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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考古》内容简介
(代前言)
《山海经》素称中国最早的一部奇书、怪书。所谓经者，就是道，就是理。顾名思义，《山海经》就是讲述山和海的道理。但是，《山海经》并不是很简单的这么一部书。
一 《山海经》研究的缘起
从东方朔、司马迁、郑玄、王充、朱熹到现当代的鲁迅、胡适、郑振铎、茅盾、闻一多、顾颉刚等古往今来的学者，都读过并都研究过《山海经》。
不少学者都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集大成者；也有学者说：《山海经》是人类百科特别是文学的源头；还有学者说：《山海经》是大禹治水的信史；《茅盾说神话》特别指出：“《山海经》是一部怪书，既非哲学，亦非文学，亦非历史，也不像地理(虽然古来之目录家曾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可是所含神话材料独多——几乎可说全部是神话；这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可是作者亦只把这些材料当作‘异闻’罢了”。 为了探究《山海经》的奥秘，笔者写了《(山海经)考古》一书。
一般地说，神话是远古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童年的历史文化。考古学对人类远古历史的鉴定，是两套话语系统的统一。这两套话语系统，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文物。当考古学界在河南省郑州发掘出二里头文化遗址时，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朝记载是信史的命题就已经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组织了数百位学者，囊括了历史、语言、文献、考古、天文、物理等学界精英，从事“九五”计划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其目的是对商、周历史进行断代从而厘清夏朝的历史。但是，课题结论尚未被学术界接受，其主要原因是尚未达到神话传说与考古文物两套话语系统的吻合统一，于是课题搁浅，不了了之。然而，可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山海经》就是古代巫祝占卜时有意无意当中记述夏、商、周时代历史和神话的一部“史学巨著”。 二 《山海经》是中国《洛书》
《易经.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大禹治水的行动指南就是《河图》、《洛书》。但是，从古至今，没有谁看过《河图》和《洛书》。据说，《洛书》还是《易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洛”说起。“洛”，指的是河南洛水，河南洛阳因洛水得名。但是，洛水之“洛”又因何得名?则无人深究。既然有名，肯定就得有人称呼之。谁是洛水最早的称呼者?是先越之民。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走向文明的第一证。迄今为止，良渚玉器仍是世界第一精美的玉器。但是，在4000年前，发达的良渚文明因洪水消失了。在洪水到来之前，良渚先越之民迁徙了，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了。有学者把夏、商、周三代祭坛与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的祭坛进行比较，认为良渚先越之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学术界认为：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礼器，基本上是良渚文化的传承。笔者认为，良渚先民的文化因洪水迁移，是20世纪该遗址被发现后考古学界作出的判断；而笔者对《山海经》的研究证明，良渚先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说明在4000年前，当时的人们就把这件事记录在《山海经图》中。而我们知晓这件事，是在4000年之后。如果没有考古发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远古时期有过良渚文化，并且有过该文化因洪水迁移的历史。而研究了《山海经》，加上考古发掘，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段4000年之前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历史!这段历史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信史，不是传说!当洪水淹没良渚其地之后，良渚先越之民就通过以图记事的方法，把这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事记录在《山海经图》中，最后经过翻译整理，形成今天人所共知的《山海经》。 由于先越之民的后裔壮、布依等民族把“鸟”叫做“洛(骆)”，故可探知北迁中原的良渚先越之民也把“鸟”称之为“洛(骆)”。河南“洛水”因北迁中原的崇鸟部族——良渚先越之民对鸟的称谓而得名。所谓《洛书》，就是《鸟书》。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雉经》，实际上指的就是《山海经》，可证《山海经》是一部以鸡(鸟)占卜为主的巫祝之书。在《全上古三代文》中为“黄帝作黄雀占”；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写为“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该经中的“骆明”之“骆”是“洛水”之“洛”的同音异写，代表的都是“鸟”的意思。“骆明”之“明”，是为百越民族后裔壮族语言中“飞”的意思。“骆明”，即百越民族语言“飞鸟”的意思。《全上古三代文》中“黄帝作黄雀占”，是汉族语言的表达方式；《山海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是汉字注先越语音的表达方式。其中“白马”是先越语言，是汉语“占卜”的意思。 据《新唐书》、《吴越备史》等有关文献典籍，江浙一带的越人后裔有《圣经》或《越中秘笈》，讲述的都是越人及其后裔依托神鸟图建立“罗平”国的事。这里的“罗平”，就是《山海经》中“骆明”的同音异写，是汉语“飞鸟”的意思，建立“罗平国”，就是建立“飞鸟国”。整部《山海经》所讲述的就是以“鸟(鸡)”占卜的故事。所谓《洛书》，就是鸟占卜之书，盛行于良渚先越之民，发扬光大于夏、商时期，与《易经》分道扬镳于周代，伴随着大禹陵的守护者和泰伯、仲庸兄弟自周奔吴，而传承于越人聚居区。至今，鸡卜仍在越人后裔的壮族当中盛行不衰。《洛书》，是《易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易经》之“易”，本身就是飞鸟的形象 三 中国夏朝的主体是先越之民
《山海经》记载了良渚先越之民因洪水北迁中原的历史事件，与20世纪8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吻合，证明了建立中国第一王朝的主体为先越之民。除此之外，《山海经》中还有许多证明：
(一)夏朝臣民是稻作民族。学术界把古代中国的民族分为三大地域(民族)集团，分别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神农氏华族集团”；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以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的“黄帝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南沿海稻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虞(夷)夏集团”。这三大集团在充分发展各自的个性化的同时，又不断交汇融合，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上的中原“神农氏华族集团”本以粟作农业为主。但在《山海经》中，夏朝最初的都邑嵩山，其后的都邑郑州一带都是稻作为主。在祭祖时，不仅选用的是精米，而且还有粳、糯之分，以鸡占卜。这是先越之民传统的祭祀方法，从夏代的帝禹、帝启开始，到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现当代，都发现有记载越人及其后裔以鸟(鸡)占卜的史料。直到今天，在壮族巫祝手中搜集整理成书的《布洛陀经诗》、《鸡卜辞》都是《山海经》的间接传承。可见从古至今，鸡卜的巫术传统，在创始人先越之民及其后裔当中代代相传，从不间断。夏朝臣民为先越之民，由此可见一斑。
(二)夏朝臣民使用先越之民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古代，对帝的称谓，有两套语言系统。 一是先汉语系：黄帝、炎帝、轩辕帝……
二是先越语系：帝瑞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帝启、帝太康……
从考古发掘出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先越语系得到进一步证实：王戌、王州句……
从先越之民到越人，使用语法都是倒装句，官衔在前，为官者在后。
此外，经过语言学家研究，从一至十的数词，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天干地支的称谓，古读音为今天百越民族后裔壮、傣等民族的读音，都可作为远古时期的“官方语言”为先越语言的证明。
对于“父”、“母”的称谓，朱熹《诗集传》、陈第《毛诗古音考》等典籍都说《诗经》中“父亲”之“父”读为“播”，“母亲”之“母”读为“米”，这些都是百越民族后裔壮、傣、布依等民族如今的读音。 (三)夏朝时兴玉敛葬。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在夏朝都邑嵩山、郑州一带实行玉敛葬的诸多事实。而学术界一般认为玉敛葬为西周至战国时期沿续至汉的时兴葬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良渚文化遗址以后，人们才知道“玉敛葬”起源于5000年前的良渚王国。《山海经》记载，嵩山、郑州一带时兴“玉敛葬”，显然这类传统葬式与良渚先越之民的北迁有关。
由于要完成广西壮学丛书之一的《西南夷中的壮族先民及其后裔研究》的课题，涉及到《山海经》中的内容，笔者在6月上旬的头一个休息日，研读了数遍《山海经》，觉得有话要说，用一个月的业余时间，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完成了《(山海经)考古》一书。根据“考古”结果，加上了“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的副题。其上介绍的是该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还涉及《山海经》从图到文的翻译整理者为屈原，众多学者苦苦探寻无果的“昆仑”一词的渊源来自先越语言，《山海经》中出现最多、足迹无所不至的帝俊为太阳神，帝尧、帝舜、帝禹、蚩尤都是以鸡卜为主的崇鸟之族，以及盘古神话在远古中国的源头、形成的原因和夏朝名称的源起，夏朝的国徽、军队建制等中国远古历史中重大且鲜为人知的问题。 骆越人是夏、商、周乃至汉代生活在岭南的古代民族，她是现代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骆越人在北到红水河流域，南到越南红河流域和海南岛，东到广东西部，西到云贵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一个闻名的骆越古国，骆越古国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曾创造出灿烂的骆越文化，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航海文化、龙母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医药文化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骆越人世居的两广地区是百越民族最早的中心地带。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分子生物技术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许多学者用分子生物技术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分子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表明，百越民族最早是在两广地区生息，然后再向北、向东、向西迁移，最后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百越民族先居住在两广,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 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 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先进入江西, 形成后来的干越。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 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进入福建, 形成了闽越各部。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具有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标记。而两广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基因标记又指向了红水河流域至郁江流域的古骆越中心地带。一些学者从父系遗传物质Y 染色体入手，调查了骆越后裔壮族各个支系的DNA ，发现壮族支系父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土语区为中心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 两广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古骆越的中心地带是两广的古文化中心。两广地区有一种分布较广的文化类型，叫做顶蛳山文化，这一文化的中心就在古骆越的中心南宁市。两广地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叫做大石铲文化，大石铲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而大石铲文化的中心也在南宁市左、右江交汇的地带。两广地区最早的青铜文明也产生于这一地带的大明山西南麓。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明山地区发现了骆越古国的高级礼器商代牛头提梁卣、最大的骆越文化遗址元龙坡商周墓以及安等秧、独山、敢猪岩、岜马山等一批骆越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骆越古国文物。广西著名历史学家覃圣敏曾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发现出土文物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是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是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这两年，全国和广西的一批著名民族文化专家在大明山地区进行了深入的骆越文化和龙母文化考察研究，破解了这里的骆越古都和龙母文化古地名“密码”，证明骆越人的祖居地和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在大明山西南麓。大明山壮语叫“岜是”（也写作“博邪”、“岜社”、“岜虽”），即“祖山”、“根山”、“神山”的意思，这个名字也说明大明山是骆越文化的中心。 现代的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的文化都带有骆越文化的深刻印记。骆越人的祖居地大明山地区现在是壮族人的聚居地，保留的骆越文化习俗最多，壮族人是骆越人的后裔自不待言。侗族最尊崇的“萨玛”（大祖母）神和大明山地区的龙母（壮语称娅蒲即祖母）神显然有渊源关系。根据水族古歌的叙述，水族的祖先最初生活在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后来被迫离开邕江流域，渡过红水河，经河池、南丹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迁徙到今天的水族地区，因此水族的古称也叫“虽族”。这一水族古歌中记载的“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就是现在的大明山。这些骆越人后裔的民族都有厚重的骆越文化底蕴，他们的许多习俗都可以在大明山地区的骆越文化习俗中找到自己的源头。 骆越是战国至汉代百越族群中活跃在岭南的大部族。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骆越人主要聚居在左右江流域和贵州西南部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骆越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由于地处中原与华南、西南往来的交汇处，长期的多民族杂居、交流与融合，其文化亦具有多元色彩。其中最能体现骆越文化自身发展特点的是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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