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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镇国之宝·秦石鼓文4

 钟家台 2015-02-06

九大镇国之宝·秦石鼓文4

五、历代简介

(一)主周说

“主周说”起始于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于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于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于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于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于《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于《书后品》中赞同。后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由于籀文已于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后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后世之字书,辨认无据,于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于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于此时。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后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2]

(二)主秦说

 “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之后,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段扬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于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李仲操认为“密畤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于“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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