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商人都曾遭到过社会的仇视和打压。确实，商人有贪婪谋利的一面，这是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的首要原因。中国古代的商人是某种意义上的“贱民”，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和政府依然惯性地对商人采取仇视政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逐步领悟到商人对国家富强和民间财富的创造、积累有着政府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几百年之前，中国的某些商人群体早就显示过这种能量，他们就是徽商。 遍布全国的商业大军 徽商，即徽州的商人。而古徽州府的范围，大体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境内。徽州在唐代之前名为新安郡，故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北宋徽宗年间，徽州始作为府名，延续近千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而徽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也从15世纪中叶肇始，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整个中国商人的翘楚与标志，甚至成为一个品牌。 古代徽州府为何多商人，并形成了所谓的“徽州商帮”？有学者从“人地矛盾”的角度给予了解答。明代初年，徽州人口近60万，人均耕地面积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区区2.2亩。清康熙年间，又进一步下降为1.9亩。按照明清时期的田亩产量，养活一个成年人，需要4亩地。可见，徽州多山、多丘陵、少耕地的农业条件，恰好遇上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大爆炸”，靠地吃饭的路，的确是走到了尽头。但人活着要吃饭，社会就只能转移农业劳动力了。古代的农业人口无法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去，由最初的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具有各类技能的新型劳动者。于是，作为严重多余的徽州农业人口，他们只能选择外出做小买卖，以此保命。 本来是相当不利的农业资源禀赋，本来也只是为了保命，可是，走出去的徽州商人却迅速发展壮大，并超过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商帮——晋商，代替其成为中国第一商贾大帮。 商业本身就是流动性的，既是货物的流动，也是商人本身的流动。之所以商业能够尽最大可能开拓人们视野并提高社会的开放程度，就是因为其天然的流动性。但是，秦汉以降，受到儒家“安土重迁”的故土观念影响，包括商人在内的中国人都不太愿意远离故土，更不愿意举家迁往外地。古代商人在外地经商获得商业资本后，往往不是继续做强做大，而是最终把这些商业资本转移到老家，变成房屋、田地等不动产，以此衣锦还乡、光耀祖先。这正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大致命短板。商人因为固执的乡土观，致使财富的扩张能力大为减弱，造成中国顽固的地主与小农经济模式无法打破，而最有可能打破这种经济模式的正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商人。 徽州商人一开始也难离故土，总是把家人留在老家，心被家人牵着，一个人像风筝一样在异乡打拼。但是进入清代之后，徽州的大商人为了强化商业成就，开始举家，甚至举族迁往经商之地，往北远到北京，往南到南昌，往西到武汉（汉口），往东到杭州等地。因商而大规模地举家迁居，在现代社会很平常，但在清代初期却是石破天惊的创举，这种行为大抵上有了一种韦伯所谓的“商人精神”了。 商帮与宗族 徽州商人一旦进驻到某一个地区之后，就会马上成为当地商界的大佬。譬如，明清时期，苏州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商贸重地，尤其以丝织业为大宗。长期以来，主宰丝织业的商人不是苏州本地人，而是徽商。扬州也是当时的商业大都会，而盐业是其最著名的行业。明代万历年间，徽商已获得扬州盐业的主导权，到康熙年间，扬州地区的大盐商，一半是徽州人。故有人说扬州的繁华，其实是始于徽商的开发，而扬州几成徽商的“殖民地”。 徽商外出做生意，不分地域，也不分商品种类，只看买卖获利是否丰厚。因此，他们的商业足迹早在明代就踏入云南、广东和陕西等偏远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向有“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虽然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并未因其极强的商业冒险与探索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结构，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极为封闭、专制的时代，对小农社会的极端顽固性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古代中国有聚族而居的传统，徽商举家前往外地，从表面上看是对这一宗族传统的破坏与抛弃，而实质上他们依然是在维护和利用这种宗族上的凝聚力。因为徽商在经商地安家后，会马上着手修族谱、建祠堂、祭先祖，并广泛联系经商地的族人，在当地形成一个交往密切、资源共享、同甘共苦的同族商人群体，即商帮。徽商的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地方，还是徽商议事、集会之地，更是他们相互传递商业信息的固定场所。不同姓氏的徽州小商帮，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整体上的徽州大商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徽商只不过是把以前固定在老家徽州一地的宗族力量，扩展和延续到全国各个经商之地，并发挥不亚于在徽州老家的宗族商业合力。 可见，徽商之所以能够形成“商帮”，宗族天然的团结力量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徽商的一大组织特点。与当时另外一个商人群体晋商（以地缘为联系纽带）不同，徽商是以血缘关系作为联合的第一条件。正因为如此，徽商的族长往往也是商帮的头目，而族人就是商帮的成员。于是，族规家训便成了约束同宗商人和经理人员的“法律”。如果商人和经理人在商帮内有侵吞财物等欺骗行为，那么他将遭到双重惩罚，即商业上的和宗族内部的。而且，宗族内部的惩罚在古代更具杀伤力，一旦受到惩罚，此人在宗族内就再难抬起头，回到老家也会不齿于乡里，会被长期排斥在宗族的各种活动之外，而这正是古人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馆与商业网络 双重惩罚的机制以较小的成本，激励了商帮成员之间的合作，增强了互信，实现了商帮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得商帮每个成员都能在一个诚信的环境下，通过勤奋经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商业成就突出的成员，其在宗族内的地位还能因此得到提高，获得某种人格尊严上的奖励。宗族内陆位的提高，又能反过来使商人获得更多的商业资源和人脉，最终为其带来更大的商业利益。这种把经营成果与宗族地位结合在一起的互动方式，是徽商纵横天下的一大法宝。 在宗族的奖惩机制之外，徽州商帮还在经商地普遍建立“徽州会馆”。会馆与祠堂一样，都可以当成是徽商的商会办事处。但与祠堂不同的是，会馆使不同宗族的徽商联合到一起，把基于血缘关系的商业组织进一步提高为基于地缘关系的商人联盟。明清时期，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城市里，都建有徽州会馆，甚至连较为偏僻的小镇，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徽商，也会建立会馆。这些会馆与徽商祠堂一道，在全国连成一个网络，成为各种商业信息、人才信息的集散地。 会馆不仅为经商地的徽州坐商与途经此地的徽州行商服务，而且也具有某种公益性质，即为外出的徽州人——如赶考的读书人提供食宿、给予资助。这为徽商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和平台，提高了徽商的集体自豪感和荣誉感，让每一个到来的徽州商人，甚至是普通的徽州人，都能在会馆中找到家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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