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双鸟纹象牙蝶形器

• 河姆渡遗址双鸟纹象牙蝶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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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 埩（浙江省博物馆）
• 【摘要】河姆渡文化的遗址中历年来出土了数十件蝶形器，质地有           木 、石、骨（包括象牙等）之分，既有素面，也有刻划纹饰图案的。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 T226（3B）：79 双鸟纹象牙蝶形器，是所有类器物中最精美的一件。
•  【关键词】河姆渡遗址?  蝶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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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象牙蝶形器残件，编号 T226(3B) ：79（图一）。蝶形器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时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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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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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   况
• 河姆渡文化分布于姚江两岸的宁绍平原地区 , 鲻山、慈湖、名后山、鲞架山、傅家山、田螺山等 30余处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但到目前为止，蝶形器仅出土于河姆渡遗址和与之较近的田螺山遗址，而象牙质蝶形器仅见于河姆渡遗址。
• 1．河姆渡遗址
•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共出土蝶形器（包括残件）35 件，有石质、骨质、木质三类。其中第四文化层出土蝶形器石质 2 件、骨质 11 件、木质 13 件。第三文化层出土骨质蝶形器 8 件，其中象牙质蝶形器 6 件。第二文化层出土石质蝶形器 1 件［1］。“器形基本类似，其共同特征是，外形似蝴蝶，两翼展开，上端较平，下缘圆弧，正面微微凸，错磨平整，光滑，背面中部有二道平行的纵向突脊，两脊之间形成一道上端不通的凹槽，脊上部往往有钻孔，两翼上端亦常有横脊或钻孔”［2］。宋兆麟先生将其分成立鸟形和飞鸟形两种［3］。仔细观察发掘出土的蝶形器，不难发现，除质地不同外，蝶形器的大小、形状、加工精细程度等也均有不同。木质蝶形器仅见于第四文化层，器形相对较大，制作较粗糙，均素面无纹。可分为两型，A 型以两翼宽而对称呈飞鸟形和有槽形突脊为特征，中间突脊均较宽，正面平整而背面挖成凹形浅槽，如 T17（4）：37（ 图 二 ） 和 T226（4）B ：160。B 型以 两翼不对称呈飞鸟形为特征，如 T17（4）：91（图三）和 T17（4）：52。石质蝶形器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和第二文化层中均有出土。如第四文化层出土的 T28（4）：41（图四）和第二文化层出土的 T234（2B）：13 ，器形均较为简洁。骨质蝶形器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和第三文化层中大量出土。以象牙质居多。这类蝶形器是河姆渡文化蝶形器中制作工艺最精细的，正面通常刻有繁缛的纹饰，可惜出土时均非完整器，如 T224(3B) ：8和T211(3C：91。T226（3B）：79 象牙蝶形器出土于第三文化层，是河姆渡文化蝶形器中选料最讲究、制作最精美、纹饰最详尽的一件。长 16.6、残宽 5.9、厚 1.2 厘米。上下部已残损，两角圆弧。正面磨光后阴刻图案一组。中心钻小圆窝一个为圆心，外刻同心圆纹五周，圆外上半部刻“火焰”纹，似象征烈日火焰，两侧各刻对称的回头望顾的鹰嘴形鸟各一。鸟头中心钻有小圆窝为眼睛，鸟头上部两侧各钻有不等距的小圆孔两个，下侧各钻有小圆孔一个，圆孔间以弦线间以斜线组成的连弧纹图案。背面制作较粗糙［4］。

（图2、图4-1、图4-2）

 （图3）

• 2．田螺山遗址
• 田螺山遗址发掘共出土木质蝶形器 4 件，均素面无纹，正面有漆绘痕迹，形制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蝶形器大体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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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工?   艺
•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中间一组由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构成的太阳纹，外圈上端刻出以象征着太阳光芒的炽烈的火焰状纹，两侧作圆眼、钩喙、伸脖昂首相望之态的双鸟纹，器的边缘用以衬托的线条洗练简洁的状纹，均以阴线形式雕刻。鸟的眼和太阳纹中心均以圆锥浅钻而成。在图像两侧以捆绑或悬挂的 6 个小圆孔均为对称钻而成。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珍品是河姆渡人精湛雕刻工艺的体现。当时往往先在截取好的象牙材料上错磨出器物的雏形，然后用鲨鱼牙、石英刻刀等坚硬的材料进一步加工雕刻而成。以平面线刻居多，兼及圆雕、浅浮雕和错磨等手法，刻工精细，刀法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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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纹?   饰
• 以河姆渡文化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为例，蝶形器上的刻划纹饰主要是圈纹和鸟形图案外加一些短斜线或弧线装饰。
• 1．关于圈纹
• 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蛋卵说”，代表学者宋兆麟。他认为两鸟之间的圆圈是“鸟生之卵，正是鸟卵才引出生殖和繁衍 ”［5］。二是“水涡纹说”，代表学者蒋卫东。他把河姆渡文化早期器物上的涡纹划分为三种形态 ：单圆形涡纹、同心圆圈纹和重螺旋纹，并认为这三种涡纹虽然形态不同，但都形象地表现了遗址周围的沼泽环境，是河姆渡人对自然对象——水涡的临摹。这种水涡纹之所以成为河姆渡器物上重要的装饰纹样并且在整体图案中常居重要位置，其原因就在于河姆渡文化早期，人们对沼泽的膜拜是非常虔诚的。这不仅因为沼泽环境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且也是他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6］。三是太阳纹，发掘者率先将其辨认为太阳纹［7］。此后，王士伦、刘军、姚仲源、陈忠来、董楚平、牟永抗、陈勤建、李修松、唐德中等众多学者纷纷著文同意了这一观点［8］。此说的主要论据有三点 ：第一，太阳和鸟一起出现是中国古代艺术上一个非常流行的图式，无论史前期还是后世都有大量的发现。第二，太阳鸟以及十日传说是中国古代神话十分流行的内容，而且在这些神话中鸟能与太阳相互置换。第三，以 T226（3B）：79“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为例，中间的圈纹上方刻有象征太阳光芒的火焰纹。毫无疑问，“太阳说”更具有说服力。
• 2．关于鸟纹
•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正面中心圈纹的左右两侧各刻有一只鸟形图案，故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中，此图案就被定名为“双鸟朝阳”［9］。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他偏离了河姆渡原始先民的创作意图。陈忠来先生认为从画面构成观察，处于太阳两边相同的两只巨鸟是紧贴着太阳的，昂起之首稍高于太阳，其胸膈几乎和太阳连成一体，画面展示的姿态显然不是“朝见”或“朝拜”，而是呈现出“拱护”、“举”、 “抬”的形状。画中的双鸟与太阳应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特定的构图中，太阳是作为发光发热的球体，而双鸟是太阳赖以飞升天穹的
• 运载工具。因此，他认为这幅图案应命名为“双鸟舁日”，意指双鸟擎日飞行［10］。李修松先生则认为这图案所表示的是“双鸟负日”形象，在河姆渡人心目中， “太阳之所以早晨从大地（大海）上升起，傍晚从天空落下，是因为两只鸟共同负日飞升飞落的缘故”［11］。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否认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上的鸟纹和圈纹（即太阳纹）是一个整体，是一副连在一起的图案，反映的是河姆渡先民对自然界的一种原始认识，以及对太阳及鸟的崇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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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用?   途
• 蝶形器的用途一直是猜测和争论的话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王仁湘先生的“定向器”说 ：以白令海峡两岸的阿拉斯加和楚科奇地区发现的古代爱斯基摩人制作的“有翼形骨器”做参考，认为两者有异曲同工之意，蝶形器亦应是用于镖枪飞行过程中的定向和平衡，借以提高对目标的命中率［12］。宋兆麟先生的“房屋鸟型器”说 ：以高山族
• 房脊上的鸟形器为佐证，认为河姆渡鸟形器，不仅安有柄，这种木柄比较粗壮，它与某些民族住宅的鸟形图腾柱一样，也是当时干栏建筑顶部的一种建筑装饰［13］。此外还有汪宁生先生的“投枪器上的附件”说［14］，万斗云先生的“鹗鹰原形”说［15］，王士伦先生的“神秘动物”说［16］等，至今均未有定论。但就前文所述，石质蝶形器、木质蝶形器和骨质蝶形器因其形制、大小、加工精细程度的不同，应该有不同的用途。石质蝶形器因其质地坚固，钻孔孔壁上又发现有绳索勒磨的痕迹，当属于实用工具。而制作精良的骨质蝶形器应该是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就 T226（3B）：79 象牙蝶形器左右各 3 个钻孔来看，应该是用于悬挂，而因其精美的雕刻，笔者更倾向于它是在祭祀或膜拜等原始先民活动时使用的，而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品。无论哪种观点都只是现代人的推测，缺乏一锤定音的力度，还是需要等待新的发掘资料来帮助我们继续认识。但无论如何，精美的雕刻纹饰，独特的文化特点，别具匠心的取材，使得 T226（3B）：79 双鸟纹象牙蝶形器成为了河姆渡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当属原始艺术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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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 年。
•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 ［3［］13］宋兆麟 ：《河姆渡遗址出土蝶形器研究》，《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5］宋兆麟 ：《河姆渡骨匕对鸟图案试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  年第 1 期。
• ［6］蒋卫东 ：《涡纹 · 湖沼崇拜 · 鸟形器》，《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
• ［7［］9］河姆渡遗址考古队 ：《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
• ［8］a. 王士伦 ：《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浙江学刊》1990  年第 6 期。b . 陈忠来 ：《太阳神的故乡——河姆渡文化新探》，宁波出版社，2000 年。c. 李修松 ：《上古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太阳崇拜》，《历史研 究》2002 年 第 2 期。d . 董 楚 平 ：《 东 西 方 太 阳 神形 象 比 较 研 究 》，《 河 姆 渡 文 化 新 论 —— 海 峡 两 岸 河姆 渡 文 化 学 术 研 讨 会 论 文 集 》， 海 洋 出 版社，2002
• 年。e . 牟永抗 ：《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故宫学术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f. 陈勤建《：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学苑出版社，2003 年。g. 唐德中、徐翔 ：《华夏和合为文化的原始雏形——河姆渡先民连体双鸟图腾新探》，《河姆渡文化新论——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2 年。
• ［10］同［8］b。
• ［11］同［8］c。
• ［12］王仁湘、袁靖《：河姆渡“蝶形器”的用途和名称》，《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5 期。
• ［14］汪宁生 ：《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15］万斗云 ：《河姆渡文化与凤鸟的关系》，杭州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1990 年。
• ［16］同［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