一丝悲哀。而我，也不禁在心里起了一阵牵痛。
还有两位教师也常令我想起他们。
教我们高中物理的教师也姓沈。他不苟言笑，又长有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面相。大鼻泡厚唇瓣，颧骨高耸得来有点夸张。偏又配一副小圆框的花点镜架，绷在阔脸上，两条镜腿岔开去，挂在他的身扇上。差就差在人中上留一撮直鬍鬚了，否则，不用上妆，也能扮演提?一把军刀，驱赶?“鬼子进村”了的龟田小队长。但我们的“龟田”却很善良，更是尽职。高中物理对学生来说是最难的学科之一，就见每天放学后，沈老师都在他的办公桌前为同学们补课，而且经常是挑灯夜战，有时连晚饭都忘了去打来吃。他有个脾气，不让他的学生彻底搞清弄明白，他是不肯罢休的。如此工作热情，放在今日里，三几年下来，不在某住宅小区里赚回它个一套半套二房一厅的住房才怪。但在当年，这些都是义务性质的，教会教懂他的学生是每个教师毫无疑问的职责所在，根本不会有谁在替学生补课时还会去想到有收补习费那回事。
另一位是教外语的胡老师。矮矮个子，人很洋派。在那个提倡艰苦朴素，人人都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荣的年代里，唯他还保持那副西服革履的派头，就差系一条飘飘荡荡的领带了。胡的业务好，人也好；讲课时更是生动无比。记得有一次，他讲解一个俄文生字БОТИНКИ（皮鞋），就见他弯下腰去，在讲台底下磨蹭了好一会儿。他将他的一双皮鞋从脚上除了下来，放上了讲台。这是一双深棕色带拷花款式的绅士鞋，皮鞋尖尖的小圆头对着全班同学。而他则金鸡独立，晃了两晃之后才算立稳（好在他人矮）。他说，БОТИНКИ这个单字一般只用复数，不用单数；因为皮鞋只有一双，哪来单只？你们看，我这穿了单只鞋的，能站稳嘛？时隔数十年，在这英语学习环境已全线泛滥了的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么个遥远年代里的俄文单字及其语法特点，所拜全是胡老师当年的教学法之赐。
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叫尹慧珠的女教师。我再次赫然见到她的名字是在虹中五十周年校庆的特刊上。那回，我们几个旅港的校友在一位黄姓的牧师的家中聚会。黄牧师是虹口中学54届的毕业生，毕业后便考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攻读神学。之后，又以所谓“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的罪名遭逮捕，在狱中一蹲就是二十年。79年中美复交，他才获释。随即全家移民去了美国定居，而他的博士学位也是在那里完成的。之后他又被派回了东方来。现在，他在香港某教区担任主持牧师。我们在他荃湾半山区的一所住宅里，围着一只热腾腾的火锅吃打边炉。那年连香港的冬天也很阴冷，而由此，便更显出屋里的融融暖情了。我边看着那份上海校友带来的母校五十周年庆典的特刊，边就发现了这个熟悉的名字。我说，不就是这位尹老师吗？但同桌之人都不认识她。我说，其实一下子，我也说不清点什么。尹老师没教过我们，她是我们邻班的班主任。因为她平时管教学生严厉，於是，她便成了运动一开始就被红卫兵小将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性，被剃成“梅花椿”头，整天在胸前挂一块“牛鬼蛇神伊为猪（她名字的谐音）”的横牌，从学校回家又从家来学校，还被勒令一刻都不准除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她受尽凌辱：跪沙砾地，坐喷汽机，揪发示众，皮带抽打，再被“踩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不一而足，让人卒不忍睹。她就这样地存在在我的记忆里，以后便逐渐淡忘，消失。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突然在特刊的捐款名单中发现了她：老教师尹慧珠捐赠母校二万元。仅此一条已足够了，难道今天还有谁会不明白二万元对于一位退休教师意味着什么吗？母校曾给她带来过这么多这么大的灾难，但她却依然如此深爱着她的学校！我说完了，大伙都沈默。窗外的夜色已很深浓了，夜的湿雾开始在山岗上飘散开来。黄牧师说，文革的岁月他正身陷囹圄，外面世界发生了些什么，他就一无所知。他只记得他们那届学生毕业的一年，正是私营企业改造的前夕。当时每位同学雄心万丈的表态都是：决不当资本家，不做老板不做寄生虫，要做一名光荣的新社会新生活的建设者。但曾几何时，当老板不又成了一件最吃香的事了？别说真老板了，如今连上级领导也都兴以“老板”相称，他说，这倒是他最近回国内讲学时发现的一个怪现象。时代的变化真是大得谁都预料不到哇！於是，大家复又沈默。半晌，他再说道，当年，离开我们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啊。而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年纪，那个趴在篱笆顶上“呕呕！”叫唤的年纪了。
归来还是回去？(93.1)
投入上海怀抱的最惯用途径是自虹桥机场。总先是机舱椭圆型窗口间的激动的张望，然后是走廊，通往护照检查台的长长队列；行李，手提车，以及操着纯粹沪语的海关人员。出关，意味着要像一位步上舞台的演员一般，去面对铁栏前的一大群五颜六色的接机“观众”，而其中必有一张笑开了颜的脸迎向我，一掌伸出的手，一段紧握以及不知在何时便发觉自己已站在了候机厅的自动玻璃门外：广场上旗帜舞着晚风，的士耀眼的尾灯眨闪着，驶过来又驶过去，意识在这时方才开始沉淀：几小时前还在香港的我，现在又真真实实地站在上海的土地上啦！
然而这一次，我却是从另一个方向进入上海的。
天刚蒙蒙亮，船舱里就折腾开了。我住的是头等，一人一室，然而两隔壁的二等，甲板上的三等却不理这些，叽叽喳喳的人声笑语，拖凳冲厕、移箱迭包之音响组合却早已令我闭眼容易，入眠无门。而最难抵御的还是那曲由“播音室”在反复播放的徐小凤的“卖汤丸”，令那还没入早餐的肠胃中真还产生一种空荡感。我坐起身，掀开了窗帘的一角：茫茫的晨雾中泊着几艘灰体的军舰——我知道我们的“锦江号”是自半夜起已停在了吴淞口外，等待天亮后的入港信号。
船是在我登上甲板后的一刻钟内又开始向前移行的。一切置于晨曦里，一股江水的腥味钻入鼻孔，船舷的两旁列满了正向岸边指指点点着的乘客。尽管，岸的两边都是千篇一律的雾中的田野，但风景欣赏者们的兴致似乎一直保存在高涨的状态，且时常能听到彼此间为了一个所经之处究竟是“川沙”还是“南汇”的地理位置而争得互不相让。然而最抢风头的还要算是一位廿来岁的上海小伙子：高高瘦瘦，西装外套披在肩上，外露的白衬衫笔袋里隐隐约约着一包“万宝路”。他被好几位婆、婶、叔、伯级人马围困着，急迫地打听着今日上海的式式与种种。
“侬哋位阿弟像是离开上海嗰晨光勿长伐？”一位操着因为久疏而明显生硬了的沪语的男子向他攀搭。
“一年——侬呢？”
“四十有多啦。四八年底去的台湾，那时我只有19岁——咦，侬去的哪里，那能咖快就可以回来了呢？”
青年笑咪咪地向周围那些听众睨了一眼，显然他（她）们是早已听说过他那一年经历了的：“去了澳洲——扒分。”
“啥么事？扒……？”
“侬哋位阿叔就有所不知了，”一位胖态雍容的港籍沪妇插上咀来，“现在上海闲话里嗰现代化新名词多得交关，扒分的意思是：赚铜细！”
“精确来讲，应该是：相当吃力地赚铜细”，经义务“陪译员”的这么一介释，青年的神态便更显得“专业化”了，“现在嗰上海啊，勿要太现代化了噢？！新名词勿去讲，新大厦，新商场，新酒店，噼叻啪啦矗起来——上海人又有钞票啦，现在日啷，几千块一桌酒，几千块一套衣裳，随买买！侬勿要以为哋牌欧洲人，卖相好来西，徒有其表，我哪能勿晓得？袋袋里能摸得出花头来嗰人没有几个……”
“以前就听说有‘万元户’，现在嗰上海……”
“啥没事？！万元户？——毛毛雨啦！现在上海做个体户嗰，啥人没有十几，二十万？侬听讲过一个叫‘杨百万’吗？做做股票，就赚了几百万，其实啊，上海过千万嗰户头，也勿是没有，只是传媒勿报导罢了——我嗰朋友中就有……”
“是伐？……”在周围一派敬畏的眼色中，台地老人关心的却还是他的切身问题。“我讲啊，小兄弟，我是第一次回来，下了船叫的士勿晓得是勿是方便，还有，会勿会给敲竹杠？……”
“啲嗰叫‘斩’。”
“斩？”
“斩！——”回答者利用脸部表情和左右手的配合，作出了一个狠狠的刀切牛排的动作。
“噢……形象！形象！不过旅馆方面，我还没订，侬讲哪一家会比较……？”
“高档的有文华、花园、希尔顿。”
“我是讲比较……”
“中档的有静宾、上宾、国际、华侨。”
“……哪比较经济实惠一点的呢？”分了三次的话头终于接完，“阿拉在外头赚钱还勿容易，再讲年青时代苦惯了，老了还勿想浪费；回上海主要是来看看，讲排场也没啥意思，侬讲是伐？……嘿嘿！——嘿嘿！……”
“对！”
“言之有理。”
“是唠，是唠。”只听得叔、伯、婆、婶辈中一片附和之声。
“……那就住‘海员宾馆’——百把块一夜，彩电、空调、热水浴，一应俱全。再讲，经理还是我朋友。”
“不晓得能勿能替我介绍一下？”
“闲话一句！”
“那太好了！”老人急忙掏着衣兜，“就写在这本通讯录上……”
“嗰嚒请问……”雍容胖妇显然不甘错失时机。
“啥嚒事？”刚打算面对通讯录的头又抬了起来。
“包酒水，不晓得侬有勿有路道？——”
“没有问题！梅龙镇还是绿杨邨——侬拣！”
“叫车子呢？”人围中又传出一个声音。
“哋嗰还用讲？！阿拉阿弟就是调度员。”而此次，竟连眼皮也没从“通讯录”上抬一抬。
“给我留一个地址……”
“也给我留一个！……”
“……”
几乎一下子，好几条手臂外加好几册“通讯录”都塞到了他面前，而埋头于其中的他已只能见到两片披肩的西装膊头在上下掀动，表示着：他的签名动作正在进行中。
要不是汽笛的一声长鸣，我倒也被鼓起了一份冲动去向他索取一行通讯地址来——不为了什么，至少是有趣，且是强烈着现代上海特有的“趣”。然而在江面远端出现的楼群曲线勾划在朝霞晨空上的画面就在此时令我——我相信，还有我周围的所有人——都砰然心跳起来。
“那幢高房子不就是江海关吗？”
“瞎七搭八！此地一带是提篮桥，外滩还远着呢。”
“提篮桥？就是从前关犯人嗰牢监？好像附近没有什么高楼……”
“勿要再翻老皇历啦！”不用看，我已能辨出这是那位“扒分”者的音调。果然，权威一开腔，便立即哑雀了周围所有的反对之声。“现在嗰提篮桥——勿要太闹猛噢！饭店、酒楼、卡拉OK，缺哪一样？侬勿看见那幢最高的建筑？哋嗰就是我要介绍侬去住的‘海员宾馆’；再讲，目前吴淞路又在拓宽、拉直，今后从市中心来此地，‘嚓’地一部的士，红灯还勿要过几盏……”
真的，我思路的视觉已不再需要依靠这位“专家”的导引了。毕竟，这些年我回来上海的次数也不能算少，新旧记忆和印象编织在想像力的经纬线上，向着沿江而立的建筑群背后的那片纵横交错的巷弄，锗红色的旧式民宅以及乳白色的现代堀起漫天盖地地铺展开去。我，感觉自己正轻而易举地踏上了大名路，弯进高阳路，拐入唐山路，绕过周家嘴路，便上了溧阳路。现一刻的溧阳路应该正匆忙在一片上班族自行车的铃声音中，而它的另一端则终止在居住环境十分幽静的山阴路；山阴路的尽头有一座著名的公园，那儿曾经生活过，如今埋葬着中国的一代文豪鲁迅。至此，我精神的视线才松了一口气，缓缓地圈上了一个句号。它开始向后退去，在溧阳路中段的那一片绿阴环抱间它开始徘徊：两旁红砖灰瓦着法式老洋房和日式小洋楼的地方久久不肯魂散而去的正是我童年的梦哪：我在那里出生，我的幼稚园、小学、中学都座落在那个区域，我便是在那么一派氛围中、离家回家、上学放学，自己踩着自己脚印地长大了，懂事了，让什么叫所谓“世界”，在自己的理解力中心渐渐聚焦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存在。之后，在紧张的人生战场，在匆忙的似水流年中，它竟会变得遥远，朦胧得像一场梦，一场一旦醒来，即使再真切，再感人，也不会有谁在大白天会去刻意将它牢记住的梦。而重返，恰似在许许多多年之后的某一回偶然的午睡间，蓦地，发现自己又置身在了那片亲切无比的气氛中了，并在强烈的主观意念的控制下，说什么也要将那场珍贵的梦境续完，箇中滋味，就像《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只有身历其境者才有体味权。
然而，同是一种感受，其分子与分母在另一个场合就好颠倒了过来，那是从我上海公干期接近完成的前几天开始的。
当一种归心如箭的情绪日更一日地深浓起来时，意识告诉，现实更告诉我，梦该，也总要醒的，我的“白天”毕竟在香港！于是，香港生活与生意的种种细节便又开始潮涨起来，它们漫过意识的沙滩，向我存在的堤岸逼近过来，而这种感觉几近完全真实于当自己已办完了全部的出境手续，手提一件随身的轻便，在候机室的沙发椅中终于松下了一口气地坐下来时。这是因为在感觉上，自己已经离境，只待波音机的一声长啸，由漆黑的时光隧道，再将我从童年载回中年，五十年代载往九十。
就这样，我背靠椅垫，手握一卷已无法再令思路进入其中的诗集，坐着，漫茫地等着，让一片出境旅客的笑声在周围此起彼伏。突然，一袭瘦高的身影打从跟前经过，令我近于困钝的思路突然亢奋起来。
“嗨，朋友！”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站起来，向他打招呼？
“嗯？……”他回过脸来，迷茫地望着我。
“可能你忘了，那天在回上海的锦江轮上……”
“噢，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张先生，侬好！……”
“不，我姓吴。”
“噢，对了，吴先生，吴先生，”他恍然大悟般地伸出一只手来与我的相握，“哪能？——回香港去？”
“是啊，侬呢？经香港回澳洲？”
“一点还勿错，亏侬还记得！——屋里全在香港？”
“嗯。”
“出去几年了？”
“十五年。”
“嗰嚒讲来，侬也算是个老香港了？”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光彩放出来，“来，坐一息。”说罢坐下，并随即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包“万宝路”，弹出一枝，作出了一种要抛掷过来的趋势。
“不，不，我不吸烟，谢谢！再说——”我用手向他身后的那块“候机厅里严禁吸烟”的告示牌指了指，他转过身去，“噢……”尴尬一笑，他又将烟塞回了原处。
“到上海来做生意？”
“也不完全是，不过每次回来，寻梦的意识倒是十分强大的。”
“噢……？”
“活了四十多年，有辰光想来就像做了一场梦，而这梦的前半截都是以上海为背景的。”
“连侬哋种人都有此感受，更勿要讲阿拉了……我是要想请教一下，以侬目前的人生位置来观察，究竟哪一头更像你的家——上海呢，还是香港？”
这倒真是个一把卡在了我最痛处的提问。我记起了那次在复旦课堂上，面对大学生们的类似问题而作的一段描述：每一回，当我拎着手提箱，站在家门口前按铃时，我便已理所应当地盼待着下一个生活镜头的出现了，那便是门被打开，卷发的小女儿鸟儿似地扑向怀里，而亭亭的大女儿则斯文而羞妮地靠在我的肩上，让我抚摸着丝帛般的秀发；妻子趋向前来：“一路上都好？”继尔，便是在那香泽上的一唇亲吻。唯有老母亲，总是银发苍苍地站在一旁，无言地瞧着，让宽慰的笑容挂满了面孔的。每次，旋涡在这团圆一幕中的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流泪冲动，这是一种人于太幸福时所必会有的生理反应。怎么说呢？家的概念有时竟断层在那么个感人的瞬间。
“能转换个话题吗？——我答不上来。”我的眼神望向了别处去。
“……假如方便嗰闲话，到了香港还想求教侬帮个忙，”过了许久，我才听得一个声音在边上响起，我抬起脸来，“是哋能嗰，我还是第一次到香港来，有个远房的表哥讲是讲会来接我飞机，假使万一落空，能勿能问侬要只电话、地址，顶多……顶多也就借宿嗰一两夜……？”
“闲话一句！——”我急不及待地用他那天在晨轮上的语调向他道出了一种由衷的欢迎，于是，大家便相视而笑了。
至于写有电话和地址的字条那是在登机闸开始检票时才匆匆塞给他的。下机后，虽东张西望，也再未能见到他的身影。到家了，团圆的那一幕依旧上演，且一样地动人，就不见那位连姓名都忘了问的同乡的来电：第一天没有，第二天我仍挂在心上，第三之后我也就不再去想他了——看来，他的表哥终于还是来接了他的机，而现在的他，应该又回到了澳洲，重新捋袖，投入了再一轮的“扒分”运动。
九三年元月
自虹镇老街出发(95.11.10)
重见虹镇老街那是在三十多年后今天的事了。小时候，我家也住虹口，虽地处那种带铁门和庭院的小康区，然而因了同学也有不少个住那里的，因此虹镇老街倒也是我常去的地方。
在记忆的遥远里，虹镇老街道窄屋佝，坑洼不平。丑陋的老虎天窗自屋顶上探出头来，俯瞰着那一片七高八低着灰瓦黑砖的贫穷的海洋。假如，放学之后，一个兴高采烈的你，高呼着某位同学的名字，自低矮的门框间鲁莽闯入，说不定何时就会在半明半暗之中踢翻了一尊晾搁在门口已经洗刷干净了的马桶，从而惹来一连串浓浓苏北口音的斥骂。但你可不管这些，伸一伸舌头，便从陡陡的窄梯摸了上去。那是若干平方刚能站得直人的阁楼，方桌、板凳、木床、米缸、水桶以及同学父母的那幅劣质着色的结婚照端放在被石灰水刷白了的墙中央。于是，那方缺少了大人坐镇的阁楼便成了我们这批顽童的无法无天的乐土啦！钻进爬出攀上跳下，总之一切不需要耗费钱的游戏我们都玩到了家，直搞到满室狼藉以及那位在窗前放哨的小子终于报告说：来了！（他当然是指同学的那位从纱厂放工的胖母亲或是蹬三轮归来的瘦父亲啦）大家这才抢起各自的书包，连滚带滑地飞下扶梯，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那片迷宫般的横巷与竖弄之间。至于遭骂还是挨打，那才不管我们事，自有那位事主的同学去担当。
那真是段快乐的时光呢，只是快乐总是要在它逝去之后才会在对比的背景上凹凸出来。当年，对于我们那群一聚而拢一哄而散的毛孩子最梦求能得多点的是什么？无非是钱——那张最万能的花票票啦！一、两毛的零用钱就足以让人想象半天了，是买一堆零食在小伙伴间分享呢，还是独自去享受一场《鸡毛信》《上甘岭》之类的早早场？无法作出选择的原因是哪一样不都一样地诱人？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以岁月换来了事业以及存款，却再也买不回童趣：这是一条无奈的人生单行道。
这，便是眼下的我再次踯躅在这片熟悉土地上时的感触了。虹镇老街没变，据说这是沪东区唯一一块仍未被批租出去的棚户段。然而，虹镇老街毕竟还是变了：坑洼的窄街平宽得多了，而门口斜晾着马桶的只数似乎也大幅度地减低了。不批租就自批吧：一幢二层带三层阁的新楼香里香气地已在原地头上竖立了起来，几个汗油淋漓的家伙正挥手划臂地将一扇硕大的铝合金窗吊上楼去。有时，你会见到一部簇新的三菱空调的尾端自低低的瓦檐顶下伸出来；而X X餐室，X X发廊的招牌随处可见，脏兮兮的透明纱帘半隐半遮着乌黑黑的窗框，可爱着一种泥腿子第一次著上了西装时的不协调。一幅用歪歪扭扭毛笔字描出来且还包含着若干可笑错别字的服装铺的广告更可人：欧美最新时尚荟萃！但着实让我吃了一大惊的更是：昔日的某扇老虎窗如今已被改造成了一方盒铝质玻璃的全透明豪华浴室，筑落在瓦灰的房顶之上，俨然一座超现代化标志。再几步之遥，停着一辆红色的“夏利”车，莫非都有上私家车了？我正摸着车壳纳闷呢，一汉子便恰好抹着口角的油水从一方黑幽幽的矮门之中跨出来：“怎么，想乘车？” “噢——不！不！……” “顺道回来喫顿饭”，他自言自语着地打开车门，从中摸出了一座灯箱往车顶上那么一搁。原来是架私营的士啊，我这才明白。
沿着差不多里把路的曲弯，低矮以及羊肠狭窄，我终于走上了一条宽大了些的马路。岳州路？不错，岳州路。回首虹镇老街也退留在了身边，我逼令着脚步以一种梦境之中的坚定向前走去。一辆的士驶过来，在我身边圆滑地停下，一张留着长发的菜黄色的脸蛋探出来：“哪能，走伐？——”但我的注意力却早已被不远处的一家轰隆着轧钢机声的某金属制品厂吸引住了。这不是那一年我们那班同学来“学工”的地方吗？是的，应该就是！我驻足向横着吊车的厂门口张望，两个工装裤的黑脸汉有说有笑地走出来，瞥我一眼，过去了。会不会又在哪里见过？不，这一次我定神想了想的结论是：不可能。因为他们顶多也就是二十来三十岁的年纪。但附近的那座“给水站”就不同了，肯定是几十年前的遗物。一位挂着件乏黄了的汗衫的老人半躺半坐在一张旧竹榻中，竹榻置于“给水站”的阴影里，老人木讷地注视着街心的阳光，一切无言，好一幅黑白片时代的景物素描！
怀着一种稠稠的怅惘，我再从岳州路走上了周家嘴路：模模糊糊的回忆追随着我，影影绰绰的“过去”放映着，断断续续的故事首尾不衔接地倒叙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名以及面孔交错对号。13、17路无轨电车自我身边驶过，售票员拍打着车门停下，又开动；公平路站、高阳路站、新建路、商丘路——到梧州路了。二十，大概要近二十五年之前了吧，这里是21路电车的终点站，弯形的双联车厢通常都是绕着中心岛那么一个大兜圈，便又将其车头掉转过来，朝着了另一个方向——中山公园的。如今，车站早已搬迁，中心岛上摆满了个体摊档。但至少，有一件存在物仍是熟悉的，这便是那爿叫作“前卫”的中药店。无论如何，这还是个坚定不移名字呢：在那个所有的店名都一窝蜂地改为“红卫”、“兴无”、“风雷”的时代，它不曾动容；现在，当一切的铺姓又转向“金X”、“富X”、“豪X” 的年头，它也一样地不动心。当我决定就从这里转弯向外滩方向进发时，我站定了，并用眼光向它投去了一瞥注目礼。
外滩，那是在我沿着九龙路河旁经东大名路穿入黄浦路的再一轮卅多分钟的步行后才到达的。繁华的上海心脏区已在望。我从古朴的铁桥上渡过河去，不远处，吴淞路高架却以一种现代化的姿态与我并驾齐驱，腾空虹跨水面而过，傲视着在这十九世纪钢铁桥架下蠕动着的芸芸众生。
在外白渡桥堍的黄浦公园的边门处，我再度收住了脚步。我回望，回望整片人口稠密的大虹口已留在了桥的那一边，在它的最前沿矗立着的是那座东正教风格的建筑，此刻正在夕阳的灿烂中反射着金辉。在这座曾是苏联领事馆的绿色拱顶上如今飘动着的是俄罗斯共和国的三色旗。又一个少年时代的记忆细节在脑屏幕上清晰起来，这是有关那部曾使我以及无数个我的同代人激动得夜不能寐的电影《地下少先队》之中的某段情节的：在那年代，少先队员们的入队仪式都是在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教师的带领下，散立在白渡桥的彼端（可能就是我此刻所站的位置吧？），向着对岸高扬着镰刀锤把的红旗，心中默念着宣誓辞的。
历史，就是这样地流了过去，无情而真实，冲刷出了几重世界，几度人生，几许感慨。不变的只有黄浦江、苏州河水，还是那同一种流姿，同一种颜色。我回转头去，再一次地朝前迈开了脚步：就某种意义而言，前进的坚定，应该属于那个经常不忘回首的人——我如此地想着，并让自己淹没在了外滩的滚滚人潮之中。
95年11月10日 于香港
残疾车(96.1.30)
所谓残疾车，并不是说车有什么毛病，而是指驾车者为残疾人士。本是一种为着方便伤残者的日常行动而设计的交通载具，当它适应时势地演化成了一类运客的生财工具时，在沪人口语中的“残疾车”便也被赋于了一层新的意义。它们在大上海街巷如迷宫般的版图间窜入拐出，弥补着这个东方超级都市的交通堵塞与不足，构成了上海市容的特色流动景观之一种。
残疾车通常是由一辆旧款的国产“幸福”牌摩托改装，焊延出一截铁架，铺架上几方木板（讲究些的还可以在木板上垫衬上一层薄薄的人造革面连泡沫内芯，算是提供一种软感享受），卷展一帘帆布蓬檐，挡阳又遮雨。于是，司机居前，搭客在后，特殊的交通工具便开始在这特殊的时代，“突突突”地招摇过市了。
话说残疾车也有过一段风声鹤唳的艰辛期。一是因为了它的陋貌多少有损于上海改革开放的形象，二是它穿街钻巷横绕直行歪打正着的门门道道也不便于交通的正规化管理，三是没有登记也不曾注册的它，缴税当然也就成了义务之外的事。综合上述三大原因，当局也不是没曾下过要将其彻底清一清理的决心的。那时节，你常能见到警服端庄的执法人员，一个白指手套的敬礼，便将残疾车截停在了道口街边，而衣衫不正面色菜黄的残疾车主则哈腰陪笑，递上一份证书还附带一枝香烟什么的，在风中雨中雾中车辆排气管的废烟中比划着某种解释。后来，就听说有人提出了三点反驳意见：残疾人士身残志不残，他们自食其力，为自身谋点小福利，难道也非得缴它个全税什么的不成？你们明白今年是什么年？（那年恰好是国际残疾人士年）以及你们可更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士协会的最高领导人又是谁的儿子吗？三句反问一出，就连再高官衔的都吱唔以对王盼左右而言他，就更别提那些警服与袖章之类的了。
其实，在正方所提的理由之中，至少第三项还是很有些依据的。免税使那些伤残人士受益自然完全合乎情理；只是就因为免税，残疾车的驾驶群间便混迹进了不少本不应属于此等行列的手明脚快者，不知廉耻地抢食着那份分拨于他人的优惠。有一回，我就搭上了一辆车侧边还横绑着一枝拐杖的残疾车。这是一枝上凹包软布下垫套胶掌的跛者棍，很能让人产生一些当车主收工停车熄机后柱着它一瘸一拐回家去的情节联想。然而，就当车行驶到半路时，车身在拥挤的车流间被擦了一下，擦它的是一辆自行车的前轮。残疾车“唰！”地一个急刹车，而见状不妙的骑车人刚想逃遁，就被“忽”地窜下车来的“残疾人士”健步如飞身手不凡地一个招式，紧紧揪住。只见他满脸横肉兼满口粗话，一吐为快之后更一赚方休。就当他晃甸着几张“大团结”，右手敲打着左手地走回来时，我问他：“你究竟是哪里残疾啊？” “残疾？”他先是一愣，继而狡黠一笑：“少了一只腰子，”他往胸肋的左下方那么地按了按，“你有X光透视眼吗？”我，当然没有。车又开动了，迎着呼呼的风声，他似乎还在说些啥。
“什么？——你说什么？”我尽倾着前身地问他。“挂羊头卖狗肉，你听说过这句成语吗？”这次，我毫无疑问是听说过的。
在上海，出门搭乘残疾车之所以至今仍不能广泛被人接受的原因除了该等“车辆”从无票据可以出具外，不舒适不安全又无招来挥去的士的那种气派也不失为几项重要因素。而对于那班迟早总能找到车资报销去处的搭车者来说，就更犯不着为公家省那两个小钱而去经受路颠之苦的了。然而我却不同：搭车从来便是自己掏腰包倒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乘坐这类四大皆空的残疾车于车水马龙间惊险而过，能让你享受一番车凛凛马啸啸的意境，还有某些一般搭车程序所无法提供的情趣的，诸如上车之前煞有其事地讨个数讲个价而下车之时又出其不意地往他手中塞多五元十元的以换取对方一叠串喜出望外的“谢谢！谢谢！”之类的剧情发展。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搭车是在年把前。一位右臂高位截肢满腮须桩的大汉单手挡把地为我驾驶一辆相当破旧了的杂配车。车常出毛病，每过几个街口，他都要下来，踢东打西地折腾一番，然后再走。但到了复兴路南昌路口，车就索性“罢工”不动了。大汉用一根绳索套住引擎，一个猛拉，摩托“突突突”地呻吟了几声便告停下，再试一次，还是一样。既然要用它来赚钱，为什么就不去买架新的？我问。穷哪。穷？做不到生意嚒？倒也不算是，一天一张“四伟人”还是可以照牌头嘅。那还能算少？一天一百一月三仟——再说还不用打税，我摆出了一副在行的模样。但负担重啊，一个风瘫老娘、一个瞎眼老婆，幸亏女儿乖，都考进大学了，但学费又是高到叫侬吃勿消！……我觉得自己的心窝溜溜的，眼眶也开始溜溜起来，有谁没有老母、妻子和女儿呢？你这人也是的，好娶不娶，还去娶个瞎子老婆回来占手脚。不瞎的，能要我嚒？他停止了手中的活儿，转过脸来望着我——这倒也是真的。只是看来车是非要大修不可的了，因为他已将工具摊满一地，摆出了一副作战前夜的架势。我跳下车来，往他手中塞入一张“四伟人”：“你慢慢儿干吧，我没时间等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走去，连领受一声“谢谢”的情趣都流失了。
而最逗人的一次搭乘残疾车，那又是在此半年之后的事了。
那回儿成都路高架还没竣工，而新闸路又正拓宽，四叉路口的车流量要比平素高出至少一倍。好在我的那位驾车人车技高超，竟能循着那条车流与人行道岸间的窄缝安然锲入。虽然，我一早已见到有个小男孩，叉开双腿挺立于前沿阵地，“面向大众”地似乎正打算干些什么，但还在我未及反应过来之先，车已在他的前面停了下来。一条波形抛物线，宛若罗马广场上某位天使胯下的喷泉细流，说时迟那时快地展开了它的浪漫射程，而落点又正巧是我的裤腿跟。我“啊”地一声叫唤，连忙缩脚。司机闻声，转过身来：“小赤佬！——”男孩受惊，管他三七二十一，急忙收拾起器具，返身便逃。而绿灯偏又在此时亮起，背后传来一连串催促的铃声与喇叭声，司机于是只得开车。“不好意思哦，先生！——最多我少收一半车费啦，”他说。
到目的地的时候天色已暗，大上海的憧憧楼影高低错落在霭雾浓浓的烟波里。我当然不会少给他钱，并且仍是按常规塞多了他十块。他在暮暗中辨认完了手中的所得之后抬起脸来望了望我，而我则望了望裤腿上的那滩尿迹未干，于是，两个人便都不约而同地笑了开来。
96年1月30日 于香港
烟云岁月（96.6.22）
假如将三十年从任何人生阶段抽走的话，一种魔术般的效应将即时产生：突然童稚，突然青年，突然精力蓬勃得不知所为，甚至突然眼前一黑地退回母亲的子宫里去。而假如将三十年从我们这代人的生命历程中略去的话，我们又会面对一派茫茫的什么？遥远如隔世，或者很近，近得仿佛只相间了一个昨夜？
一样的屠格涅夫一样的普希金一样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素有通宵达旦啃完一本好书习惯的我，在第二天的朝阳里蓦然发现世界全变了。街上红旗红标语红袖章，校园里大字报高音喇叭以及节日狂欢般的同学们亢奋在浆糊与墨汁浓浓的气息中。然而那一夜，我却不曾睡，不曾做梦，甚至连眼皮都不曾瞌过一瞌，我真真实实地清醒着，清醒在欧洲，清醒在十九世纪，清醒在那个高礼帽贵族裙与花边太阳伞的缠缠绵绵的时代，清醒地旁观了于连与伯爵夫人之间眉目传情的每一个细节——这让我感到：大白天的一切似乎更像是一种梦境。
文革开始于我十八岁，准备参加高考的前一年……
躲在教学大楼的阴影里，我望着激昂的批判大会在火灼灼的烈日之下进行。黄军服黄军帽黄军球鞋的猴瘦精灵的男同学们，短发散辫，右手握着一册语录本，再来一起胸前横臂动作的女同学们，一切的装束以及个性都统一在无性别的革命大旗之下，而口号声此起彼伏，从“打倒” “横扫”到“粉碎”——愤怒与仇恨将他们青年的脸蛋都扭曲了。他们是真愤怒，他们是真仇恨，他们着了魔似地充满了破坏力，他们渴望去“砸烂一个旧世界”再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在他们血气方刚的年岁上，“砸烂”，还不轻而易举？只是“建立”（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却成了他们之后的儿孙数代还未必能收拾得干净的孽债——这却是当年的他们决不会思及到的事。……
一列队昨天还被赞歌为“园丁”的教师们低首弯腰地自批判台上鱼贯而下，一头阴阳发，一脸臭唾沫，在两旁森林般举起的手臂与大海般澎湃的口号的夹道间，他们通过，忍辱吞气含冤：恐怖的心灵折磨，这是文革十年中最家常便饭式的例行公事，就如在二次大战的战壕中，坦克过后的插刺冲锋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哪一次会被哪一颗子弹击中？
这便是运动发起者——那些人民战争专家们——的高明之处了：先用饥饿法将一群狮呀虎呀狼呀狗呀的诱惑折腾上一番，然后再将一只浑身颤栗着的活物突然投入，如此激发一场窜扑撕抢猎物的游戏，其结果的残忍度自然不难想见。只是残忍与否的定义，也是因人而异的：对有些人卒不忍睹的在另一批人却恰好是一种观赏上的享受。所谓革命不是绣花绘画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在那么个动辄就要将人“打翻在地”，然后再“踏上一只脚”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中，凡事不被推上极端又如何敢以“革命左派”自居？疯狂，疯狂之后是亢奋，亢奋过后则是更疯狂。人的理智的失去似乎是有传染性的，而从来就躲藏在人性深处的原始兽性能在一个昼夜间就被催芽。妒嫉猜疑仇恨杀戮——那幅位于街中心宣传画上的“最高统帅”正向前挥出他那面巨大的手掌：向一切牛鬼蛇神发起总攻——有我，支持你们！
批斗、游街乃至被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揪发按首绑赴刑场的“壮观”场面随时可见，其频率高到如同在廿年代的京都古城随处都能围观一场玩猴耍杂的街头表演一样。围观者们兴致勃勃又提心吊胆，同类的痛苦令他们既亢奋莫名又感染了些许兔死狐悲式的哀伤。突然，一个女青年尖叫了起来，说是有人在她的屁股上捏了一把！人群立即沸腾了起来，人们舍弃了那个仍戴着高帽罚跪于台上的批斗对象转而去捉拿至今还“隐藏”在“革命群众”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把坏份子揪出来！” “把破坏批斗大会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揪出来！” “砸烂他的狗头！”所谓“坏份子”是一位文文弱弱的，戴着一框白塑镜架的书生型的人物。此刻的他已吓到嘴唇煞白，周身抖筛不已。他断断续续的辩白是：“我没……没……捏她的屁……股……屁股！我只是……只是不小心……小心……”然而，人潮强大的吼声瞬刻间便将他苍白的颤音吞没了，没人能听到他在说些啥，也没人愿听他在说些啥，无数争着要证明自己就是那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雨点般地打落在猎物的头上胸上背上，在人之旋涡的深处，他沉溺下去，而我所能瞥见的最后一眼便是那枝绝望了的白皙裸臂还在人海的顶端之上挥动……
这便是文革颠狂期的一段小小的情节插曲：又一头猎物误入陷阱，清白或者无辜，有谁还能在那个年头拥有一份分辨的空闲与雅兴？在那个每个人的命运都落在每个人掌握之外的时代，或者明天已经峰回路转，或者就注定了这便是通往永久地狱之路的一起转折口。就如当年热血满腔的红卫兵们，曾经如何以他人的悲剧来结构自己喜剧的那一群几年后竟以自己的终生悲剧垫铺了一个伟人步上神坛的某一层台阶。
1969年底。上海北站。刺骨的西北风中，裹着棉军大衣高竖起毛衣领的“农垦战士”们正将头手自火车窄小的窗口间拼命地钻伸出来。这都是些小到只有十二、三岁，年长的也超不过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月台上，红旗横幅“啪啪”击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高音喇叭中，“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声激昂嘹亮。要说气氛，也真给营造到了家，然而，面对生养自己的故乡和父母的斑斑泪脸，在这心魂即将被撕开的刹那间，一切信仰的海市蜃楼突然沙崩，长长哩把地的月台上爆发出了一阵震天的号啕，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状，缓缓地向天空升去。但，一切都已太迟，火车巨力的蒸汽连杆启动了，且一转快似一转地朝向滚去，任何拥抱，任何牵手，任何随车的狂奔都注定要被粉碎！一朵不知是从哪个佩戴者胸前挤落的红花，循着路轨，随着悬挂着一盏板道红灯的车尾厢的背影，吹腾起又落下，落下又腾起地飘流到很远很远的远方……
十五年之后，当小皮毡帽一顶，满脸刻痕，目光滞顿的当年的你拎着那同一只
灰褐色的旅行袋，牵着一个穿花棉裤的娃娃自上海站月台下车时，你四处张望地想发现些什么。然而，除了那排矮平房北墙的阴面上还依稀留有当年“横扫”一类标语的笔划残迹外，你找不到任何。你随着人流流出车站流入了这座你本来就应该属于她的城市，夜，降临了。霓虹灯高低上下前后左右地闪动，刺激着你早已适应了黄土以及禾苗的视觉；而邓丽君柔断寸肠的调儿绵绵着，污染着你属于风声以及牛鸣羊咩的听觉——十八年前，在火药味浓浓的大批判台上，虽然你曾慷慨激昂地对所有这些都下过一连串可怕的定语，但，它们却是你眼前铁一般的现实。你忽然觉得自己的手被牵住不动了，回转头来，你见到女儿小小的身影在街边食品摊档的明亮的灯光前站定了。她手指吮含在口中，眼光勾勾地发直。你一阵心酸，急忙去掏棉袄内插袋中的那叠以工分以及血汗换来的深藏不露。两个时髦性感得几乎都令你窒息的女郎迎面走来，卷旋起一股香风：“安徽难民”，一个说。“快！过对马路去——当心缠牢侬讨钞票。”另一个立即果断出一项应变措施。但奇怪的是你竟然没有任何被误解的愤怒以及解释的冲动，你只想拖着女儿远远避开。你第一次强烈地感到莫非你真该属于安徽属于山区属于那斜土屋那盏油灯那头火坑？
当然，你一早已经知道，四人帮被打倒，“我党又取得了另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不知道是年龄的添柴呢还是经历的不断煎熬，那些过往性格中的冲动与激昂已被蒸发，留下的只有麻木与理智这二种沉淀，它顽固地告诫你说：上海必然已变成了这样那样，而且也应该变为了那样这样，尽管你固执而坚难地扭转不过自己的想象。“爸爸，上海的棒糖真好吃！——”女儿的满足就是你的，你自那幅昔日领袖挥手，革命人民奔向前方，而如今已换成了“让上海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上海”的广告牌的巨幅白铁皮支架下通过，嚼着苦涩，回想当初。现在，你已在某个公交车站上站定，胡思乱想着究竟这是你生命的起点还是终点？但无论如何，你将从那里连同你的娃娃以及旅行袋挤上一辆语言目光手势以及体气都丰富着上海人特色的车辆，再由它一路颠簸着地将你送往城市的某个角落，那里亮着一扇黄灯光的窗户，一扇即使在你山坳最深沉的梦里黄灯都未曾灭熄过的窗户。“老乡，住旅店吗？”有人拿着一块招牌兜售上来，“是个体的，每晚十块，保吃，保住，还有假发票供报销……” “滚侬嗰蛋！”你忍耐了这么久的委屈竟于这个意想不到的一刻间怒不可遏地爆发了，“侬瞎了眼睛啦？！阿拉还是上海人，阿拉回上海自家屋里去！——”
又一个十五年。屠格涅夫和普希金已在我的书架上站立成了古董，日子却仍一样地白天黑夜晴朗雨灰春夏秋冬：不朽的仍是不朽的，而腐败的早已化作肥料，被吸收成为了新一代生命欣欣向荣的某个组成部份。未来向我们奔来，并于瞬刻间在我们的身后凝固成历史。历史是一种内涵上的不可改变也无从否认，尽管仍有人企图在对它的外形进行着观察角度的不同诠译。历史属于纯理性以及命运的巧合以及经验与经历的瞬刻之间的定格，所谓总结，只是事后的一种玩味式的无奈，对于心灵的安抚远大于驱动。然而即使是历史，这块意味着永恒的花岗岩中都不可免地隐含着一些带有可塑性的有机成份，那便是在某个有月之夜的反省、内责、掩面以及后悔莫及。而我，便是在那次老同学的聚会上再遇他时，听到他如此感慨的。
其实，同学们也都不能算太老，华丝初霜的一群中唯他显得最突出，一头灰发地坐在屋子的一角，孤单而寡言。“你是个作家，你应该明白……”他喃喃地说着，目光又散开了去。明白？明白什么？那个烈日如火的夏季，那个一身军服军帽军鞋的他的乌托邦式的信仰还是眼前这么一位小老头的迟钝与木纳？但他坚持说他还算是幸运的，最终还能回到上海，回到自己梦睡过去前曾生活过的那块地方来；在乍浦路桥堍摆上一付擦车档摊，风里雨里烈暑寒冬地擦亮了一圈又一圈脚踏车的钢环，然后再望着它们如何滚动着地重新上路。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城市繁华过，死寂过，疯狂过，如今又无可药救地再度灯红酒绿起来，让他这么一类沉淀在社会底层的淤泥般的人物也感到了一种钱的翻江倒海的搅动。但他还是要忍不住地常抽空回安徽去，回山区的那角偏远的村落之中去，他老幻觉自己有些什么丢失在了那里。比方说山沟深处的一座无碑之墓吧，每次回去，他都不忘会去拜祭一下。这是一位与他同来安徽插队的兵团战友，在一次抗洪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年青宝贵的生命”。他会在他墓前久久默立，掩面，暗泣且自言自语着一大堆没人听得明白的喋喋不休的废话，诸如他已代他向某某致歉，向某某乞求宽恕等等之类。他向他说，我们这代人算是完了，你完得干脆，我完得窝囊；你完得疾风骤雨，我完得老牛拖破车而已——其实，我们也没啥两样。
又一个十五年。屠格涅夫和普希金已在我的书架上站立成了古董，日子却仍一样地白天黑夜晴朗雨灰春夏秋冬：不朽的仍是不朽的，而腐败的早已化作肥料，被吸收成为了新一代生命欣欣向荣的某个组成部份。未来向我们奔来，并于瞬刻间在我们的身后凝固成历史。历史是一种内涵上的不可改变也无从否认，尽管仍有人企图在对它的外形进行着观察角度的不同诠译。历史属于纯理性以及命运的巧合以及经验与经历的瞬刻之间的定格，所谓总结，只是事后的一种玩味式的无奈，对于心灵的安抚远大于驱动。然而即使是历史，这块意味着永恒的花岗岩中都不可免地隐含着一些带有可塑性的有机成份，那便是在某个有月之夜的反省、内责、掩面以及后悔莫及。而我，便是在那次老同学的聚会上再遇他时，听到他如此感慨的。
其实，同学们也都不能算太老，华丝初霜的一群中唯他显得最突出，一头灰发地坐在屋子的一角，孤单而寡言。“你是个作家，你应该明白……”他喃喃地说着，目光又散开了去。明白？明白什么？那个烈日如火的夏季，那个一身军服军帽军鞋的他的乌托邦式的信仰还是眼前这么一位小老头的迟钝与木纳？但他坚持说他还算是幸运的，最终还能回到上海，回到自己梦睡过去前曾生活过的那块地方来；在乍浦路桥堍摆上一付擦车档摊，风里雨里烈暑寒冬地擦亮了一圈又一圈脚踏车的钢环，然后再望着它们如何滚动着地重新上路。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城市繁华过，死寂过，疯狂过，如今又无可药救地再度灯红酒绿起来，让他这么一类沉淀在社会底层的淤泥般的人物也感到了一种钱的翻江倒海的搅动。但他还是要忍不住地常抽空回安徽去，回山区的那角偏远的村落之中去，他老幻觉自己有些什么丢失在了那里。比方说山沟深处的一座无碑之墓吧，每次回去，他都不忘会去拜祭一下。这是一位与他同来安徽插队的兵团战友，在一次抗洪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年青宝贵的生命”。他会在他墓前久久默立，掩面，暗泣且自言自语着一大堆没人听得明白的喋喋不休的废话，诸如他已代他向某某致歉，向某某乞求宽恕等等之类。他向他说，我们这代人算是完了，你完得干脆，我完得窝囊；你完得疾风骤雨，我完得老牛拖破车而已——其实，我们也没啥两样。
两样的只是我有了个女儿，有了个很乖很懂事的女儿（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常唱的那段样板戏中的台词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什么也没学到，除了那么几句不连贯的语法以及没头没脑的生活哲理外）她已考取大学，而且学习也很奋发，而你，你却连一个异性朋友都不曾有过啊。到底，我们算不算是上了个大当，在我们的那个最易上当的年岁上？或者当在上得太大时，人反而可能是感觉不到的。就如一个巨大的圆球，当你在其上直线行走时并不能察觉它正每一刻都在以一个极微小的角度改变着转向。然而，为什么教人上当的人如今还能拥有一座纪念堂，而上了当的却只有游魂异乡与荒草野鬼为伍——难道历史从来便是如此写成的吗？
老同学们倒是常聚会，我也坚持参加。一个昔日的红卫兵头头今日的擦车夫受不受人欢迎，我并不在意；见到谈笑风生的同学与银发苍苍的老师们便是一种心理回归了——假如能让我再活多一次的话，我又会如何做？一位女同学的一次发言最令我砰然心跳：我们是历史的这一声霹雳恰好在我们头顶上炸开的一代，要营养的年龄没饭吃（自然灾害），长知识的年龄没书读（文化革命），闯事业的年龄没活儿干（下岗浪潮）——我们，算是全挨着啦。然而，依我说，这一切似乎倒更像是一场梦，一场睡去醒来，醒来又睡去，现实与梦境犬牙交错了的梦。有时候，好端端熟睡着的我会突然惊醒过来，就像一个自时光隧道闯入的局外者，望着这眼前的一切呆住了。我会气急败坏地推醒那个与我在插队苦难中捱熬过了这么多岁月的枕旁人，说：“我们是不是在做梦，我们是否仍年青？！——”
结论，当然是否定的，除了一喋串睡朦惺忪之中含糊不清的咒怨外，我得不到什么也证明不了任何。“你是个作家”，他又回到了原题上，“你应该明白……”
我望着他那对真诚、惶恐而又迷了路的眼睛，竟觉得一切解释都是虚伪，一切安慰都是残酷，一切猜断都是徒劳，一切结论都是荒谬的——在这个主题上，你是个比作家更作家了的作家；而所谓明白其实也是相对的，你真正明白在不再明白时，而又重新陷入困惑于一切似乎都已真相大白后，我说。
九六年六月廿二日于香 港
流彩百年南京路(98.12.24)
毫不夸张，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有人知道说是，东方有个古老而博大的中国，中国有个超级且传奇的都市上海，上海有一条流光溢彩的南京路，而南京路的繁华史假如朔今往上推算已越百年。然而，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隧道中，她的最远的延伸端点也只不过在五十年左右。再以前？再以前的她的景象便只能在脆黄了的相片图片与剪报之间去寻觅了。
据说，南京路的前身只是一条烂泥弄，从黄浦江边的某个部位往内陆延展进去。自从浦江岸畔靠泊上了黑烟囱的外国邮轮之后，戴大礼帽的绅士与挽太阳伞的淑女们便开始踏足上了这块被西方文明开拓者们称为了“冒险家乐园”的土地。成排成排的花岗岩大厦沿江崛起，南京路也是在那时开始修筑。这条筑于公共租界的，当时全长约莫只有五公里的，被称为“大马路”的马路，便是上海所谓“十里洋场”的出典。细看当时留存下来的黑白相片，模糊的感光材料，拙劣的摄影技术，却仍能向你透露出一种逼真的氛围，让你去面对一幅幅被高速闪动的快门于瞬刻间凝固了的时光断面，以及以今日之历法来计算，几乎已划一作古了的人们的种种心态，情状与表情，古怪，有趣而动人。圆柱露台的洋房和碗瓦青砖的唐楼互邻，高礼帽文明棍的蓄须人与长辫马褂们混杂。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之末的南京路面还是泥质地的，典当铺的齿边旗帜撑到街的中心，一旁，某家经营洋酒洋烟罐头果糖之类的洋行堂堂皇皇地占据着相片正央的一大块画面。几个盘辫男人在街边设摊叫卖，另一个衣衫极之褴褛者正埋头于腿弯胸前专注于某件活儿——“捉老白蚤！”这是一位对上海旧史绕有兴趣又颇有研考的文化界朋友对这一乞丐式人物眼下正从事的“业务”所作出的判断。尽管我对此仍有保留，但有一点大家似有共识：相片记录的应该是今日南京东路红庙向西的那一带的生活场景。因为，远远地，我们已能瞥见一片浓密的树林的边缘了。我们曾见到过一幅1900年前后的静安寺的照片，哪有什么商场戏院和“百乐门”舞厅？只有庙黄色的古寺隐隐绰绰在巨大的梧桐树和榆树林间，高轴轮的双套马车在街上悠闲行走，一派十九世纪的欧郊情调。
这，便是今日吾人眼中的南京东路和西路了，假如没有照片为证，谁能想像？而又谁能相信？风云变幻，百年沧桑，南京路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一回章节。
然而，在我记忆最远端的那个时代应该是在50年代之初，那时的我还不会满五岁。我的小手总是被穿着旗袍的母亲的手牢牢地牵着，在人腿的隙缝之间，一双好奇、渴望的眼睛四下里花花绿绿地打量个不停。母亲说，现在可好了，没有了那些“小瘪三”，刚要解放的时候，他们墙角屋檐的站得到处都是。你买个肉包，他就闪出来，一把抢了去，任你怎么骂他揍他，他已当着你的面三口两口地将它吃了个精光。还有更绝的，说是往你的包子上冷不丁地“呸！”上一口臭唾沫，你说，除了连骂带咒地将肉包扔给他去吃之外，你还能做些什么？——但我倒是从未见识过如此“小瘪三”。我所能记得的是：“邵万胜”火腿庄里的浓浓的腌腊味，当外面的天空正飞飘着鹅毛大雪（童年时代的上海的隆冬似乎要比现在的冷得多，飞雪和冰凌是常见的事），店堂之内却正是人头涌涌热气腾腾的年货购买季，厚黄粗糙的马粪纸的棱角包一串串地从柜台面上递出来，一纸大红店标复盖其上，云：南北珍品，四季皆宜之类。去“老介福”布庄的日子好象总是在春秋两季，宽敞的店堂间里不冷也不热，四翼吊扇在头顶上悠转悠转，而宽大的柚木柜台光滑得几乎能照见人影。店员们多秃顶，一把铜角酸枝算盘，一杆细长的标尺，将柜面敲打出一种迷人的节奏。我尤打心眼里仰服的是他们动作的绝无疵差和熟练，以及耳皮之间永远骑跨着一枝铅笔或者圆珠笔之类的潇洒；利落非常地剪完疋头，唱着数，“哗！”地将夹着发票的木板夹沿着纵横交错的钢绳之中的某一根溜滑去了高高筑巢于店中央的帐台上。
那时的南京路上还行走有有轨电车。1路、3路，还有以东新桥为终点站的8路车，都经过或穿越南京路。这种被我们小孩子称作为“叮噹”的大众交通工具是幼年的我最响往能在假日里搭乘的车辆。座位是两排开的，悠悠滋滋地拣个面窗位，曲腿跪趴在条形座凳上，我便可以尽情地观赏自车窗前流动而过的五光十色的街景，且总贪看个不厌。快到先施公司啦，父亲说，下车吧。我很不情愿地被从窗前拉开。父亲领我去到一家专卖古董字画的商店，或是某爿家俱铺，都是一律的建筑格局：环形的骑马楼能俯瞰在店堂里进行的一切交易。店堂的楼顶非常高爽，站在堂中央能仰视到天棚之上飘浮而过的白云。阳光自玻璃棚顶上斜射进来，反射在骑马楼中式厢房的五彩窗璃上，一片灿烂。父亲看来是他们的老主顾了，与穿长衫的店员们四周围地点头打招呼，然后坐下。一盅檀香橄榄茶的工夫，他才起身说要走。“这就回家去了吗？”——而我最急于要知道的是：是否我还能在外面多玩些时候？带你搭“叮噹”再到外滩去玩一会，好吗？老记得父亲的那副笑眯眯的理解式的笑容，他还说，外滩，那可是个寸土尺金的地段喔，连外滩近南京路口一带的街面都是一个名叫哈同的外国人用印度进口的名贵红木铺砌而成的，四块街方砖的面积就能拼起我老家的那张紫檀木的巨桌。是这样吗？我幼年的想像力无法正确地调节出其中的比例。
这些都是在五一、五二，最多也是五三年间的事了。
然而，下一幅的南京路场景已剪辑上了1966年的八月，那个骄阳似火，溽暑难熬的灾难性的夏季了。
17岁，父亲早已去了香港谋生，而我也已到了对商店，以及商店里陈列出来的五光十色的货品开始产生出某种言语不清的敏感的生理年龄。恋慕，追求，响往，以及某些假性清高的抵制和瞧不上眼兼而有之。那年代，南京路便是我骑着自行车最常去溜逛的一条马路。
1966年8月14日，星期日。我从小就熟识的南京路忽然来了个翻江捣海的颠倒。我是在四川中路南京路口下车开始向西推行的——事实上，在南京路上继续骑车向前已不再可能。人群聚聚散散，到处起哄。假如有一个人带头奔跑的话，他的身后就会莫明其妙地汇集起一批拔腿的追随者，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谁，就谁也搞不清。有人敲锣打鼓，有人则高高地爬在商店的门口上拆招牌，拆不了，就砸。完了，再居高临下地向围观的人群扫去一道英雄好汉式的目光，等待着人群之中一片鼓掌与喝彩之声传来。
南京路怎么啦？我小心翼翼地推着自行车猫沿街边而行，情况似乎愈来愈糟，愈来愈混乱。从“蓝棠”“博步”里面扔出街来的尖头的，半高跟的皮鞋当众点火焚烧，烧冒出浓浓的黑烟，一股强烈的皮臭味弥漫在街上。突然，几个穿着入时的年青女子打对街赤足披发地奔跑过来，她们神色惊恐，贴腿剪裁的长裤已被撕开了几条长长的口子，几瓣飘动的裤片之间，白色的腿肉忽隐忽现，而她们白嫩的脚掌在漆黑滚烫的柏油路面上“啪啪”地踩过，让我这个17岁的大男孩看得心动过速——不只是因为感官上的刺激，更由于情绪的极端困惑与惶恐。
这一幕情景之所以会在我记忆的全部储存之中显得如此突出如此鲜明得不肯褪色的原因是：这非但是南京路，而且也是我一家和全国万万千千个家庭悲剧故事的开端。这只故事讲了有一千零一夜，以十年一觉醒来的眼光来作回顾，剪裤子烧皮鞋的所谓“破四旧”其实只是那只长篇连续剧的楔子。南京路在往后的日子之中所见到的场面更加“壮观”。诸如在每年五一、七一、十一等国定节日前夕通常都会有被称为“刮台风”的社会整肃运动。一卡车一卡车的“反动份子”，挂着姓名被打上了X号的吊牌，五花大绑，由全副武装的军警开路，就是从上海最热闹的那大街——南京路——揪发仰首地示众而过押赴刑场去执行处决的（据说这种做法能收到最佳的社会警告效果）。而其后，大模大样紧随其后的是白衣天使们的十字车，因为尽管是“反动透顶”了的罪犯，但他们身体的某部分器官应该是没有阶级性的，是具备一定的“废物利用”之价值的。
那是在过了十多年之后我们才被告知的事：原来这都是那伙“祸国殃民”的叫作“四人帮”的人干的好事。于是，80年代初的某一日，他们便被集体推上了国徽高悬的庄严的审判台，顶罪了这一切。当然，事件也就作罢，枉死的都以收到一份“平反证”而告慰而告终。再说，中国除了老百姓好对付外，“春风再度玉门关”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从秦末农民起义到1979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南京路在暖意的吹拂下再度苏醒，那已是80年代中末期的事了。
人像韭菜，割了再长，长了又割。时髦女郎再度招摇过市，她们甚至比她们的那些当年被人剪裤腿的前辈们更放荡形骇。法国香水，美国摇滚，日本手机，香港服式，台湾国语，她们甚至可以让我们这群在心理与生理都已开始退化的中年人也都感到了一种难以压抑的心理骚动。
至于我本人，于1978年离国后又在十年之后回来。并竟然下了在南京路上开设一家属于我自己商店的决定——不为什么，一切为了寻梦。1993年7月新店开张，但我却是个两鬓已显斑白的“伯伯”级人物了。所谓60年风水轮流转，观察南京路的历史，大兴土木，19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一回，20世纪三十年代再掀一浪。而在此期间内留下的红砖与花岗岩建筑便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童年的主要记忆背景，温馨、遥远，且朦胧如一场隔世之梦。
再后一次的上海建设高潮于本世纪末来到，礼帽文明棍与太阳伞们的后代再度君临上海，君临南京路。不过不是从黄浦江的黑烟囱的邮轮上，而是从停泊在虹桥航空港机坪上的波音747和空中巴士中。他们将西方工商业在此半个世纪之中的最新文明产品随箱带上。他们带来了闪闪发亮的玻璃幕不锈钢墙身和豪华堂皇的酒店大堂的同时，也带来了尖端的文化思想与民主意识。然而，我们这代人今日所见所造的，在另一个六十年之后又将轮回为我们的孙辈们的记忆陈迹，而我们自己之中的不知是谁，或许会在偶然的一次逛街之中被摄相机留存在了某一张南京路的档案照片中，成了我们后代以及再后代们在研究另一章南京路繁华史时的考证细节。据说，在烂泥弄决定拓展为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时，是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风水大师前来校对过罗盘仪的。在经过了精确而耐性的摆弄之后，他预言说，他能保证这条新拓之路至少有三百年的繁华史。以年龄来计算，南京路已越百岁，就算扣除那段凝固了时光的三十年和荒废兼荒唐的十年之后，她的旺年应该还有二百二，三十年——果真如此么？让历史见证。
98年12月24日，平安夜于香港
http://bbs.tianya.cn/post-shortmessage-13733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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