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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杨谅之所以能在太原广招兵马，大修武备，作为谋反之资，就是因为“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可见太原在防御突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屯兵太原，其使命就是防御突厥。 在这种政治、军事背景下，李渊父子到太原赴任。这不但直接导致了唐朝的建立，而且在突厥与中原王朝战争史上，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太原时刻面对突厥的进攻，到太原，就等于站到了与突厥交锋的前线。李渊之职，即“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面对强敌和重任，李渊曰：“匈奴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汉魏，历代所不能攘，相为勍敌者也。今上甚惮塞虏，远适江滨……以此击胡，将求以济。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令其畏威怀惠，在兹一举。”据此，李渊成竹在胸，自有驭敌长策。 李渊是如何应对连隋炀帝都退避三舍的突厥呢?易言之，李渊以何种力量、以什么战术与突厥交战呢?《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了李渊练兵的详情。其文云： 既至马邑，帝与(王)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仁恭以兵少，甚惧。帝知其意，因谓之曰：“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廵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当今圣主在远，孤城绝援，若不决战，难以图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亲，言而诣理，听帝所为，不敢违异。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见走兽飞禽，发无不中。尝卒与突厥相遇，骁锐者为别队，皆令持满，以伺其便。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以其所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战者，常不敢当，辟易而去。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帝知众欲决战，突厥畏威，后与相逢，纵兵击而大破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自尔厥后，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由于久在太原接触突厥，李渊对突厥所长及生活习惯有清楚认识。他对突厥的策略，即“同其所为，习其所好”，不但在骑射上向突厥学习，师突厥长技，而且使士兵完全突厥化。他“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是一个大胆而有创意、有魄力的尝试，即：不仅以突厥的作战方式训练兵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一如突厥，逐水草而居，驰骋射猎，使士兵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变隋兵的面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李渊部下精兵彻底突厥化，甚至突厥遇到这些兵士时，也都无法辨伪，认为是突厥部落，真正做到了以假乱真。因此说，李渊的长策与战略，即完全取法突厥。之后与突厥作战，李渊使用的就是这些善于骑射、与突厥不辨真伪的精骑。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全国和征服突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作战有两大特色，一是深入敌阵，二是出奇兵。《旧唐书》卷六〇《淮阳王道玄传》略云： 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始终从朕，见朕深入贼阵，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太宗也认为“深入敌阵”为其作战特色。其具体事例，如武德元年(618)攻打薛仁果，《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十一月条云： 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罗睺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睺引兵还战。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阵，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睺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 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在与罗睺的对峙中，李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阵”，是制胜的关键。正因为李世民带领的精骑深入敌阵内部，“唐兵表里奋击”，才转败为胜。不仅如此，在对薛仁果的致命一击中，李世民更是冒险深入。观李世民和诸将的对话，可知他抛弃步兵，放弃攻城的工具，轻装前进，轻骑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一直深入到敌方城下。这种深入敌阵的作战方法，使秦王最终讨平了薛仁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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