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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t 发表于“北大中文论坛”。
近现代人虽然多认为石鼓文是东周秦国之物。但是尚有秦襄公、文公、穆公、灵公、惠文王等等许多主张。如:
郭沫若认为：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前770年）作西峙时所作。 李铁华推断：为秦文公五十年（前716年）之刻石； 李仲操认为：它是秦宣公四年（前672年）作密畤时所作； 程质清说是秦惠文王三年---十二年（前335—326年）间刻成。…… 笔者愚见如下。 (一) 排除秦襄公 ◎郭沫若根据□正义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认定秦襄公八年（前770年）作的西峙，在三畤原。郭还认为：“襄公旧都乃在汧水之源蒲谷乡附近。”故得出：“关系相合者，仅襄公作西畤一事而已”。[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但是，郭沫若这两个主要证据，均与史料不符。 1、西畤不在三畤原。 《史记·封禅书》 P205：“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P210：“唯雍四畤（□正义括地志云：“鄜畤、吴阳上下畤是。言秦用四畤祠上帝，青、黄、赤、白最尊贵之也。”）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三年一郊。……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P211：“汉孝文帝……曰：“朕即位十三年（前167年）……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 《汉书·郊祀志》：“……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 以上文字说明，秦雍四畤为“鄜、密、上、下畤”。西畤不在其中。 秦雍四畤之中的密畤，在渭水之南。而三畤原在渭水之北，故三畤原的“三畤”应是：秦文公十年（前756年）作的鄜畤；秦灵公三年（前422年）作的吴阳上、下畤。 2、襄公立国之都在西垂。 根据《史记·封禅书》P205：“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作西畤，祠白帝”。 《史记·秦本纪》P38“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 襄公立国时“居西垂”。西畤理所当然作在西垂。 3、秦襄公时陈倉尚未营邑 襄公封为诸侯后，先忙于立国，后来忙于与犬戎争夺岐丰之地；前766年伐戎而至岐，卒。不到五年就去世了。秦人尚未在陈倉营邑，故襄公不可能到没有固定立足点的陈倉来制作、安放石鼓文。 4、秦襄公时不可能'来樂天子’ '而師’篇有'来樂天子’的诗句。秦襄公始为诸侯时(前770—前766年)，关中地区社会秩序混乱，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犬戎势大，侵夺岐、丰之地；刚东迁洛阳的周平王，不可能与秦国有什么往来。 5、 安放地与制作年代有关 唐初（隋朝末年？）发现石鼓文的地点——陈倉三畤原（今宝鸡市东南十里，渭河南岸的石鼓山石鼓寺）应是石鼓的原安放地。制作、安放石鼓，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按理这样的大事，应当在秦国的国都附近。就这一点来说，秦襄公的都邑在西垂；秦惠文王的国都在咸阳，两者离三畤原较远，故相关性较小。 （二）．程质清的“秦惠文王”说不能成立。 99年6月出版的《石鼓文临习指南》中有“程质清注释<石鼓文>”一文。 程先生认为： 馬薦篇是追颂秦先祖。 汧沔篇是赞颂建国伊始的生活。 吾車篇是记初步富强时的游猎。 鑾車篇是文公三年七百人东猎。 吴人篇是吴阳野人，在穆公十五年秦晋战争中救穆公。 田車篇是秦晋战于韩原，与吴人篇记的是同一次战争。 乍原篇是晋献河西八城后，秦抚治新拓地之法。 霝雨篇写秦穆公，渡河伐晋……。 吾水篇是歌颂秦孝公用商鞅、行新政取得辉煌政绩。 而師篇“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石鼓文》可能就是这次初腊告神之物”。 程先生引用大量资料来解释《石鼓文》，付出很多辛劳；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只不过他在解译诗句时，有的前后呼应较差，没有严密的连贯性；引用的资料，有的具有多解性；有的与《石鼓文》的关联不大，甚至无迹可寻……。例如： 1、“嗣王始”有多解性。 “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这是程质清推断石鼓文制作年代的关键论述。只不过“嗣王始”有多解性，难以和秦惠文王联系。 首先，秦惠文君是继位若干年以后自己称王，不是“嗣王”继承王位。第二、已经继承王位、称王者，一般不再称“嗣王”。程质清引用郭沫若文：“『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内事是祭宗庙，外事是祭天地社稷。……今惠文王已称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称『嗣王』，正合乎古例”。 但是，这里的“曰嗣王某”是有条件的。其一，必须在“祭天地社稷（或祭宗庙）”时。而本篇并非写祭天地、宗庙。其二，必须是第一人称的自述——“曰嗣王某”的“某”，应该是祭祀者的自称，或名讳。但“嗣王”的“始”字并非秦惠文王的名讳。所以程质清：“'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这种说法，难以成立。《诗经·周颂·闵予小子、访落》等篇，是公认的“嗣王（周成王）朝于庙”的诗。两者相比，也可看出而師篇并不是“惠文王，有事告上帝鬼神”之作。 另外，他在此篇的“大意”中，忽略整篇诗文的内容、意境，只强调他对“肝（左月右亏）”、“嗣王……”等个别字、句所作的推断，而认定“《而師鼓》为称颂秦惠文王始嗣王位事”。这与他自己的“今惠文王已称王，有事告上帝鬼神而称『嗣王』”的论点也有矛盾。 2、程质清误解《史记》，至使结论相互矛盾。 ◇《石鼓文临习指南》P69：“嗣王始，当指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事。《史记·周本纪·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六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又说：『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这里似有误，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则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称王十年了。不应该在天子已承认秦惠王称王十年秦惠王再称王。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史记》中根本没有'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惠文王初称王’的记载，何来“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史记》中多处记述“秦惠王初称王”之事，记年并没有错乱。如： 《周本纪》P33：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楚世家》P337：怀王……四年（前325年），秦惠王初称王。 《秦本纪》P48：（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笔者按：这里暗含秦惠王称王之事）……。十四年，更为元年。”（按：秦惠文称王后，第二年更元）。 杨宽《战国史》[第八章]也说:'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秦惠文君举行称“王”的仪式’ 程质清把“三年，王冠。”说成：“秦惠文王三年『王冠』初称王嗣王位”。自以为是的说：“则四十四年，秦惠王已称王十年了”。还想修改《史记》：“这里的四十四年，可能是『三十四年』之误”。 ◇程质清还说：“惠文元年，还是称『惠文君』。称王始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贺秦惠王』。是周本纪比秦本纪早一年称惠文为『王』。”（《石鼓文临习指南》P70）。 程质清并未读懂《史记》，就在这里“妄下雌黃”。 《周本纪》P33：周显王“三十三年，贺秦惠王。” 并非“天子已承认秦惠王称王”。而是如王国维所云：“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上面所引《史记》中的几段话中，不管称“惠文君”或称“惠文王”，都与惠文君是否“称王”无关。 ◇《程质清注释<石鼓文>》最后说：“石鼓之作，似为秦惠王称王的颂歌……”，“下限当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腊之前”。 此结论相互矛盾。 假若石鼓文“下限当在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二六年）初腊之前。”成立。那么“石鼓之作，似为秦惠王称王的颂歌……”就不能成立。因为惠文君在十二年（前326年）初腊之时尚未称王。要到十三年（前325年），秦惠文才称王。” 3、汧河与黄河 霝雨篇中的“汧”，程质清先生解译为汧河（即陕西省千河，源出六盘山南麓，东南流经陇县、千阳县、至宝鸡市东入渭。） “鄜（上广中虜右耳旁）”，采用郭沫若的说法，解译为“[蒲谷]：汧水，原出汧县蒲谷乡弦中谷”。但是，他在“大意”中却解译为：[《史记·秦本记》：“穆公三十六年……渡河焚船，大败晋人……]。 穆公渡的是“黄河”。汧河与黄河东西相隔约三百公里，把“汧殹洎洎”的霝雨篇，解释为“秦穆公渡河伐晋”，相距是不是远了一点？ 4、“陕”在何处？ 田車篇第七句，程释为“逜戎世陕”，释“世陕”就不可信，再解释为“世代在陕地安居”更是离题“六百里”。程文中“陕以东属周公，陕以西属召公”，中的陕，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的陕县，它与秦人世代安居的“雍”，两地相隔三百多公里。 再看《史记·秦本记》：秦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十三年（前325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可见此时的“陕”，决不是指秦人世代安居的雍、岐之地，否则用不着去“伐取陕”。 因此，不管“世陕”两字 释得对错，程先生：（秦人）“世代在陕地安居”等等的解释，都不能成立。 5、驻跸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鑾車篇。程文说：“其在鄜畤驻跸，……只有秦文公三年（公元前七六三年）七百人东猎，才能具备如此盛大的规模”。 我们看一看《史记·秦本记》：“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十年（前756年），初为鄜畤，用三牢。”。 程先生文中，“秦文公三年七百人东猎”的队伍，居然穿越时间隧道，“驻跸”到七年后才建的鄜畤中去了。实在太离奇了！ 像这类“无迹可寻”的例子还有：从“天虹”两字推断馬薦篇是追颂秦先祖……；依据“吴人”说成是吴阳野人在秦晋战争中救穆公……；把田車篇中“隮于原”的“原”说是秦晋之战的韩原；“其◎（左走右虜）又紳”说是吴阳野人，列阵冲入晋军救穆公；等等。 程质清 如此解读《史记》、解读《石鼓文》，岂不贻误后学？ (三) 字形对比不一定可靠 根据字形对比，有学者认为，石鼓文是《秦公簋》之后制作的。因为近半個世紀以来，多數學者认定《秦公簋》作于秦景公时期。故而推论石鼓文是秦景公之后制作的。这个结论也不可靠。 假定《秦公簋》是秦景公时期之物。《秦公簋》是青铜器。制作青铜器是一种古老的、技艺性极强的工作。由于历史延袭、祖传、师承等原因，后期制作的青铜器，其铭文显得古老并不奇怪。比如，周昭王时代的“令簋”，其铭文横列参差不齐；字体大小不一；笔划方、圆、尖并施；多处使用块面；属于典型的商代风格。我们不可能因此把“令簋”划归商代。鼓文刻石是新兴事物，制作者没有历史因袭和传统的束缚，它可以具有时代气息和创新精神，反映在字形上也可能显得“年青”。这好比在古生物学中，古老物种的“孑遗”，与新兴物种中的“先遣”相比，古老物种“孑遗”的年代，可以在新兴物种的“先遣”之后。当然这里还有书写、制作等多因素的影响。刻石文字书丹后即可镂刻，其字形和手书很接近。製作青銅器，必須先塑造与青銅器形状一样的陶模(母範)、外面用的陶範(外範)、鑄件裏面用的芯(內芯)。模、範、芯、三者合稱陶範。其上的铭文要先书写、描绘在陶模坯上；再契刻、修饰成铸造字形；製好陶模后；再製作外範、內芯，最后翻铸铜器……。工序繁多，技术复杂，匠人对字形的影响也比较大。再说，即便是同一时代，不同书家的作品，字形上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古奥、有的新潮。即便是同一件青铜器，也有器、盖铭文风格各异者。例如，西周的保卣：盖铭雄健；器铭秀丽。大师虘簋：盖、器铭文完全相同。盖铭字形端庄秀丽，工整精致，字体略长；器铭草率天真，字体多横扁、右倚，风格类似后期的散盘。还有几个字，器、盖写法不一。所以说，单单根据字形对比，难以准确地推断其制作年代。 (四) 、必须用铁器才能凿刻石鼓文吗？ 有的人说：必须用铁器才能凿刻石鼓文，而铁器在公元前五百年之后才出现，所以石鼓文是战国时期制作的。这个结论也不一定合适。理由如下： 1、有些学者，如殷玮璋等认为：“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据说埃及人、赫梯人在公元前十几世纪就有铁器了。） 2、不是非用铁器才能凿刻石鼓文（花岗岩）。在铁器出现之前，很古的年代就有坚硬的石器、玉器被制作出来。《诗经·小雅·鹤鸣》中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间接地说明，坚硬的“石”可用作凿刻工具。另外，假如把刚玉、金刚石等坚硬物质的细粒混入青铜里作凿刻工具，其功效不比铁器差。 3、有些古代的东西，其制作方法和使用的工具，今人不一定都弄得清楚。四千多年前埃及的金字塔是怎么建的？其内部的石棺等花岗岩制品，是用铁器凿的吗？ (五)、 秦文公的可能性大一些 1、秦文公的都邑在陈倉 《史记》：“文公以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汧、渭之会的地理位置，在现今的宝鸡县，也就是秦之陈倉。《史记》还记载：文公十年，在陈倉附近作鄜畤，祭白帝；十九年，得陈宝，建陈宝节来祠；二十七年，在陈倉南，伐南山大梓……。总之，《史记》中有关秦文公的记载都在陈倉附近。据此推测：文公的都邑应该在陈倉。 2、三篇鼓文中的地名都在陈仓附近 鼓文中论及的地点，有汧沔、霝雨篇的'汧’——汧河；鑾車、霝雨篇的“鄜（上广中虜右耳旁）”——多数人认为是鄜畤。也就是说，鼓文中论及地点的三篇，都是在汧渭之会附近。 ◎郭沫若认为：“鄜（上广中虜右耳旁）”字“盖汧水发源地蒲谷乡之蒲本字也。” 郭沫若此说很牵强。即便此说成立，蒲谷乡距汧渭之会也不是很远。 3、十篇石鼓文的部分内容，与《史记·秦本记》关于秦文公的记载，似乎可以对照。 故推测，秦文公的可能性大一些。 （六）周秦联姻与石鼓文制作年代的猜想。 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文公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国基本上解决了戎对关中地区的侵扰，秦国的势力得到迅猛地发展。只是秦国立国不久，还没有得到其它诸侯的尊重，秦文公晚年很想找机会扩大秦国的影响，为后人打好基础……；当周平王崩，桓王初立之际，桓王也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谋划。秦国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可借助王室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发言权。周桓王则可得到一个支持王室的外戚……。秦文公抓住这个机会为自己新立的太子（后来的宪公）向桓王提亲，由于双方利益一致，得到了桓王的首肯。秦文公又借庆祝周、秦联姻的机会，广邀诸侯，宴樂天子……。 上述猜想，也有一些佐证： 1、1978年宝鸡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铭文：“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刺刺邵文公、静公、憲公。不墜於上，邵合皇天，以虩事蠻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此器是武公所作。铭文中“公及王姬”应该是指秦宪公及夫人。既称“王姬”，当然是秦宪公娶了周王室之女。 2、《史记·秦本纪》：“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即以后的秦宪公)。” 3、《石鼓文》“而師”篇有：“來樂天子，□来嗣王”的诗句。“來樂天子”，肯定是指秦国与周王室之间，有重大的喜庆活动。而可能性最大的事，就是周、秦联姻。 若是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看：《石鼓文》“而師”篇有可能是记：秦文公末年为庆祝太子（后来的宪公）与王室联姻，而宴樂天子之事。 假如这个猜想大致成立，那么，石鼓十诗中：在文公初年，有记汧河捕鱼的“汧沔”篇，文公末年，有庆祝秦、周联姻“來樂天子”的“而師”篇。故十首石鼓诗可能全都是记秦文公不同时期活动的作品。而石鼓的制作和安放，多半在秦文公末年到秦宪公初年之间。 结合前些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文物出土，多数学者认为墓主可能是襄公或文公。从而引发出对《秦公簋》器主的重新认识。《秦公簋》的出土地点在甘肅省禮縣紅河鄉的西垂宗廟遺址。 故有些学者认为《秦公簋》是秦襄公开国时制作的祭祖的礼器。若是此论成立，对秦文公说更为有利。 看来，解决《石鼓文》年代之迷，还须学界努力。 主要参考书 [1]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2]《史记》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10月 [3] 姜荣贵《石鼓文临习指南》辽宁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 附： 大师虘簋铭 左盖 右器 [ 本帖由 lst 于 2004-10-21 23:30 最后编辑 ]
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的重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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