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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上海的“群租现象”可谓层出不穷。比如一套一两百平米的大户型，由大房东租给二房东，二房东擅自用木板分隔成10多个小房间，再分租出去，每间要住五六个人。非法群租不但令物业品质大打折扣，还给消防、卫生、安全等各方面都带来了严重隐患和威胁。 曾经对“二房东”现象有过深入研究的历史专家吴健熙先生介绍说，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孤岛”时期的上海，便已出现了二房东。和当前的群租一样，都是由于房价的畸形上涨，房租与房价未能同步，所以涌现出大批租赁阶层。今天的二房东现象，是一种历史的复归。 1933年到1936年抗战爆发前，上海经济萧条，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里的房子供大于求，租金低落，还出现了减少或取消顶费、免租数月等促销手段。随着抗战爆发，情形马上变得两样了。尤其是1937年底淞沪战争结束后，日本占领了更多土地，难民在乡间生活困窘，“孤岛”则出现畸形的繁荣，无数难民涌入上海之后无处栖身，二房东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向大房东顶来房子之后，做“无界限分割”，继而买空卖空，通过增加顶费、房租以牟取利润。虽然大房东受《房租协议》的约束，不能随意涨价，二房东对三房客却可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一些二房东尚有工作，另一些则完全靠租赁为生，其投机性、寄生性不言自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房屋收归国有，二房东自己也成为租户为止。 二房东速写图 据看过《王先生与二房东》、《二房东与三房客》这两部早年国产片的人说，反映的是二房东的暴戾情态。 上海自沦为“孤岛”以来，偷时机、找门径、发抗战财的人几乎占了十之八九，而做二房东也成了发财门径中的一条。借一二千块钱，顶一幢房屋，顷刻之间便成了二房东了。在经济困难的时代，借钱虽不容易，然而借钱做二房东，倒很多人肯借，因为有房屋作证，不怕变成“猫咪放老鼠债”。 一般来说，一幢三层楼的房屋，大房东的月租费大概最多一百元，经过二房东的手转租出去，每间平均下来都超过四十元。假使一幢房屋连大带小有六间，去掉一间自用，每月到手二百元。除掉付给大房东一百元以及其它费用二十元（现在的二房东越做越精乖，水电费用大都另外算，所以二十元其实还不到），月月净到手八十元。假如能连顶两幢、三幢，则每月一二百元不劳而获，别的工作哪比得上？所以也难怪1940年前后，上海人做二房东的生意都是争先恐后地竞争着。 产生二房东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战后的上海成为苏浙一带最好的避难所，达官贵族挟巨资、携妻女流亡“孤岛”，导致人口大增，屋少人多，于是二房东高抬租价，中饱私囊。另外，战前本已无形取消的小租费用，战后因为人满为患，大房东就谋求小租之利，而二房东出一些小费，更有大房价可收，“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愿意来竞争做这个生意了。还有那些不愿回沦陷区、坚持要在上海生活的人，就是房价再高，也只得咬紧牙关住下去。二房东抓住这个弱点，尽可以放心大胆把这个生意一直做下去。因此，二房东生意的兴隆，就不言而喻了。 当时有人评价说，二房东不但是上海的剥削阶层，也是上海的蛀虫阶层，大有损于民财的元气———上海的二房东，一般都是早上日高三尺才起床，抽鸦片、打麻将、狎妓、跳舞，无所不为。看看钱不够花了，他就会借故加价：“开销不来，三房客不加，二房东就活不了。”工薪阶层一个月出三四十块的血汗钱，供二房东恣意挥霍，而做二房东的专耗别人的血汗钱，令社会一般人大损元气。甚至还有些二房东，借寓所贩卖烟土、开妓院、造白粉、制吗啡，饱受时人指责。当年的三房客无不苦苦盼望来一个制裁，来拯救被二房东剥削得苦不堪言的日子。 孤岛二房东的“心机” 在地图上不过火柴头那么大的上海，据非正式统计，约摸有五百万人口。有人说笑话，上海的日用物品，小至引线针洋纱团，大至米食菜蔬，没有一样不值钱，只有“人”，过剩地塞在这个弹丸之地，显得一点也不值钱。 这么多人要解决住的问题，所以许多空地都造了市房；从前荒僻的地方，都变成了新马路；连跑马厅一角也改建成市房数十户。二房东更是别出心裁，叠床架屋，当小客栈一样租借给人，有了二层阁、三层阁的房客不算，阁楼上还要借铺场给人，早出晚归。甚至露台上盖几张马口铁，搭一个棚，也可召租。往往一家石库门，住上七八家，每家六七个人，外加乡下避难出来寄住的，足有五十人左右，其中如果有病人，传染开来实在危险。有一时期法公董局严厉取缔，公告拆阁拆棚，就因为听了救火会的报告，唯恐发生火灾，而且人住得过多，房屋陈腐，也容易出事。 到了1939年，上海住房问题更难解决，不但电线木杆上的房屋召租招贴极难发现，就是旅馆也天天高挂客满牌。当年曾有人谴责说，要推敲上海心计最狠的人，当属二房东。许多生命丧失在了时代的劫运中，“孤岛”的二房东生命没有丧失，财产依然完备，并不自知侥幸，还要百般计较，使自己的生命更愉快，财产更丰富，真是人心不足，更不管他们的笑声背后，是无数流亡者的挣扎与哀号。一间小小的鸽笼式的房间，租金高抬至几十几百倍不说；连阁楼、灶披间乃至天井，也都成了二房东挖空心思赢利的地方。 据1940年的报章记载，虹口与闸北开放的第一天，就有十万人从房价昂贵的租界搬进虹口或闸北去。租界上的房子一时间空了许多，房价也略微下调。住在租界的人们（二房东除外）兴高采烈，满以为这种情形只要持续几天，降低房租就十拿九稳了。谁知虹口、闸北开放不到一周，“拉夫事件”发生了，大批人口迁回租界，于是租界上的房子重新炙手可热起来。 二房东与大房东 在“孤岛”上海，二房东与大房东的较量，从1938年持续到1941年，还远没有结束。 关于住在上海的种种 1938年前后，从内陆到上海避难的同胞源源不绝，“孤岛”上早已人满为患。许多异乡人在寻找住处时，因为不熟悉上海的情况，往往吃亏，即上海人所谓的“洋盘”。所以事先必须慎重考虑，比如离菜场太远，买菜不方便；老虎灶太远，饮水不方便；邻居不爱干净，马路不清洁，容易传染疾病。尤其是大战之后，不能不提防瘟疫爆发。有人会说太不现实，那年头，借得到房子就算万幸了。确实如此，不过还是得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尽可能地讲究一下。 ◎编写/邹谨忆◎图片资料提供/吴健熙 上海住家指南 上海沦为“孤岛”后，住家成为严重的问题，房价的昂贵，出乎人意料之外，总之，在上海住家，必须视自己财力而定，大致情况可分三种：（一）洋房：大部分为外国人及中国大资本家豪商巨贾所租住，但其中也有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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