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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徽州:徽商是怎么炼成的?

 黄山怪石 2013-10-04
    因为有徽州文化作为土壤,才养育了“左儒右商”的徽商,才奠定了其四百年的辉煌根基。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
    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
    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
    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徽商的“尚儒”除了达到了“求名”的目的,更将儒家文化融进了其经营理念之中。
    1、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贾而好儒文化性格。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影响到了徽州的各个阶层和方方面面,在古徽州,受程朱理学影响更为深重,使得徽商特别重视文化层次和做人品味,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对传统商业文化进行研究。因此,徽商的思想和行为深受儒家影响而体现出儒家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地处理了“经济利益”与“诚信仁义”的关系,成就了“儒商”美名,形成了以儒道经商的文化性格。
    以儒道经商的文化性格具体体现在:一是坚守诚信观,做到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形成了 “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以经营信条和准则。在日常经商行为中,徽商将诚作为自己的价值理念,要求经营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搞假冒伪劣,不行欺骗妄诞。
    二是处理好义利观,坚守宁可失利,不可失义信条。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义利并重。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徽商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利互惠、相互依存的,因此做到君子取财有道,从仁义道德出发,不取不义之财,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儒商宁可失利,不可失义这一角色定位改变了商人的社会印象,消除了人们对徽商的防范心理,从而使得徽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三是奉行仁爱思想,积极担当社会责任。徽商坚信儒家文化,推崇“仁者爱人”。所以,徽商在致富之后不忘回报社会,积极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兴学校、修水利、筑道路等。徽商的这种牺牲暂时利益造福社会的义举,赢得了社会和灾民的信赖和爱戴,在广大社会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为其商业的进步拓展和丰富商业利润的获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家族思想浓厚的商业文化性格。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由于特有的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
    徽商家族文化特征为徽商带来优势主要有:
    (1)资本的筹集优势。徽商企业主要靠家族内的血缘关系来筹集,并保持诚信。
    (2)借助于家族势力实施垄断,获取信息等。
    (3)借助家族势力实现官商结合,为家族企业服务。
    (4)借助宗族法规实现家族内部管理。
    3、艰苦创业的商业文化性格。创业研究认为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辛苦精神、闯荡意识、竞争心理。著名学者、徽商后裔胡适先生,曾经把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这是对徽商人品质最形象的概括和赞誉,也道出了徽商文化的本质。
    4、注重教育、商儒互济的商业文化性格。徽商通过研习儒学,不仅具有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儒商”文化性格,同时还提高了自身的文化修养,使得自己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并且通过开办学校让徽商的注重文化教育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因为成功市场竞争需要文化为基础,竞争者有了文化则智力、洞察力、判断力就会提高。徽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徽商群体在商帮林立的商海中具有高人一筹的智力、洞察力、判断力等。
    (1)商儒互济的第一种情形:家族和家庭的分工世代转换。经商能够为读书提供经济保障,而读书入仕则可以光大门楣,反过来又为经商提供政治靠山。
    (2)商儒互济的第二种情形是徽商的文化修养使他们比其他的商人更具有经商的智慧,更善于把握商机,便捷地了解朝廷的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信息,自己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
    其实,徽商注重儒学,实则也是一种观念的革命——重儒轻商,儒商把“儒”与“商”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造就了徽商400多年的辉煌!
    曾有专家研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徽州文化的形成,徽商的诞生,也是因为移民的结果。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 -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
    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不同层面推动了徽商的繁荣发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
    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 “国”与“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一个一个的诚信,汇集成了整个徽商的诚信团队,以至于影响了整个历史:
    1.崇尚信义,诚信服人。明朝嘉靖间歙商许文才长期经商,始终本着一条原则,即讲求信义,“贸迁货集,市不二价”。歙县商人鲍雯在经商中,“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在商场中,有人以“诈”生财,有人以“信”致富,在“信”与“诈”之间,吴南坡的态度十分明确:“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也就是说,就算是五岁的小孩子来买我的东西,我也绝不会往高里说。翻阅徽州族谱、宗谱时,类似记载比比皆是。
    徽商崇尚信义,诚信服人,反映了他们在商业上的远见,不惑于眼前小利。黄鉴看到其他商人设智巧,仰机利,大不以为然:“嘻!此辈卑卑取富,益目前耳,大贾顾若是耶?当种德也。德者,人物之谓也。”他反对狡诈生财,处处“种德”,以取得顾客的信任。他们父子相授,皆成大商人。
    明代的徽商汪通保也是如此,他在上海开典铺,生意越做越大,但他并末忘记“诚信”二字,“与诸子弟约,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意思是说不准子弟欺行霸市;贷人银钱,不准杂有恶钱,更不准短少;收人利钱时不要计较零头,也不要按日计算以多收利息。这种经商作风,当然能深深赢得广大顾客的信任。
    2.薄利多销,甘当廉贾。这也是徽商(除盐商外)成功的秘诀之一。其中有徽商教导从商的儿子说:“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若第为廉贾。”在他的眼里,农耕只能获取什一之利,经商若也只取什一之利,就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骂,心理上也能得到平衡。徽商中的不少人正是抱着这样的宗旨甘当商场上的廉贾。
    明代在南京城内有当铺500余家,主要由徽州人和福建人经营。这两个商帮商业道德完全不同,福建人用高利经营,利息三分四分;徽商则不同,“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竞争的结果,自然徽商赢得了顾客:“人情最不喜福建。”
    从经营的角度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盘剥另一方,而应该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只取不予,贪图大利,一味只是“利用”、敲榨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大多数徽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自觉地薄利经营。 
    对此,歙县商人鲍直润说得很明白:“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所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恃,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
    3.宁可失利,不愿失义。义和利,是时刻摆在商人面前如何看待和处理的问题,商场中见利忘义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也有不乏“义利双行”的。徽商也求利,但他们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婺商朱文炽曾贩新茶去珠江,抵达后却错过了大批交易的日期,这样新茶也就不新了。在后来的交易中,朱文炽必自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从而大大影响了茶价。牙侩力劝其将“陈茶”两字去掉,朱文炽坚执不允,尽管损失了一大笔利润,但却在顾客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很多商人还能在义利不得两全的情况下,舍利取义。明休宁人汪平山在安庆、潜阳、桐城间经营粮食生意,正德某年闹饥荒粮价猛涨,而汪平山正蓄积了大批谷粟,如果按时价抛出,可多获利几倍,但他不愿乘人之威牟取暴利,而是将所积之米“悉贷诸贫,不责其息”,帮助众人渡过了难关。
    清休宁商吴鹏翔在汉阳从事粮食贸易,某年从四川运米数万石至,正值大灾,米价踊贵。面对嗷嗷待哺的饥民,他也没有见利忘义,而是“减值平粜,民赖以安”。又有一次,他批发胡椒800斛,忽然发现该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胡椒,但吴鹏翔仍照价买回,然后付之一炬。之所以这样做,是他担心若退了胡椒,卖主很可能转售而坑害更多的人。
    婺源商人詹元甲在外地经商,其年当地大灾,严重缺米,詹元甲受当地太守委托,携带20余万两的银子去外地采购米粮。既至,旅店主人告诉他:“此地买米,例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货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在巨大诱惑面前,詹元甲毫不为动,而是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被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
    4.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在经营中十分注重商品的质量,维护商业信誉,以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清代后期崛起的制墨商号胡开文就是如此。
    据载,胡开文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曾造出一种墨,在水中可久浸不散。一次一位顾客慕名前来购买一袋此墨,返回时,墨袋不慎掉入河中,捞起后发现此墨已开始溶化了。顾客去见胡余德,经调查,发现该批墨锭在生产中未按规定去做,胡余德一面道歉,一面以一袋“苍佩室”名墨相赠。同时告诫所属各店各坊,立即停售停制此批墨锭,并高价收回业已售出的这批墨锭予以销毁。此举虽在经济上受了损失,但却保住了商品的信誉。
    清末创办的绩溪“同德仁”中药店也十分重视质量和信誉,他们除了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本店所产中药材的质量外,还对自制的“百补全鹿丸”进行大力宣传。每年秋末冬初,他们都要邀请各地客户前来观摩“百补全鹿丸”的制作全过程,从活鹿缢杀到制作全丸,大家有目共睹,从而使该店信誉大大提高。良好的商业信誉是靠长期艰苦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不少商人都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徽商中的一些大贾,就是凭信誉起家的。
    有了诚信做基础,特别是有了正确的义利观,还需要有正确的信息渠道,经商,会利用信息做决策,因此信息渠道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是经营方式的选择。明清时期,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条件的不相同,必然会出现物产此欠彼丰,物价此贵彼贱的现象,对此,徽商十分明了。他们大多选择长途贩运的经营方式。
    明中叶歙县商人江才,年轻时曾随兄长在钱塘开店铺,售杂物,利润微薄。他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于是,他毅然告别兄长,“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复还钱塘时已挟重货,为大贾”。
    明末歙县商人潘侃也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载四方不可。”他在荆扬吴楚间长途贩运,“遂致不赀”。徽商形成的四大行业盐、典、茶、木,以及粮商、布商等,除典商外无一不是转载四方,长途贩运的。他们把苏浙的棉布、丝绸、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于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药材、木材,尤其是粮食运至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至江南。就在这种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交流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其次,经营项目的选择也建立在充分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歙县商人程季公在决定从贾时,做了一次远游:“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维扬,北抵幽蓟。”这样,天下“万货之情”了然于胸。在这个基础上,他决策:“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荚;吾郡瘠薄,则用子钱。”即是说,在江南,由于棉织业发达,则做布生意;在维扬,由于地处天下之中,则经营盐业;徽州贫穷,则可经营典当业。实践证明,他的这种想法完全正确,结果不仅自己“加故业数倍”,而且带动同族一大批人致富。
    歙县商人阮弼经商,初次来到芜湖,看到这里舟车辐凑,信息灵通,决定在此创业。当时市场均分行立业,唯独缣帛业(轻而簿的小纸)无人经营,他乃决定经营此业:“鸠其曹,敛母钱,躬载囊而规便利。就绪捆载者,悉居之留都(南京),转运而分其曹,利且数倍。”后来彩色缣帛旺销,染人获利颇丰。阮弼又决定“自芜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滋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谷,遍于吴越蓟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成为著名的大商人。阮弼能根据市场信息,果断决策,反映了很高的经商谋略。
    明末休宁商人汪心如“东底东粤,北走燕京,凡征歉物转之必盈之,征贱物转之必贵之,所至操奇有声”。他经商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显然是因为准确把握市场信息,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的缘故。徽商中像阮弼、汪心如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宗谱、族谱中记载不少商人“趋时观变”、“因俗时变”、“相度土宜,趋物候”等,都说明了他们能够根据市场信息,制定灵活的经营策略,所以,不少人得以致富不货,成为上贾、大贾。
    利用信息做决策,很简单,关键是如何去获得信息:
    1、徽商利用宗族群体,构建商业信息网络。自明中叶始,徽州形成了集体外出经商的风气,他们“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商,除少数大盐商外,大都小本起家,携亲带友,奔波于全国各地市场,以至清中期,沿江一带形成“无徽不成镇”的态势。徽商集体外出经商风气的形成,浓厚的宗族性是成因之一。至清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地方乡老宗族统治制度,宗族意识和地方宗族统治得到空前强化。在此影响下,徽商的宗族性更为牢固。在徽商商业信息传播中,宗族网络功能突出,尤其表现在宗族集会和乡族会馆。
    宗族集会或同乡会是徽商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歙、休两县民业贾遍天下,“夫两邑人以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这里的“共事”不惟经营共处,且包括商业经营中的信息资源共享。达到信息资源共享之目的,就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宗族集会以相互交流和商讨。宗族集会一般需由族长来组织和主持。另外,颇有声望的大商人如“贾人祭酒”也常组织同乡会,促进乡族联络更加密切,商业信息于是在同族之间得到了广泛传播。明清时期歙县商人大族如黄氏、汪氏、吴氏等先后就有多人被举为祭酒,他们一般视帮携乡族为己任。
    明中叶后,一些工商业城镇设立了商人会馆。徽商是最早设立会馆的商帮之一,在清朝以前,徽商设立的会馆还较罕见,在清康熙至道光时期,是徽商设立会馆的鼎盛阶段。许承尧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徽商会馆主要集中于长江以南的苏、浙、闽、粤和长江以北的楚汉、荆襄、直隶、山东等地徽商较活跃的工商都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会馆的信息渠道的作用凸显。如盛泽镇的徽宁会馆碑记:“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于是徽宁之旅居于镇者,无不敦睦桑梓,声应气求,肫肫然忠厚恻怛之意,诚善之善者也……记有之曰:‘合志同方,营道同术’。”这段碑记表明了徽州商业会馆的睦乡谊、“声应气求”、共图发展之目的。清末民国年间,上海、南京、苏州、北平等地都有“歙县同乡会”和会馆,徽商的书信、银两、包裹等物品由会馆或私营的“过塘行”(后改为运输行)指派“信客”传送,顾主付给“信客”一定报酬。
    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使“同一血缘、地缘的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意识,他们乐于彼此提供商业信息。陈智超在《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中说:“我在研究这批信件的过程中,始终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须知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不如今天的发达。除了他自身的条件和努力,如外出游学、经商等以外,他的宗族关系也给了他许多接触外界的机会。”乡族观念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舆论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休两县来说,“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可见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优势,在闻编篡绩溪县志时,他说:“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绩溪人团体。
    这种以地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信息网络,虽然在其他地域商帮中也存在,但从宗族观念的浓厚程度以至于影响宗族纽带维系的紧密程度来看,明清徽商群体之间达到了“与荣俱荣,与损俱损”的程度,这种信息沟通优势远胜于其他地域商帮。
    徽商的成功得益于徽商的亦商亦儒的传统,因此徽商极其重视对子孙后辈的培养,这既秉承传统,又形成风尚。徽商子弟自小就受到宗族长辈的训诫。尤其振家兴业的教训,使徽商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非儒即贾”的家训,使徽商子弟从小就有了两手思想准备。“学贾”成为与“学儒”同样重要的学业选择,也从而使经商思想和观念在子弟(无论其日后入仕还是从贾)头脑中逐渐树立。
    明弘治、嘉靖年间的休宁商人汪弘教训其子说:“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于缝章而后为士也。”
    江次公教训子弟说:“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若弟为廉贾。”
    这些教育言论无疑为后人的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样的环境无疑成为培养徽商后辈的“温床”。一些子弟长大后经商,更是时时处处受到父兄或师傅的教诲和引导。他们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很快便在商场中成熟起来。
    徽州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话是说有的徽商子弟很小就外出学做生意。拜师学艺是初涉商场的徽商获取商业经验的重要渠道。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而此情况在徽商内部则很少存在。“由于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
    初涉商界的徽商,一般年纪轻经验少不谙于经营,所以他们通过中介人介绍进店后,先要跟师傅学徒三年。学徒期间,商业教育信息一般包括待人处事、商业知识、社会经验、行规戒律等等。
    胡适曾对此描述说:“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
    徽商子弟不断秉承前辈经商经验和经营理念,并且结合自身实践不断给予发扬光大。有如此商业传承优势,一代代的年轻徽商宛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徽商能够称雄商界三百年,其个中奥秘可以说昭然若揭了。
    另外,徽商好交友,并把交友作为“尚义”的重要表现,同时,也会在交友中获取更多信息,这在那个封闭的时代显得更有效。
    徽商每至一处,必广交当地的朋友,官绅士商农艺伎游棍等等无所不交。“徽商不仅在家乡的公益事业中留下了美好的‘名声’,营造了一个‘和协’的家乡环境,而且随着经商足迹所至,还把‘膏泽’洒遍经商社区,营造一个‘和协’的商业环境。他们每到一处,总是力求‘人和’”。
    明弘治嘉靖年间歙县盐商黄錡,“客淮阴日,淮阴当南北日冲之地,士大夫毂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餽遗。而尤注意计偕,寒素者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儒绅翕然称节斋”。 
    歙商鲍士臣(清代大盐商鲍志道之曾祖父)初始助人经商,深为主人赏识,“(主人)日为先生游扬,先生之名遂大著。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金于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
    鲍士臣能够“得时货之有无”,从而“兴贩四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纳交者日众”,为其提供了广泛的信息源。
    明代歙商汪伯龄在四川经营,“广交游,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皆满,椎牛接客以为常。”他的生意做得也是非常红火。正是交友的广泛,为徽商提供了宽泛的信息源流。明代歙商胡叔吉,朋友告诉他南京为南都会,交通便利,便利贸易,得到这样的信息后,他乃入南京,“居绮缯,转之燕赵间,获羡甚丰”。
    与同时代的其他商帮相较而言,徽商在交友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徽商好儒,能够以儒家礼法规范自己言行,从而使其俨然有君子风度,给人一种亲和感。
    其次,交际公关场合中,徽商能够主动营造一种“和协”的友道氛围。徽商主张“诚信为本”、“以礼待人”、“以德服人”、“救人于厄”等等,这些言行一方面创造了友道氛围,另一方面也同时塑造了徽商自身形象,随着朋友的口耳相传,徽商自然赢得良好的声誉,无形中为商业信息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氛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徽商利用教育传承,依旧通过交友获取信息的方式,有点像今天的我们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获取信息。
    今天的企业经营者,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一般都会选择咨询公司来为其提供服务,以企能够让自己站在旁观者的高度不因“当局者二迷”,也可以借此让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企能够看得更远。
    其实,徽商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利用“咨询公司了,当时的徽商为便于商业经营,或为立足市场,展开商业竞争,击败对手,便开始利用当时出现的中介人员为自己服务。如有些徽商专门设置传递信息的服务人员。如休宁黄氏商人在外设“客外”店,在苏州设有“永晟”典铺。为保持这些外地营业点与大本营的联系,便设有“脚人”。脚人主要从事从异地店铺运送钱物和书信回大本营。
    此外,不少大徽商还蓄养着一批专门打探市场信息的副手,他们四处活动,刺探商业信息。《肇域志》介绍徽州府云:“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使其“征贵贱运,睹若观火”。
    明清时期,商人阶层中还有一类中介商,称为“牙商”、“经纪”或“掮客”,他们的职责就有为商人提供联络服务或信息服务。“买卖要牙,装载须埠”,徽商初到异地,人生地不熟,便需联络牙商,利用牙商探听信息或传播信息。
    利用商探中介获取商业信息,在徽商经营中虽然未必是普遍现象,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表明他们已有明确的市场意识,开始主动去驾驭市场。
    当时的徽商还将书信作文了一种传递信息的渠道。陈智超对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700多封明代徽商方元素信札进行研究,考释了这些信札的内容、涉及的人群及价值意义。“写信或通名刺的,共有四百八十余人”,涉及人物有文人、军官、明宗室、各级官员、方氏宗族、各类艺人等等;涉及地区“包括南北两京,南至广东,西至湖广,东至苏杭”。信的内容广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生意买卖或借贷。
    通过信件传递商业讯息,在徽州咏茶竹枝词中也得到反映,如其中一首唱道:“侬家夫婿估浔阳,信报头茶已放洋。急急忙忙缘底事,山园又有子茶香。”茶商通过信件向家人传递茶叶市场信息,为后方茶叶生产指明了方向。
    清乾嘉时期由于出外经商的徽人众多,于是在徽州本土产生了一特殊行业——信客。他们绝大部分是替徽商往返两地传递书信,携带银钱及杂什货物等。“‘信客’自清朝乾嘉时期发展至此时,其势力业已壮大,无形中成为一种专业,私下里有‘班规’,各自印有‘拜贴’、‘名片’,各人有各自的当班路线和相互信赖的长期雇主。”
    由此可知,渐成规模的徽州“信客”行业必然对徽商的商业通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商业发展和社会上交游风气影响,明永乐以后,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民信局——专门从事民间私人信函的传递的机构。他们不受官方任何约束,负责可靠,主要运送票据、纹银、信件和包裹等。而在徽州地区的出现则较晚,直到清咸丰十年(1860),王廷卿在徽城开办“永和义”民信局。与此同时,歙县深渡已有“姚宝信过搪行”。不少徽商自己在上海、杭州、芜湖等地设立“信栈”。这些民信局通讯邮递事业的出现,使商业信息往来更加快捷便利。
    徽商还利用通讯书录之类的途径来联络。知单,又称“易知由单”,原是明清时期政府用来催纳税人纳税的一种通知书。后来在民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宴会和集会的通知单。徽商有时便用来互通信息。如绩溪商人章必泰贾于吴越间,尝听宗人说要重建家乡宗庙,“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
    此外,徽商是非常重视修谱牒的,利用谱牒建立起联络通讯网。如章必泰刊发知单,发送对象便是根据谱牒所登录的各宗人。在平时的商业信息沟通中,这些通讯途径也必然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之一。
    总之,徽商为构建信息渠道,可谓是无孔不入,只要能够又有利于信息传播的,他们都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
    徽文化造就了徽商,徽商的发展不但发展了徽文化,还把徽文化与徽商的经营理念融合到了一切,以至于谈到徽文化自然想到徽商,谈到徽商自然想到徽文化一样。
    徽商在异地经商的同时,亦充当了传播徽州文化的使者。这突出表现在徽商对建筑、饮食、娱乐等文化生活的追求方面。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他们将传统文化与商业理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如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菜、徽戏等文化形式经过徽商的传播名扬宇内。反过来,这些文化形式也客观地对徽商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人们一接触此类文化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徽商的贾风商德。
    徽商致富后,不仅在家乡也在侨寓地建筑住宅、园林、祠宇、桥梁、书院以及牌楼等建筑形式。就屋宇来说,徽商创造了“干栏式”和“四合院”结合的外部封闭、内部融通的建筑模式,装潢上又处处寄予了商人的处世理念和人生愿望。如“四水归堂”的庭院构造,既承接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儒家理念,又表现了商人汇聚钱财的愿望。门窗梁栋上多雕刻鹤、鱼、蝙蝠、松、竹、扇等饰物,象征着长寿、聚财、升平、积善等观念。如果说这些表现多少还有点隐晦的话,那么门窗堂壁上悬挂张贴的楹联字画却又直接地表达了商人的理念,如徽商胡积堂所建的“笃敬堂”中堂悬挂一幅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就直接表达了徽商对经商和创业的理解。
    总之,徽商的建筑处处体现了商人的理念,让人在叹服之余,又获得了徽商寓意其中思想理念。无论对时人还是后人,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其它诸如徽州的饮食、版画、篆刻、民间娱乐歌舞等文化形式,与徽商的生活联系密切。它们被徽商融入到商人生活中,在特定的场合往往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一首扬州竹枝词曾就此现象唱道:“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
    徽菜、徽戏能够传播各地,与徽商的推动与传播有着很大的关系。又如徽州灯会,清人甘熙《白下琐言》载:“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合城士庶往观。”这既展示了徽州娱乐特色,又宣传了徽商的经营。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业发达,不少徽商刻印书籍传播信息。如明万历歙墨商方于鲁编纂了《方氏墨谱》。而与他同时的竞争对手徽商程大约也不甘示弱,编纂了《程氏墨苑》,通过刻书宣传产品,以到达竞争制胜的目的。
    若说上述两者是为击败对方而刻书宣传的话,那么光绪年间“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刻印《丸丹全集》则具有强烈的宣传意识。这可以从该书序中可以看出,序中首先声明“定价划一”,定期折扣,童叟无欺;其次申明药材来源地道、配置精致;最后强调具体地址:“仕宦巨商赐顾者,认明杭城大井巷北口坐西朝东石库门,中堂供奉天医神便是。”
    更为可贵的是,徽商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的《士商类要》、憺漪子的《士商便览》等商贾实用书籍更是广为刊行,为明清书业增添了新气象。
    徽商的信息传播渠道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于细微处见其精明与特色。如采用碑刻牌匾门楹等传播。徽商创店设行开铺,一般都在店铺门额或店堂中挂一牌匾,上书经营宗旨或原则之类的字号,令顾客一目了然店主的贾风商德。如明歙商汪廷和自颜堂名曰“树德”,寓意“立德在树,树德在滋,其道备矣”。
    胡雪岩“胡庆余堂”药店的“戒欺”匾额,强调商德,其实际效果给人以货真价实的信息。
    徽商还借楹联作宣传,如祈门商人马如春的“九成斋”药店,其楹联:“九晒九蒸,秉良心,晒蒸九次;成丹成散,遵古法,丹散成功。”既宣传了药的制作过程,也宣传了商德。
    同时,这些商业信息渠道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被徽商综合运用于商业经营活动中,从而构建了错综复杂的商业信息渠道网络,大大提高了徽商的商业竞争力,也促进了明清徽商的整体发展。
    功夫在诗外,徽州文化的传播塑造了徽商儒商的品牌,也形成了徽商的独特风格。
    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否成功,除了需要经营好内部环境之外,更需要经营好外部环境,对此,徽商通过谋求权势之交、结好文人学士、热心公益事业等手段来为自己的经营创造优越的外部环境。
    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州商帮那样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并且蔚成风气,代代相传。徽州是徽商的桑样之地、父母之邦,是其“根”之所在,徽商对家乡总是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为家乡尽力。他们广置族田、义田,救济本族或家乡穷人;他们还赞助家乡的各种建设,在修城、筑路、架桥、修建书院等方面都有许多贡献。
    徽商的种种“惠及乡间”的质行义举,尽管耗费了不少资本,但赢来了一片颂声。“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
    徽商不仅在家乡的公益事业中留下了美好的“名声”,而且随着他们经商足迹所至,还把“膏泽”洒遍经商社区。尽管在那些地方,徽商无寸土之责,但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建桥、修路、筑堤、浚河、救灾、贩荒等公益,徽商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出谋划策。他们还捐资建殡房、置义冢,收葬无主尸骨,置救生船以拯溺,设药局以疗疾,开我国近代慈善事业之先河。
    他们经商一方,造福一片,不仅提高了徽商的知名度,也使徽商的美誉传遍天下。
    鉴于徽商的这种作为,使得徽商更容易经营外部环境,也更易于交接各地的官员及文人。
    在徽商的座上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官员士大夫。可以说,大多数徽商在官场中都有自己的朋友或至交。休商汪可训在芜湖经商,座上宾常满,杯中酒不空。短短几年,就结交了不少官员,“朝廷用大司农言,置榷芜关,西蜀雷公来摄事,公余访闾井贤豪,间得大学(汪可训),一见大悦。……去之日,依依江湖不忍别。嗣獭上潘二岳来,濒访而得太学,见悦有加于雷。历一月,宾见者数四。后则击节奏钥启便室揖入,修家人欢,礼款逾厚为骨戚,有‘三日不见鄙吝生’之叹。太学于二君称莫逆。余如罗柱史、张铨部、程观察诸大老曲席折节,指不胜屈。自是干旄之导、山人之衣及曩陪京之游,往来造门无间日,或漏泻二十刻,犹稠迭庭中,太学不厌也。”
    这类例子,在徽商中可谓不胜枚举。歙县商人黄长寿经商扬州,“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览胜》并《壬辰集》,前太史景公赐之为引,梓成藏为家宝”。
    凌和贵在浙江从商,广泛交友,“自达官绅士以及氓庶,无不以礼相交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
    徽商在和官员相交时还表现出相当的远见。如何永昌在广济县经商,“广济令陈某失上官意,将以亏帑劾”,何永昌慷慨解囊,以六千金助之,“事乃解”。此举使何永昌与陈县令结成生死之交。有这样一把保护伞,其生意自然会一帆风顺了。
    与文人交往,在徽商中可谓蔚然成风,更是封建社会晚期的新现象。明歙商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这里所说的,正包括了大家所非常熟悉的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文征明、沈周和仇英。
    徽商与文人相交,除了和文人在一起吟诗歌唱和或纵论古今,进行思想交流外,还在物质上资助文人。如徽商黄琦,号节斋,“好贤礼士,挥金不靳,有柳开客大名之风。君客淮阴日,淮阴当南北要冲之地,士大夫谷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留客)馈遗,而尤注意计偕(举人赴会试者),寒素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儒绅翕然称节斋”。黄琦不仅对这些文人“延纳馆餐,投辖馈遗”,而且特别注意资助那些赴京会试的穷举子,进行感情投资。
    徽商程元利与昆山文士俞允文友善,允文乃一介布衣,善诗歌,工书法,有文名。允文死后,元利“不借重赀,梓其遗稿千余篇,使不泯没”,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深厚。可想而知,这些人一旦得以“踊跃穷途,飞翼天衢”,自然会涌泉相报。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商人尽管腰缠万贯,社会地位仍然低下,富而不贵常使他们自惭形秽。因此,与社会名流、贤达的交往,成了他们提高社会声望和地位的一种手段,所谓“游大人而为高”,而徽商“贾而好儒”又使他们与官员士大夫、文人骚客找到了双方的契合点。
    于是,金钱是手段,儒学是媒介,将双方结合起来。鲍建旌一生在外经商,他深谙经营之道,加上一些文人士大夫为其宣扬传播,使得他每到一地都会很快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市场越来越大,“客豫章、客楚、客浙、客姑苏,晚而久客京口,四方贤士大夫骚人韵侣服其直谅,绝不以贾人遇之”。他在市场上自然就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了。
    其中,最成功的典范当属胡雪岩因资助落魄秀才王有龄,从而打开了自己走向红顶商人的大门。
    胡雪岩是谁?
    大家都清楚,胡雪岩,名光墉(1823—1885),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代商圣”,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绩溪。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钱庄”做跑街,后因擅自借钱给官兵被开除后在湖州买卖粮食为生,后在杭州设银号,又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王有龄又是谁?
    如果没有胡雪岩,恐怕今天的人很难知道王有龄是谁,因此,可以说,胡雪岩应该是王有龄的“贵人”,但从另一个方面论,王有龄又是胡雪岩的“贵人”,如果没有王有龄,就没有了今天的胡雪岩。
    据史学家研究,王有龄与胡雪岩的故事纯属无稽之谈,但如果胡雪岩与王有龄无关联,但胡雪岩肯定与张有龄、李有龄有关,毕竟“神话”也有其根源所在。
    关于胡雪岩的发家,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胡雪岩在钱庄做学徒时,私自将500两银子借给流落在杭州的候补官员王有龄,后王有龄发迹为了报答他,便资助他自设钱庄。
    这种观点最早来自清人陈代卿在《慎节斋文存》“胡光墉”篇中的记述,后台湾作家高阳的小说《胡雪岩》更是大肆渲染。
    另一种说法,胡雪岩擅自将2000两银子借给了一个湘军营官,后来该营官如期还贷,得知胡雪岩因此遭不幸,就将他引荐给了浙江巡抚王有龄。
    另据胡雪岩的嫡曾孙胡亚光的叙述,胡雪岩早年在阜康钱庄做学徒,主人膝下无子,看胡雪岩勤敏有胆识,对他非常器重,在去世时,就把钱庄留给了他,而王有龄那时在杭州要与太平军作战,胡资助王有龄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正值太平军攻打杭州,时任杭州知府的王有龄召集绅商讨论抗敌之策,胡雪岩所在的钱庄主胆怯不敢与会,让胡雪岩代表。胡雪岩慷慨陈词,认为守城最重要的是粮饷,并自告奋勇借钱办粮,王有龄依他言而行。只是待他买粮归来后,杭州城已经被围,胡雪岩只能返回上海将粮变卖,到数年后左宗棠重新收复杭州后,胡雪岩又买粮运回陈明一切,并得到左宗棠重用。
    这种说法,一方面陈述了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交往开端,另一方面的确有据可查。汪康年《庄谐选录》对此有记录。另外,他驰援杭州的情节,左宗棠的私人文集里有记录:“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援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
    综合以上诸材料分析有一点似可以确证:在王有龄兵败杭州时,胡雪岩已经参与到了军务中去,并且在左棠宗收复杭州后,很快与其开始了合作,这可以在左宗棠给他儿子的通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胡雪岩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
    因此,胡雪岩的发家大抵如此:或因继承庄财,或因被引荐,总之得到了当时在杭州与太平军作战的王有龄的重用。王有龄依赖胡雪岩为他筹备兵粮,王在战争中缴获的银两也交由胡雪岩的钱庄打理,双方各取所需。胡雪岩与官方或者是军队的这种合作,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王有龄兵败自尽后,又在左宗棠身上得以延续。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透露出一种信息,胡雪岩的成功得益于对人脉,特别是对朝廷大员的运营。
    高阳对此做了精彩描述,胡雪岩在钱庄做跑腿伙计时,偶遇落魄秀才王有龄,二人慢慢熟悉了。
    胡雪岩经过慢慢的了解,就把王有龄当做了“奇货”,做了一次像吕不韦那样的投资,而且比吕不韦做的还有气魄,因为当时的胡雪岩身无分文,他是把收账得来的500两银子送给了王有龄做了“本钱”。
    胡雪岩认识王有龄的时候,虽然已经是25岁,但还只是钱庄一个跑腿的伙计。虽然如此,胡雪岩却经常去茶馆喝茶。
    杭州的茶是很有名的,茶馆也是一处人们品茶论道的地方,茶馆里三教九流各路人物都有,所以各种消息都会汇集于此。胡雪岩之所以泡茶馆,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来打探信息。
    胡雪岩在茶馆,经常看到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此人相貌堂堂,但是衣衫褴褛,气色很差,好像家里很困难的样子,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一个人的气质,跟他的神色不能相配,这其中必有缘由。一天,胡雪岩主动坐了过去,与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
    那个年轻人就是王有龄,是福建福州人。胡雪岩问他为何会来到杭州。因为胡雪岩经常出入茶馆,王有龄以前也见过他,又看胡雪岩态度诚恳和善,便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胡雪岩。
    王有龄本是出身于官宦之家,曾祖父和祖父都当过不小的官,可是到了他父亲这代却官运不济,屡试不中。
    王有龄的父亲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取功名后,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一定要让儿子有个出头之日。可是偏偏王有龄也不争气,同样是科举无名。
    不能走正门,王有龄的父亲就想到了“左门”,根据高阳的描述,王有龄对胡雪岩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胡雪岩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
    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
    “改捐个什么‘班子’?”
    “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呢?”
    “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话使得胡雪岩肃然起敬。
    “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胡雪岩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总得五百两银子。”
    “噢!”胡雪岩没有再接口。
    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胡雪岩对王有龄的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他觉得王有龄并非等闲之辈,虽然现在落魄,但如果能帮他补得实缺,将来对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助力。于是胡雪岩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想办法帮助眼前这位同龄的年轻人。
    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胡雪岩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
    “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
    “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
    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胡雪岩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
    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待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
    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
    转身一看,正是胡雪岩,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了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胡雪岩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迟不耽错。来,来,坐下来再说。”
    “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
    “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
    他避开行人,悄悄启视,里面是一沓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
    “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
    一个跑腿的伙计,怎么会突然有了“500两银子”的巨资呢?!
    王有龄疑惑,我们也疑惑!
    当胡雪岩发现王有龄是“奇货”时,就下定了决心要结交这个落魄书生,但那时他还不确信能否拿到500两银子,因此,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只是约定第二天见面,但没有承诺为何见面。
    其实,胡雪岩对于自己的“客户”群落是了如指掌的,曾经有一家饭馆在阜康钱庄借贷了五百两银子,后来饭馆的老板死了,剩下老板娘独自支撑,生意随之一落千丈。钱庄几次催要贷款,老板娘都说生意不好,实在没有能力偿还。后来钱庄掌盘就将此事告到了官府。官府传老板娘前来问案,老板娘说不是自己不还,而是没有钱还,要还也要等有了钱再说,而且在堂上又哭又闹。官府见状也没有办法,把她抓起来也没用,反而会更麻烦,最后只好让他们堂下自己商议解决。
    官府管不了,老板娘也没钱还,一来二去,这笔钱就成了一笔死账。但胡雪岩是个有心人,他每次经过那家饭馆,都会偷偷瞄上一眼,看看生意是不是有所好转。
    过了一段时间,胡雪岩发现最近情况不一样了,饭馆的生意慢慢红火了起来,他感觉到讨账的时机来了。
    一天,胡雪岩在饭馆忙碌过后走了进去。老板娘一看他来了,马上板起脸孔问道:“你是不是又来讨钱了?”
    胡雪岩连忙笑着回答:“你别误会,我们掌盘上一次告了你,事后他也觉得心里很不安,一点点钱而已,你又不是赖账的人,所以今天特意派我来跟你道歉。”
    这是胡雪岩替老板道歉的,因为胡雪岩认为老板理应如此,也惟有如此,才能让那500两银子活起来。
    胡雪岩的“道歉”,倒让老板娘不好意思了,人家是来道歉的,自己却还以为是来讨债的,还给人家脸色看,所以脸色马上就和缓下来。
    胡雪岩马上说:“我们老板特别交待,再怎么说你也是老客户,如果现在有需要,我们还可以借钱给你,而且利息也可以低一点。”
    老板娘听了更觉得过意不去,说:“那怎么好意思呢,原来的钱过两天我就还上,你来拿好了。”
    胡雪岩过了两天再去,老板娘二话不说,就把五百两银子还给他了。
    胡雪岩拿到银子,马上想到王有龄眼下最需要的就是钱,现在有了这笔银子,不是恰好可以让他拿去做“本钱”吗?
    虽然银子是钱庄的,但可以缓一点再去报账,自己不是私吞,只是挪用一下,等王有龄补了实缺,有了银子之后再如数归还,大概老板也不会很生气。
    如果单从胡雪岩跑腿的角色来看,胡雪岩属于“挪用公款”,是罪不容赦的,但胡雪岩认为:那500两银子是他盘活的,他可以让那500两银子再“死”一段时间,等王有龄“活”了,能够带回来的就不是500两银子了!
    胡雪岩之所以敢冒险,一则得益于他对王有龄的判断,二则因为胡雪岩早就有了自己当老板的野心,而要当老板,必须寻找志同道合、而且还可以帮到自己的“合伙人”,也可以说是自己的“贵人”。
    可“贵人”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想找到“贵人”,你必须把所有的人都当“贵人”来对待,也就是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而且要加倍地那么对待你!
    胡雪岩心里更明白:像王有龄这样的人,如果已经当官了,我再去求他根本没用,他会很冷漠。如果他将来没有前途,我在他身上做这样的动作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帮助一个不该帮助的人,就是自己的愚昧。可他看来看去,坚信这个人是会有前途的,只是眼前这关过不了而已,如果现在能帮他渡过难关,将来他也一定会知恩图报,所以胡雪岩越想越觉得自己应该出手相助。
    同时,胡雪岩也觉得自己跟王有龄的处境,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曾经跟王有龄讲过,说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他很同情这个落魄的书生。再加上胡雪岩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凡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听别人讲话出口成章、引经据典,往往从心里面很羡慕、很佩服,愿意与之结交。所以胡雪岩从开始就对王有龄很有好感。
    也就是说,胡雪岩之所以帮助王有龄,既有“利”的原因,也有“义”的成分,而且从以后二人关系的发展,他们依然是义利相济,互相帮助。
    王有龄根本不知道胡雪岩的500两银子来自何处,也根本不想知道那500两银子来自何处,因为胡雪岩也根本不想让王有龄知道500两银子的出处,因为那会让王有龄陷入两难境地。
    “本钱”有了,但王有龄还是忍不住问胡雪岩:“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胡雪岩回答得更妙:“朋友嘛,你有难处我心里难过,不拉你一把我睡不着觉!”
    于是乎,王有龄感动之余,就与胡雪岩做了结拜兄弟,王有龄年龄稍长,就当了哥哥,胡雪岩便当了弟弟。
    胡雪岩敢于冒险投资王有龄,因为相信自己的判断,符合自己的投资原则;王有龄敢于接受胡雪岩的资助,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实力,相信自己不会辜负胡雪岩的期望。
(来之:牛恒刚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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