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养生“香”文化（上）
安东老王编录
原作者：
在世界浩瀚的历史上，从四五千年之前即出现了一个个举世闻名的文明策源地，产生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等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但是，这些文明的光辉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样的短暂就销声匿迹了。唯中华民族，虽然也经历了无数战争的创伤和朝代更替，也有过被人欺辱的历史，五千年来却始终一脉相承，香火不断，原因何在？是伟大的思想文化体系，造就了宠辱不惊，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品格。
在这一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系中，香文化是与人们生活须臾不离，好像又被人们忽视的文化系统之一。但它始终以形而上的力量滋养、熏蒸着国人的心灵，使一代代民族的精英始终把本性的升华作为立身之本，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之魂。香——是滋养本性的食粮，是贯穿中华文化无形的脉。它以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形式维系着人们的性命健康、道德涵养、智慧的展发。它贯穿于生活中，体现在文化中，渗透在人们的心灵中。缕缕馨香也在不断地告诫人们，万古流芳曾是人们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也是使中华民族馨香延续五千年的重要动力之一。
一、中国人用香的历史及香的功用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象诸多的历史考证一样，无法断定其详细确切的年代。但是，从目前掌握的丰富考古资料来看，6000~5000年前的祖先们，就已经开始了用香的生活。无论是仰韶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青浦良诸文化遗址中都留下了诸多燎祭时焚烧香材，香草和牺牲的痕迹以及室内烧香用的“香具”———陶熏炉。当然，在这些燎祭活动中，人们把自己最喜爱的物品大量的送给了神和自己的祖先。陶熏炉则展示了古人家庭用香、生活用香的习俗，除了献给祖先以外，自己也在享受着这种大自然的恩赐。从某些现象推断，在那个时代，人们用香可能已经达到了一种十分奢侈的地步。因此，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面对人类生活的奢侈现象，包括用香的奢侈现象，才发出了，“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味禁重、室禁重”的诏令。《吕氏春秋·去私》以确保人的本性不为物欲所累，而保持健康的长久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歌作品，是源于生活，贴近生活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对当时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有多首诗歌中描写了人对香气的追求，以及人们佩带、赠送惟佩（香包）和以香薰衣的生活情趣。《诗经·生民》记述了周人的祖先在祭祀中使用香蒿的内容。《离骚》中则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描述。香类植物也常被视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如《诗经·蓼萧》中以“萧”喻比“君子”，“蓼（liao）比萧斯，零露瀼（rang）之。既具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光不忘。”《九歌》中有：“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萧：艾蒿）
熏香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更加重要部分，香在生活中已经占居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制做精美的、既有观赏价值又有使用价值的博山炉，不仅有雕饰精美的铜炉，也有早期瓷炉，以及玉琮熏炉。如陕西雍城遗址曾出土鸟衔环铜博山炉，高340㎜，底座边长185㎜，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江苏淮阴高庄出土了铜盖瓷双囱熏炉。河南鹿邑出土了战国鸟擎博山炉，从这些熏炉的年代及出土范围之广，说明最晚在战国时期熏香在上层社会已经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在春秋战国之前，香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十分明确，即 “养生”。而在养生的过程中它的作用主要是“养性”，以及防病于未病。
中国人的养生观是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即是根植于“人天整体观”和“性命合一”基础之上的。认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必须具有完善的道德人格，是能与万物相合，顺天道而行的人。欲要到达人天相合，首先要达到自身的完善，即“性命相合”。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清晰的认识到，养生必须是从性命两个方面入手，才能达到真正的养生目的。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命体的健康和身体的强壮。同时也认识到，喜香是人的本性，“如木之向阳，蝶之恋花”。香既可以美化生活，香气与人的身心也有密切的关系，是养生养性的重要元素。正如孟子所说：“以鼻之于臭，为性性之所欲，不得而安于命”。（古人香臭字通谓之嗅）《荀子·正论》言，“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古天子重于安养，出行车驾也要饰以香草，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yi）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
此时，品类丰富的芳香植物已用于香身、薰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熏烧、佩带、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佩戴香囊、插戴香草、沐浴香汤等。薰香风气（生活用香）也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此外，以先秦儒家“养性”论为代表的“香气养性”的观念已初步形成，为后世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西汉生活用香的跃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黄帝《素问·金匮真言》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皇帝还说：“五气各有所主，唯香气奏脾”。《荀子·礼论》曰：“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故礼者养也。”从以上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先贤们对香气与养生的关系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并建立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汉代是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不仅在香的广泛普及上使香与人们的生活更加贴近。也使香的分类及款式更加细化。生活用香不仅有佩带的香、焚香的香，而且还有了香枕等床上保健用品，香品分类也已经细化，宫廷用香、治病用香、保健用香，祭祀用香、佛教、道教等宗教用香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分。配伍上也更加严格，按君、臣、佐、辅进行和香，形成了香品组方的基本形式，奠定了我国制香的核心——“和香”理论。郑玄的《汉后宫和香方》中，记载了大量的优秀香方及和香的要领和每一款香的作用，“和香”形成了与中医齐头并进的，整体养生的姊妹篇。
隋唐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提高，生活的安定，文化的普及，人们用香的规模不断加大，型制与品级也愈来愈考究。是一个香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但许多高档香料香品被上层社会大量占有，用香上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香成为了上流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了上层社会的主要奢侈品之一。
宋代这一中国文化高峰的到来，香文化的发展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文人成为了用香、和香的主导者，平常百姓家亦是香火不断，我们仅从《清明上河图》中的卖香场景，历史记载中每年全国香药贸易的数量，以及诗词文章中大量有关对用香的描述，就可以了解到香在宋代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其广泛普及状况，可以说是“巷陌皆香”了。在历史的发展中，无论朝代如何更替，香的根本目的没有变，即养性养生。
二、香与养性基本理念
中国人传统的养生理念，与现代及西方的养生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古人的养生理论中，养性是一个十分重要，或者说是核心问题。
传统的养生中，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不只是看其是否有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而是从性命相合的程度，甚至天人相合的程度去评判的。一个性命相合的人，除了具有健康的体魄之外，也必定会有健康的思想，圆融的智慧。也就是一个具足道德，能为人类健康发展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因此传统的养性是“修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修身即是要达到人格的完善，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出的根本条件的完善。
从养性对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谈，则熏香养性是“防病于未然”的重要手段，是上医之举。传统养生观认为：本性不立，则病邪外侵。本性圆融之人，则馨香远播，病邪难侵。香气的作用一是要唤醒人们的良知，次之则有培补本性、通经开窍、杀菌消毒的作用。因此，即是单纯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对今天的养生学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先人的生活中，香从人们的本性所喜、所需，从而进入到人们的整体生活之中。再到黄帝所说的“五气各有所主，唯香气奏脾”，这种香气与人体的重要作用。以及杜甫的“心清闻妙香”，苏轼的“鼻观先参”，黄庭坚的“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的论香之语，我们也可以看到香与人们生活的特殊关系。在它切近心性之时，也切近了日常生活，切近了普通百姓。
从早起一炉香开始，读书写字要有香，迎宾接友，不同的客人要有不同的香，琴棋书画更要有香相伴。朝堂之上，庙宇之中，时刻香烟缭绕。更有那香车宝马，把缕缕馨香带到市井街巷。香不仅调节环境，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陶冶性情，颐养心灵、祛疫避瘟、健身化疾之功。历史上葛洪、陶弘景、张仲景、李时珍等许多名医都曾用香药组方直接治病，方式涉及内服、佩戴、涂敷、熏烧、薰蒸等多种用法。因此，香在祖先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外在的香到本性生香，（古人称为心香、性香）正是人们养生目的的祈求。古人认为，一个性命相合、脏腑、气血相合，品质高尚的人，体内会自然生发一种香气。因此，香气也就是一个人健康与德行的体现。这种香气被认为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之香，是一个人达到与万物相合的标志，也正是一种对人格的追求。《尚书·注疏》中说：我闻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气，感动于神明……明德之所远及乃惟馨香尔，勉励君陈使为德也.
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于人们对香药的需求极大，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贡香药，同时也有许多商人远涉重洋来我国进行香药贸易。唐宋时期，番禺、珠海、香港（尖沙咀）等南海诸港运送香药的船只经常是千帆相连，络绎不绝。因此，行成了一条连接西域的海上“香药之路”（现在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仅广州港（番禺港）一地所收来之于世界各地的乳香即多达二十多万公斤。市舶收入对南宋财政更为重要。南宋初年岁入约一千万缗，市舶收入即达一百五十万缗。（缗：成串铜钱，每串一千文。）高宗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更有资料显示，南宋时期，香药的进出口额占了整个国家进出口额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国人用香的繁盛和香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