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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穿着『羔羊』皮衣上班，考证诗经《召南·羔羊》是赞美某位贵族的节约
诗经《召南》的第七首的《羔羊》全文如下： 『羔羊之彼，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按，周代贵族的服制，可以从《礼记?玉藻》看出：『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绢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饰也，不裼。』即指出了，国君是穿着白狐皮衣外，再罩上锦衣；诸侯穿着黄色狐皮衣，再罩上锦衣；而低级贵族的『士』只能穿着用狗皮或羊皮的皮衣，而且不能罩上一件外衣了。于是可以知，穿着『羊羔』皮，是最低等的贵族的上朝的服制。所以《白虎通?衣裳》指出了：『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苍，士羔裘。』也就十分明白。所以明乎周朝的贵族的服制后，此诗才能得出确释。 而此诗，解得最佳的是明代朱谋玮(1564一1624) 的《诗故》，指出：『南国大夫能节俭也。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直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能俭。服羊裘而委蛇自适，无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节。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羖见称，即其事矣。紽緎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直，敌数羊裘，以尚节俭，故宁羊裘。』他指出了，此诗里穿着羔羊皮衣的，是士的服制，但是如今诗中的大夫却是只穿着士的服制，可以看出其这样穿着连下班都怡然自得，不会觉得有损身份，可见是节俭从公的典范，所以诗人作此诗表彰这位南国的大官。 所以如『朱熹《诗集传》：『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也。』 而清代方玉润（1811－1883）则于《诗经原始》里指出此诗是『美召伯俭而能久也』。因为『观五纯、五緎、五总之言，明是一裘而五缝之矣。夫一裘而五缝之，仍不肯弃，非节俭何。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人称俭德，载在《礼经》，其是之谓乎。』于是方氏认为此诗一定是咏赞一位特定的贵族大官，并且指出『吾故谓必有其人在也。其召公之谓欤。其召公之谓欤。诗人所以一在咏之不己也』。则是称赞此一贵族一件外衣缝缝补补五次，补丁之多，还穿在身上从事公务而怡然自得地下班。当然，其释『五纯、五緎、五总』为『一裘而五缝』，是其个人之见，而当然，不少译诗经者的各释『五纯、五緎、五总』，亦自有自圆其说的说法。 如上，不管是朱子或朱谋玮或方玉润，都是赞此一被诗人咏赞的大贵族，是十分节俭，不管是朱谋玮解释成古服制，或方玉润着重在补丁一堆都还穿着上班。而如清代牟庭的《诗切》，则指此诗人是在『刺』这位大贵族在『饩廪』上太过于节俭了，不像个官人的样子了。而指出：『《羔羊》，刺饩廪俭薄也。』但不管是美或刺，都是释成这位贵族的节省了。 而直到近数十年来，则乱译者如高亨《诗经今注》（1980）里，用自我想象，释成『衙门中的官吏都是剥削压迫，凌践残害人民，蟠在人民身上，吸食人民血液以自肥的毒蛇。人民看到他们穿着羔羊皮袄，从衙门里出来，就唱出这首歌，咒骂他们，揭出他们是害人毒蛇的本质』。按，此释之不成立，不只如前述的朱谋玮或方玉润的释己很清楚了，而且像是一个大贵族，依周代封建国野制度下，他上班的地方是在城邦里的公署内，此城邦为周族贵族所聚的地方。而一般被统治的庶人，都是生活在城外的郊甸，从事农事，即《左传》所说的『庶人食力』（平民靠种田为生）。大贵族上下班，他们根本无从见到，能见到这位大贵族上下班的，都是『国人』（生活在城邦里的周民族的各级贵族及食于官的工、商），所以能写出看到此位节约的大贵族上下班的只有『国人』，而能有文笔如此的，只有周封建制度下有知识的贵族而己。 如此一来，近数十年间于此诗都译注的不佳，是因为没有先研究此诗的有关周代封建制度下的服制所致。故要能通此经，其实各方的知识皆应广泛通晓。（刘有恒，取材自《天禄阁曲谈》，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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