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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所著《上海摩登》揭示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繁华与趣味的秘密，成为细述那个年代的风花雪月时，最常引用的篇章。毕竟从经济上来看，上海并未真的可以与纽约、巴黎比肩了，而“摩登”一词所带出的韵味，又岂是简单的“物质”一词可以囊括。大福大贵、遍地流油之地多得是，而惟以上海“摩登”。如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怀旧”，从本质上讲，更像是以一种怀乡似的热情，在追忆那段时刻的“摩登”生活方式。波西米亚人的漫游状态最得“摩登”二字的精髓。来往的过客在这片滩头登陆、闯荡，甚至哪怕只是捣了一记糨糊就走，均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杂糅之美。多元文化在上海的和平共处，相互撞击而产生的火花，才是“夜上海”妖娆魅惑的秘密所在。这也恰恰是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想要描摹出的真正“摩登”的上海景致。
《纽约客》来了 “上海？你要去那儿？”理发师道，把另一个发卷在我额头上抖开。 这是艾米丽·哈恩（EmilyHahn）在《我的中国》中的开篇第一句话，对话发生在1935年3月，艾米丽即将离美赴华作短期旅行之前的某日，她兴奋地告诉理发师，我要去上海啦！那位也常给好莱坞明星作头发的理发师对她的话反应同样热烈，惊叹之后他评论道：“上海是个可爱的地方，你在那里会遇到些高尚人士，跟你在咱们这里遇到的人一样，就是说，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你会玩得很开心！上海是个可爱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命运之线牵引着这位犹太女子远涉重洋，踏上了这个20世纪30年代远东最繁华的都市，在上海她邂逅了一个在她生命中足以留下刻骨铭心回忆的男子。她的中文名叫项美丽，是才华横溢的《纽约客》杂志的长期专栏女作家；而那位男子叫邵洵美，出身名门的新月派诗人。 30世纪的上海滩在诸多文人笔下闪耀着纸醉金迷的炫目光芒，西方工业文明在这里最先触碰了中国传统文化，剧烈的颠覆之下，上海展开了一幅华丽精致的独特图景。它既充满了神秘的东方魅力又渗透了强烈的现代性和开放性，多元的文化空间包容了庞大繁复的东西方两种文化，它浑身散发着诱人的气息，一种让人有无穷好奇窥探欲望的刺激力。上海对着世界缓缓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项美丽就随着门外一拥而入的人群被吸引到了这个城市。她为《纽约客》杂志的专栏撰写的众多文章便来自这里。 那个时候的上海并非仅仅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暝色软风中买醉销魂。1930的上海已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国际大都会，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被称为“东方巴黎”，它的国际性和开放性并非我们可以想象，甚至要远远超过了今天。事实上，现代都市生活的绝大多数设施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进入租界了：银行于1848年传入，西式街道1856年，煤气灯1865年，电话1881年，电1882年，自来水1884年，汽车1901年以及1908年的电车。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完全同步了。也只有上海，只有上海独有的文化才能给项美丽和邵洵美一个邂逅的机会。他们的相恋在当时西方人圈子里引起的是一片惊疑，相对在中国人中间、在上海文化圈子里，大家反而风平浪静地从容接受，甚至对此多少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项美丽和邵洵美的是是非非早已被岁月冲刷得云淡风清，今天我们重温那个雅致风流的年代时，还能依稀看到昔日风华绝代的佳人绰约的身影。暮春三月，怀旧漫涌而来。这种情绪裹挟着泛黄的回忆，成为细雨的季节里暗香浮动的情结，也勾勒重绘出一张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文化地图，点点处处皆有故事。 在外滩的天际线下 “今天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城市有如此多样的建筑荟萃，它们屹立在那儿，互相形成对照”这段话出自一个老上海写手，他暗示了上海本身就有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照。外滩的建筑已经成为一种标签，来自他人的文化后来却完全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如同自由女神对于美国。 细细分辨，外滩的天际线处处点缀着英国建筑，尤为醒目的是英领馆、汇中饭店、英国上海总会、沙逊大厦、海关大楼以及汇丰银行。尤其是后两幢大楼的富丽堂皇完美而霸气地展示了英殖民势力。汇丰公司的宏伟大厦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二银行大楼，新希腊风格，有一道六十二英尺宽的阶梯从街口一直通向大门，原本两侧有金光闪亮的铜狮子，一个作吼叫状，另一个则很安静。它们的鼻子和爪子被路过的人摸得很亮了，因为中国人相信那样会给他们带来好运。而在汇丰银行大厦之后建的海关大楼，也是新希腊风格。它的门廊是纯粹的陶立克风格，灵感来自雅典的巴台农神庙。在腰线的排档间饰上被画上船只和海神，多数装饰是象征性的。三层到七层的垂直线非常醒目以此增加高度，和汇丰银行大楼长长的水平线形成对照。塔楼的主体是石头建筑，以此来衬托大钟。 从上面描述可以清楚看出，外滩的绝大多数英属大厦都是依照19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国流行的“新古典风格”建造或重建的，这种“新古典风格”在英国代替了早期的维多利亚奇特风格和“自由风格”。世界格局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多利亚的荣耀时代结束了，美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后来居上，开始向太平洋地区拓宽它的势力。在早期的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时，美国是不能与英帝国抗衡的，但到了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筑风格已经开始争奇斗艳：英式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着外滩的天际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 事实上，到20年代晚期，外滩已出现了三十多幢比殖民大厦更高的多层大楼———美国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的产物。它们主要是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最高的是24层高的国际饭店，由著名的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LadislausHudec）设计，他最初供职于美国克利建筑公司，从1925年起开设自己的事务所。邬达克新奇典雅的风格给上海建筑增添了真正的丰采，这已被他设计的许多大楼所证实。这些现代建筑———国际饭店、沙逊大厦（华懋公寓）还有像大光明这样的新电影院、百乐门大舞厅和百乐门影院、美琪电影院以及许多其他公寓大楼的外部和内部都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装饰艺术风格。高高的摩天大厦加上内部装饰艺术风格在上海滩留下了另一种新的建筑印记，那是纽约的风格，但上海可与之媲美。 牛津大道 虽说豪华的西洋饭店主要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公共租界的一批多层百货大楼却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尤其是“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它们都是海外华人投资的。里面的电梯会把顾客送往各个楼层，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旅馆及有各种表演的游乐场，因此这些商业大楼是兼有消费和娱乐功能的。 西方游客如果走进面对面开在南京路上的先施或永安（分别于1917和1918年开张），一定会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激动———为吸引顾客的激烈竞争，先施首创了新的货物大主顾销售，它也是第一家雇佣推销小姐的商店。永安在它七层楼高的商店里引进了先施的全套销售策略，并于1932年建了一幢十九层高的三角形摩天大楼，其中配备了所有的最新设施：高速电梯、暖气和空调。第三大百货公司新新于1926年开业，其广告词是“本城唯一提供高等质量，上好服务，合理价格的理想商店。”为了商业竞争，新新发明了一种新的广告噱头：在六楼的一个玻璃柜里放一台收音机，这样顾客就能听到著名歌星的演唱了。第四大百货公司大新则于1936年在一幢全新的大楼里开业。 所有这些百货公司都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或在其附近，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外滩是殖民势力和财政的总部，那么由外滩而西的南京路就是它的商业中枢，南京路是当时上海的牛津大道和第五大道。当地人至今仍习惯叫它为“大马路”，也即第一大街，以此来表示它特殊的地位。很快，电车和无轨电车及公共汽车成了这个城市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因此主干道上的地皮猛涨。在30年代晚期，它的东区就已是最繁华的商业区。而这条街的传奇声誉因为这些新的百货大楼而更加声名显赫，这些半外国的豪华商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里面中外产品交织，银饰品、丝绸、缎子、毛皮都种类繁多。对外地游客而言，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里购买现代的奢华品是必要而令人神往的仪式和光荣。 商业化的物质消费早已在这个城市无孔不入，四大百货的光辉无疑证明着这点。 老上海的秘密
文学化的女侍者
作为一个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30年代的上海被证明同样流行。像电影院一样，它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休闲场所———当然，它是西式的，一个男男女女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间，特别是针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很显然，这种习惯和风格出自上海的法租界。当英国统治的公共租界造着摩天大楼、豪华公寓和百货公司的时候，法租界的风光却完全不同。沿主干道，跟电车进入法租界，霞飞路显得越来越宁静而有气氛。道路两侧法国梧桐匝立，郁郁葱葱，掩映着风格各异的精致住宅。当地的一个咖啡馆常客这样说，在霞飞路上，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建筑，但醉人的爵士乐夜夜从道路两侧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传出来，告诉你里面有女人和美酒，可以把你从一天的劳累里解放出来。 有意味的是，当公共租界忙于展示高度的商业文明时，法租界却在回顾文化的芬芳，高等的或低等的，但永远是法国情调，比英美更有异域风味。当然，法国文化的特殊魅力的传播与中国的一批亲法作家很有关系，他们渴慕着法国式的文化沙龙，渴慕着一个具有无拘无束气氛的公共空间。上海的文人无疑把咖啡馆当作了朋友聚会、探讨文学社会的一个场所。从当时记载和日后的回忆看来，这种法国惯例加上英国的下午茶风俗在当时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日常仪式。 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热烈的亲法文人———张若谷，最喜欢去的地方：南京东路上朝着新新百货的新雅（喝茶、吃点心），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喝咖啡、可口可乐、柠檬汁和“冷饮料”），Federal，静安寺路口的德式“番丹拉尔”（喝咖啡、吃蛋糕），“君士坦丁”，俄式咖啡馆（喝正宗的阿拉伯黑咖啡）和国泰戏院对面的“小男人”，那里布置富丽，女侍也年轻貌美。但很显然，张若谷最钟爱的地方是“巴尔干”，法租界另一家俄国人开的咖啡馆，那儿的咖啡比贵族化的马赛尔和Federal都要便宜，在那里，他和他的朋友可以消磨很长时间，而不至于被侍者赶走。 张若谷撰文总结了去咖啡馆的三种乐趣：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不亚于鸦片和酒；第二，咖啡馆提供了与朋友长谈的地方，此乃人生至乐，最后也很重要的是，咖啡馆里有动人的女侍———她们的文学形象是因郁达夫翻译的莫尔的《一女侍》而首次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而文学大师鲁迅虽然说过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但也有习惯在著名的内山书店里屋会见他那些年轻的崇拜者，其乐融融地喝咖啡。30年代，上海文学似乎整个地沉浸在咖啡馆风潮里了，不仅有张若谷的文章，郁达夫的译文，还有田汉的戏剧《咖啡馆的一夜》以及无数的文学作品。田汉甚至在为他的新书店“南国剧社”登广告时，说里面有一家咖啡馆，“女侍者的文学素养好，可以让顾客在喝咖啡的时候领略优美的文学作品，享受交谈的快乐”。自然，所有这些异国情调都体现在他们波西米亚的自我形象上了，从他们笔下的文字中我们频频可以一窥其背后的影子。 小说意向中的舞厅 另一个公共场所，也许比咖啡馆的文化声望要低一点的是歌舞厅/卡巴莱和舞厅：前者指装饰华美，经常有卡巴莱表演的场所，那主要是外国人光顾的地方；后者就只有一支小乐队，一些“的士舞者”或伴舞女郎。到1936年，有超过三百家的卡巴莱和娱乐场所。对西方人，特别是单身男人来说，上海之夜的动人之处与卡巴莱和舞厅的魅力是同义词。 浩大的夜色苍穹中，无数的珠宝让上海的子夜也闪闪发亮，夜生活的中心就在那巨大的灯火电焰处。印度手鼓的节拍，激情的交响乐，上百个乐队的音乐声交织成一片，罗衣轻裙曳步而舞，身体摇摆，沉醉在浓烟中———灯海里的欲望无穷蔓延，那就是欢乐，那就是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拘束的，快乐，杜松子酒，爵士乐，舞到high的极致，舞到筋疲力尽，舞到天旋地转。 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经常出入那些头等舞厅和卡巴莱，像华懋公寓顶楼、国际饭店的天台、百乐门戏院和舞厅、大都会花园舞厅、圣安娜、仙乐斯、洛克塞、维娜斯咖啡馆、维也纳花园舞厅、小俱乐部等等，而它们那传奇般的声名也在中国的文学想象里永远地留下了印记。也许最难忘的是百乐门舞厅，在外国人眼中它充满了斑斓的色彩和诱人的气息。百乐门里面的设计极其现代化，有大量的镍、水晶和白色木头装饰布置。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向大舞厅，阳台上另有一个舞池，玻璃地板，下方有脚灯，让人感到踏在鸡蛋上起舞。舞台正对着入口，上面是乐队，有俄国乐师奏乐，但是奏的大都是最新的美国爵士乐，台上不时有金发美人的表演，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情。 在30年代的海派文人中，舞厅这个意向也常常被化入小说，穆时英就是如此。他在精神和气质上都是一个道地的作家，常试图在小说中实验一种电影似的散文体来表达他所感受到的都市疯狂节奏。我们可以看到，穆时英的很多小说主要背景总是舞厅，围绕着那么一个形态复杂的场所引发了一串串的故事情节。那当然一方面也源于他的观察和个人体验，但另一方面他也敏感地发现舞厅很适合表现人异化时的心态。 穆时英的例子———一个天才作家有意识地在舞厅里为他的艺术寻求灵感，也许是创作的一个特例。但它作为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正如他的小说所描述的，却非文学臆造。若以实际顾客人数计，上海舞厅绝对比咖啡馆受市民的欢迎。当咖啡馆主要还是上等华人、外国人和作家艺术家光顾的场所时，舞厅却已经进入各个阶层，成了流行的固定想象，这可以在无数的报道、文章、卡通画、日报的照片和流行杂志上看出来。事实上，上海的艺术名家，像叶浅予、张乐平都曾用舞厅和舞女来作他们的卡通题材。 思想会旅行 在老上海的居民住宅中，有一种富有特色的房子，它也是二三十年代一个清贫的上海作家生活和工作的代表性地方，它就是所谓的“亭子间”。实际上，亭子间是典型上海住房中里屋和外屋之间的过道楼梯上的一间小房子，常常是建在厨房上头。这种房子总是冬冷夏热，因为通风设备差而且长年见不到太阳，被阴暗潮湿笼罩。所以，它们一般租金低廉，一个月不到4元钱，二三个作家可以挤在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住在石库门里的居民，多数属于中下阶层，因此把亭子间租出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贴补家用的经济需要。 早期一些从外地或上海附近乡下来的文人都寄身于弄堂纵横中的亭子间，以至于它后来成了上海文学生活的附属物，甚至成了这些作家的修饰词，比如“亭子间文人”和“来自亭子间的作家”。他们的住所不仅集中说明了上海作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且也表明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作家们自我解嘲的描述中，“栖身亭子间”是权宜之计，是帮他们过渡到一个好一点地方的暂居之地。这主要是因为30年代早期聚在上海的现代作家多数是外来者，他们在上海起初觉得不自在，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城市，而且要在上海生活下来压力也太大。但渐渐的，当他们也能收支平衡时，他们就半自傲半自嘲地把他们的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称为“亭子间岁月”。著名作家巴金有一段时间就是过着“亭子间”日子，后来还把它写进了小说《灭亡》，他说他喜欢躺在床上听楼下的房东和他的老婆吵架。而叶灵凤是这样结束他的小说的：写于听得见电车的书房，以此来表明他的亭子间离电车道很近。而以后，“亭子间作家”这个称呼慢慢就成了上海作家的代名词。 这样，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开始成为文学倾向的象征，私人空间开始与一个更为广大的公共空间相拉近，虽然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正是这个差距使这些文人们要利用上海的某些公共空间和西方的物质文化来丰富自己满足自己。他们避开大饭店里昂贵的餐厅和卡巴莱，把流亡俄国人开的相对便宜的咖啡馆当成他们的聚集地。像舞厅一样，放第一轮好莱坞电影的电影院也是一个流行的场所。即使是上海的跑马场和回力球馆他们也时而会去光顾———刘呐鸥、穆时英和黑婴曾用这些场合来表现他们心目中最独立不羁的文学女性。 应该说，整个空间的征用过程并不是物质上的占有，它超越了他们生活的想象边界。他们不光觉得他们有权像上海的外国居民一样享用这个城市的空间，而且他们想象性地占据使他们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联接起来。当曾朴漫步在法租界马斯南路或皋乃依街上时，他的思绪已想象性地过渡到了法国文化的世界中去了。而张若谷这样的作家，在上海的咖啡馆里也有相似的神游经验。也许那样的思想旅行不次于眼睛的旅行，对于心灵的满足来说可能更有动人的魅力。在那样的想象中，他们感到自己是和这个城市这个世界紧紧连着的。那么，一个狭小逼仄的亭子间又怎么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呢？ 声光影幻中的蹁跹 一个城市现代性的方方面面进入文化母体之后，会培养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特殊体认方式，比如说作为影音艺术的电影。说起来，电影院既是30年代上海风行一时的活动休闲场所，也是一种崭新的视听媒介，与报刊、书籍和其他的出版物一起构成了那个时期上海特殊的文化母体。 最初，上海人把看电影叫作看影戏，这是借用了民间春灯影戏的叫法。上海早期许多电影院，都叫影戏院，也有叫大戏院的。上海早期并不在影院里放电影，那时看影戏都在茶楼饭馆里，这大概是沿袭了饮茶听书的习俗。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我国第一部“西洋影戏”。从1897年起，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都放映过电影。 1899年一个西班牙人加伦白带来一部旧放映机和几本残旧短片，先后在福州路异平茶楼、乍浦路跑冰场和湖北路金谷香番菜馆放映影戏，但收入却每况愈下，无奈，加伦白只得将放映机卖给他的朋友雷玛斯。 雷玛斯经过周密筹划，将放映场所选择在福州路的青莲阁楼下。青莲阁是全市闻名的茶楼，二楼是茶座，楼下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雷玛斯租了一个小房间，贴出广告，还雇佣几名穿红戴绿的印度人在门口吹吹打打，果然招徕许多观众。 1908年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口，用铅皮搭建了一座有250多个座位的简陋影戏院———维多利亚影戏院(现虹口大戏院)，这就是上海滩第一家影戏院。其后，雷玛斯又修建了卡德、万国、夏令配克等影院，成为招摇十里洋场的一名电影商。1926年，当他卖掉大部分影院回国时，已是腰缠万贯的富商了。 这个时候，国内的富商包括政府也看到了电影业的美好前景，开始介入了电影业。1929年到193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正是世界电影业关键的转换期，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沪上影院在几年间也迅速大张旗鼓———1928年6月成立的百星大戏院和大光明戏院，1929年8月成立的福星戏院，同月开张巴黎大戏院，9月开张光陆大戏院。到了1930年，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有一家新戏院诞生。 在1927年的一个关于中国电影业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当时中国总共有的106家电影院中上海占了26家，占尽风气之先。起初，最豪华的影院是奥登，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的则都是皮套座椅。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写着：“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不过，奥登的风光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所淹没。 尽管这些新近革新的电影宫是外国影片的天下，却并不影响中国民族电影业的蓬勃发展。相反，电影院同时在物质上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气候和文化语境，本土电影的迅速抬升也是难以想象的。 声、光、影的结合创造出现实之外的另一种真实，它的真实性来自于它在私人和公共之间架起了桥梁。上海早期的影院本身就是公共的社区，观众在那里庆贺他们所共享的公共空间和城市所带来的奇观，而且，很可能他们的欣赏习惯并不是那么不同；在那些岁月里，要想在黑暗中独自体验观看一部电影的经历不是太有可能性。后来，上海新建了电影宫，它们那大理石铺的大堂以及艺术装饰风格，舒适柔软的座位，都成了著名的景观，令上海的人们眼花缭乱，带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都不曾经验历的世界。这个新奇的世界给看电影本身增加了无与伦比的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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