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小说的作家而言，他所写的一切故事几乎都可以说是作者的自传。唯一的分别，是故事取自于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还是取于作者思想上的精神冒险，亦或是两者都兼有之。
施耐庵作《水浒传》，写到第三回鲁达初逢史进和李忠两人，邀与一道去吃酒，去处是一个有名的酒家。作者单为赞这酒家，作七言律诗一首：
风拂烟笼锦旆扬，太平时节日初长；
能添壮士英雄胆，善解佳人愁闷长。
三尺晓垂杨柳外，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儿未遂平生志，且乐高歌入醉乡。
此诗前面六句，委靡不羁，一派消沉不平之气；结尾两句，一下子点明了委靡和消沉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未遂平生志”，所以才“且乐高歌入醉乡”。
我们再看此时小说中的三人，鲁达是个提辖，性格豪放，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没有什么远虑长谋，用他自己的口头话讲，哪里有什么“鸟平生志”。史进的性格颇近鲁达，但还有点小小差距，性情有了，但豪放处还是有所不及；史进千里去投师傅王进，无非是想混个差事，哪里有什么“平生志”可言。至于李忠，此人虽然号称“打虎将”，且也是梁山好汉之一，但实际上是个心思委琐的庸俗人，眼里装满了钱利，根本不必跟他谈什么“平生志”。
李忠跟鲁史二人坐在一起，其实是相当不配调的。
鲁达实际上是很看不起此人的。这一点，在三人酒到半巡时就表现出来了。鲁达想救助被镇关西欺凌的金家父女，身边银子只有五两，嫌少，于是向史李二人开口暂借，史进表现非常大方，甩手就是十两银子，且申明“直得什么，要哥哥还。”再看李忠，只摸出二两，还小气得不敢吭声。鲁达当场就冷眼他“也是个不爽利的人。”把自己和史进的十两银子一起给了金父，二两银子当场马上就丢还给了李忠。
座中三人，鲁达的性情和豪放，史进的爽朗和大气，李忠的委琐和世俗，各自显露无遗。试想鲁史二人尚且没怀什么“平生志”，如李忠这样俗气的一个人，更没有什么“平生志”可谈了。
这里，不妨再饶舌上一句。无论武艺还是情怀，鲁达都绝对是梁山好汉中第一流的人物，是真正行侠仗义，助人为乐的好汉子，真大侠。惟其如此，所以他也才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平生志”。在梁山这个藏污纳垢龙蛇混杂的土匪窝里，鲁达实在是个非常难得非常可贵非常稀缺的真英雄。史进在鲁达面前，只能屈居二流。至于李忠，在梁山众好汉中，只是个末流角色而已。几乎不堪一提。
话说到这里，本回故事中的三位好汉既然没什么“平生志”，自然也就谈不上有怀才不遇于不平之中作出来的什么“高歌入醉乡”了。
其实，这里真正怀了“平生志”，却又怀才不遇而不平有怒的，不是故事中人，正是小说作者施耐庵自己。也就是说，这首怀志不遇的诗，那一股激傲不平的英雄气，不是为小说中人而发泄，而是为作者自己发出的不平和同情。
但本文前面说了：“对于写小说的作家而言，他所写的一切故事几乎都可以说是作者的自传”。
这句话，当然是有效的。实际上，作者自我中的一部分精神，完全寄放在了梁山第一流的好汉子真大侠——鲁达身上。作者塑造的本色英雄鲁达，正是从施耐庵自我精神中的那一股不平而怒的英雄之气幻化而成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达实际上就是施耐庵。
也正因如此，作者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才宁愿让鲁达在大功立成后，于平和中圆寂；却怎么也不愿意让鲁达重新回归那俗世浊尘，去沾染那些令作者和鲁达都痛恨不已无可逃离庸尘俗气！
20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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