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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前进的脚步催得每个人都快马加鞭往前奔走。一批批的老建筑在热火朝天的工地里被推翻，崭新的大楼诉说着城市的未来蓝图。在众人眼里，地产商的眼里似乎只有钞票和推土机。但是，华润置地的陈凯，2001年来到黄浦江边，站在他即将开发的董家渡地块前，看到的却是：上海的根脉。
在上海的老城厢逼仄的弄堂和局促的空间里，陈凯惊讶地听见了家乡话，都是为了找机会来到上海的同乡！满口宁波话依然的老人，饶有滋味地讲述父辈如何从镇海坐船到董家渡上岸，又如何在上海开始学生意赚钱、娶妻育儿。走街串巷中，他听到了很多老上海今古传奇，慢慢知道这里是上海的源起。 一位初登上海的外地人，却准确地找到了上海的根———南市，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和人民路围合起来的老城厢。这里是上海的腹地，也是上海人最早开辟的生存空间。被水育肥的城市，从南宋建镇时就兴起于此地；元、明、清三代，明清富豪之家聚集的场所。曾经商船如织、繁华似锦。 这里有棉阳里、敦仁里、升吉里，上海华界最早的石库门建筑；有糖坊弄、硝皮弄、面筋弄、篾竹街、豆市街、草鞋湾，诉说着曾经繁忙的贸易；有十六铺，暹罗的木材、南洋的桐油、东洋的铜器，曾在这里汇集……几乎每条弄堂都有历史，每座民居都有故事。可曾经的风华，如今却被拥挤、破败替代：主妇们背对着背烧菜，每天早上还要刷马桶。 建筑师出身的陈凯，心里隐隐作痛。不堪重负的老宅定是要拆的：百年建筑已经完成了预设的使命，新的建筑要在下一个百年里提供给人们更适意的生活方式。理所应当，却又心存不忍。那记录了上海滩风致与掌故的建筑，灰飞烟灭后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定要留下点什么，让上海的文脉不致断裂。 于是，2002年的夏天，他们邀请同济大学的师生，对这里待拆的石库门老房子进行了专业的测绘，成果就保存在同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寻根之旅整整3年，他们做足了许多专业人员都害怕做的细致功夫，鼓捣出这本颇具水准的《风情上海滩》。它并不华美，却娓娓道来老城厢逝去的岁月；它并不惊心动魄，却是一趟值得一游的海上寻根之旅。 拆墙破城 19世纪中叶的小刀会，使广东人、福建人暂时离开了上海。太平天国运动的掀起，却使这里成了全国的避难所，人满为患。明清时代素有“钻天洞庭”之称的苏州洞庭商人在这股声势浩荡的人口大迁移中避难来沪。江浙两地的其他商帮也结集来沪，使上海的江浙移民势力迅速壮大，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移民群体。 于是，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了大幅度拓展的要求，街巷曾经的婉转曲折，如今却局促和狭隘，没有发展余地的商人纷纷携资产外逃。有人开始酝酿拆城事宜：1912年，由上海市政厅设立城壕事务所负责拆城。1月19日正式开工拆城，城壕下埋设瓦筒，作为阴沟，在填壕基础上修筑环城马路。于是建成北半圈850丈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南半圈800余丈的“中华路”。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属法租界，铺以长条石；里半边属华界，铺以碎石。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第二年被拆除了。 最早的移民 老城厢曾经是有城墙的。与现在的上海一样，这些当初由城墙围起的上海县民们，从全国18个省，乃至全世界漂来这里，一时聚在此处，有的便长此住下，有的则又移去他方。登陆上海的第一批异乡人，几乎都是客商。 宋末元初，第一个驾船来到上海的南方人或许是广东人、也许是福建人。他将尖头船停在芦花遍地的上海港口，蹬足上岸，发现不远处的阡陌大片大片的棉花正顶着桔杆吐絮。迈入闹市，穿过热气腾腾的糕点铺，听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时被来往的人撞着肩，踩着脚。这么多布庄，又多又漂亮晃人眼的丝绸，怪不得这里人都穿得那么体面。问问价钱，一整船的棉花便宜得出奇。转弯进到食肆，店里的小菜，如此不中吃，个个带甜味。可是一点不扫兴，家乡那么多的糖终于找到市场了。大胆的南方人撑着一船白花花的棉花回到了家乡，狠狠赚上了一笔。又马上装满一舱的糖，带上帮手赶紧回到那个叫上海的海边江岸小镇出货。 越来越多的渔船、商船向这个集市赶来。这里的贸易越来越红火了。广东人、福建人不但带来了糖，茶叶，还有一口嚼下去满嘴吐血的槟榔；浙江人的咸鱼、海鲜，闻起来臭吃着却喷香。再往后，身板强壮，嗓门粗犷的山东人、天津人、关东客也来了，大批的豆子、水果、粉丝、大枣运到；而近水楼台有精明的宁、绍人除了带来咸鱼、干果、火腿，更多买进卖出，从中牟利。 于是，街上擦肩而过时，耳边经常有很多听不懂的声音，说话开始变得南腔北调了，特别是跟外地人说话，时不时还要用手势比划。店铺里的伙计和船上的商人到是很快通晓了方言。街坊添了更多的棉花铺、绸布庄、食肆、客栈、勾栏，糖也不那么贵了。 会馆公所 日盛的贸易，让各地商人意识到要在上海立足，必须设铺列肆，买房置地，“计在久长”。乾隆年间，潮州人便在上海县城内外大量购置房地，在小东门一带，靠近黄浦江，便于商人们进出港口。泉、漳州两府客帮也集结公议，很早建立他们的同乡会馆。 各地商人操持着不同领域的买卖。山东人做杂粮、生茧；徽州人作竹、茶、墨、纸；江西人做瓷、布、药；无锡人做铁工、棉织、四肢；绍兴人做酒和钱庄；杭州人做绸缎；宁波人做煤、钱、鱼；福建人做米、糖、木、漆器；广东人做杂货、买办等。生意分疆划土，城厢内出现了以联络乡谊为主的会馆。宁波、绍兴、山东、泉州、广东、潮州、苏州、江阴会馆，老乡们帮衬着在上海站稳脚跟，捍卫彼此利益。 市场的不断发育成熟，也孕育出了同业公所，协调市场秩序。毛家弄的纱布业公所、梁烧酒业公所；紫霞路的颜料杂货业公所、鱼皮炒货业公所；外马路的渔业公所；小东门的磁业公所，花衣街的南帮米商公所，咸瓜街的参业公所、腌腊业公所；孙家弄的茶馆业公所、猪业公所……林林种种147所。城乡内外的豫园、十六铺地区成为了上海同乡、同业会所的发源地。 重回南市
如今的上海年轻人和新移民，几乎都不知道“南市”这个老称谓。说到南市，人们似乎只能想起城隍庙的小笼包和时髦白领订做旗袍的董家渡老店。从地理上界定今天的南市，只是黄埔区的一部分。
南市，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单词。1943年成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8个区之一，抗战胜利翌年又被拆分，1959年再度合并，2000年，南市区被划入黄埔区。如今正式的地图上，南市区这个行政地理名词已经不见。但更可怕的倒不是概念的消失，而是南市曾经的掌故和历史竟也在空中飘散，愈来愈远。南市，古代上海文脉的词典，近代上海沧桑的年鉴，当代上海繁荣的日志，似乎要随着老房子的一排排倒去而消逝殆尽。 南市的名字是因为有了相对的北市。1843年上海开埠后，老城厢的北面租界兴起，面对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老城厢的商人开始把以大马路（今南京路）为中心，日益繁华的外商市场叫做“北市”。 而十六铺桥以南，中国商人为主的商市则被称为“南市”，后来整个上海县城的沪南地区都成为“南市”，南市就是城厢。道台衙门、知县衙门设在此处。凡有外宾来访，地方官总是在豫园设宴款待。在西人编写的旅游书上，这里被称为“本地城市”（NativeCity）。随着租界的发展，北市日益繁华，而南市相比却房屋简陋、街道逼仄。后来更因为小刀会、太平天国的战乱、抗战中日本人的轰炸……而一次次遭受创痛。 岂不知，这里曾经是上海最繁华的所在。大小商铺、茶馆林立，小东门江边的天后宫，香烟缭绕，县东街的三雅园茶园，夜夜笙歌。城隍庙更是上海城最热闹的场所，一年之中，盛事不断。 老城厢虽然纵横交错，但是往往不起眼的小弄堂里往往别有洞天。小南门路上，梓园和徐光启故居相距仅百米多。沿街两层西式骑门楼上是罗马柱浮雕，中间为吴昌硕题额“梓园”。梓园始建于康熙年间，几经易主，后归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主席王一亭所有，因园中有棵百年梓树，而改此名。不经指点，你不会想到里面还有一桩中西式塔式洋楼，百叶长窗，屋顶铺日式菱形瓦。1922年，王一亭在这里接待了初次到沪的爱因斯坦夫妇。 而豫园商城门前的横街———方浜中路中段臻岭街口的一所幼儿园里，曾经是名噪沪上的上海梨园公所，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都在此传过艺。 院落人生 住宅总是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华界最早的石库门建筑，上面的雕花、门楣成了岁月的皱纹，诉说着曾经的生活点滴。敦仁里、棉阳里和吉祥里的房屋，大多开设钱庄、银楼和字号，曾经形成另一个金融中心，即所谓的“南市行市”。 豆市街119弄的敦仁里拥有近百年的历史，房子最初都是安康钱庄的地产，这里的窗上都装了铁栅栏。房子曾经十分抢手，要用金条来定。时过境迁后，这里年久失修，有一次大修，发现地板下竟尽是钱币，让人恍惚回了敦仁里曾经的富足岁月。 中山南路496弄的吉祥里是高级的住宅。13号前身是宁波钱庄，规格甚高。不是常见的三合院，而是四合院形式，幽深宽敞，有单独的楼梯间。连地面都是彩色水磨石，回纹镶边。“五间二弄”的布局，是宁波地区的典型式样。考究和精致，见证着浙江商人在上海金融界的翻云覆雨。 紫霞路109-110号，是著名中医外科名师顾筱岩的诊所。这一组小石库门在外郎家桥的街角，清水砖墙面，阳台上有着细巧简洁的铸铁栏杆和精美的山花片断，厚厚的黑漆门板隔出一片超然尘外的宁静。顾氏出身中医外科世家，老先生温恭谦让，遇贫苦求诊者，常施诊给药不收诊金，但对恶势力却毫无畏惧之心。曾有病家将病人尸体陈于堂前，诬告先生，闹事者纷纷来敲诈。先生却镇定自若，正色说：“死人在，病在，方在，药对，我无错。我一生不做鬼祟事，救济贫病从不吝啬，若要敲诈冤枉钱我,顾筱岩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与平日和善待患判若两人，来者瞠目结舌，悻悻告退。 街路风情 午后阳光里，踏过苍苔小路，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不经意就会踩到一串故事。早期的上海，知名老街多在十六铺一代。老街与码头衔接，街名有趣得很，大多以附近集中的作坊为由头：花衣街、豆市街、篾竹街、咸瓜街、面筋弄、火腿弄、竹筷弄、汤罐弄……随着拆迁和改造，一些路将永远地消失，随着一纸《废路通知》把曾经的故事深埋。 花衣街多棉花堆栈和商行。每当木棉上市季节，花衣街上熙熙攘攘，四乡棉农担挑车载，穿街走巷；各路商贾、牙人，争购转手；船员、脚夫装载启航，喧声撼市，白雪铺地。 豆市街因了豆市交易而声名。立秋节起，每天都有关东、齐鲁的豆麦，码头上口袋堆垛似墙，豆行货栈生意兴隆。明清时期，豆米业是非常重要的行业，各行业都以豆米业的“九八规元”为白银的成色标准。清代以后，这里成为豆米的集散地，当时就有“几日牛庄船不到，油、豆看涨三分。”之说。 咸瓜街位于大东门外，分“里咸瓜街”、“外咸瓜街”。“咸瓜”在此处不是酱瓜，而是“咸黄瓜”的省略语，是闽语“咸黄鱼”的意思。黄鱼在五月为大汛，与黄瓜上市季节相同，故福建方言称为“黄瓜”。黄鱼是福建船商运抵上海的主要物产之一，泉漳会馆附近遂成为上海主要的鱼市场。咸瓜街今天仍是上海主要的水产集贸市场。 远去的钱庄 嘉庆年间，上海全城已有50万人，钱庄和店铺鳞次栉比，俨然一派“商人如蚁货如织”的繁荣景象。据《上海钱庄史料》载，上海最早的钱庄是一个绍兴商人在沪开设的煤炭店，该店转而“转移兑换银钱，及放款于店铺船帮”。逐渐扩大，形成此后之钱业。到1858年，上海的钱庄已达120多家。穿过九曲桥走进豫园，可以找到旧时上海钱业公所的所在地。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兑换、收付的频繁，钱庄更加壮大。由于当时贸易输入以大豆、油脂、豆饼为主，钱庄集中开在豆市街一带，豆市街对民间游资转投工商业可谓贡献良多。到了19世纪下半期，上海大宗交易买卖，约七八成以庄票支付。钱庄的服务业别具中国式的人情，不但星期天照样开门，而且营业时间特长：早晨商店开门，钱庄也开始营业；晚上商店打烊，钱庄才停止营业。那是在真枪实弹的金融商场中，中国人以自己传统的诚恳笃实和一点点盘划打下自己的半壁江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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