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过往辉煌铸就转型困局

票号：过往辉煌铸就转型困局

1909年初，各大山西票号广州分号的经理联合各家在北京、西安、长沙、汉口、成都等分号的经理，一齐向各家的平遥总号上书，倡议“各家联合出资，成立晋省汇丰银行”，除在内陆各大繁荣商埠设立分行外，还可以渐渐把生意做到国外去，以保基业永固。此时，山西票号已走过大半个世纪的辉煌，开始面临外资银行与国内官办新式银行的激烈冲击，传统业务丢失大半，颇具危机意识的“北上广”分号经理开始竭力谋划转型良策。他们虽然忧心如焚，但远在平遥的各总号经理闭目塞听，压根没把那些新兴的竞争对手放在眼里，反而斥责分号经理不过“自谋发财”，声称“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之高阁可也。”山西票号的改革方案由此胎死腹中，“转型升级”陷入困境，延续辉煌的梦想成为泡影，最终败局由此注定。

采写/记者王月华

财大气粗：

扎根濠畔西街 柜台大摆银砖

凡是对中国商业史略有兴趣的人都知道，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晋商的名头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号称“十大商帮之首”，生意做遍大江南北，而无论是“一口通商”之时，还是“五口通商”之后，广州都是数一数二的商都，自然也成了晋商眼中的“兵家必争之地”。无数山西商人带着北方出产的皮货、烧酒、麝香，不远千里，南下广州贩卖，然而再将广丝、欧洲皮货、钟表和书籍运回北方市场销售，从中谋取厚利，大发其财。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能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这句话用在南下晋商的身上也很合适。虽然广州遍地都是发财机会，但走南闯北的路途却是风险重重，最怕的是遇见“道上的朋友”。那时又没有支票和信用卡，大额支付全靠现银，看官你想想，不会拿枪动棒的商人，带着大箱小箱的货物和银两，赶着马车走上几千里路，碰上劫匪的概率得有多高。因此，但凡略有生意规模的商人上路，都会雇佣镖师保驾护航，虽说付给镖局的报酬有时贵得让人肉痛，但总比连钱带命都丢在“道上朋友”的手里强。

用现代经济学的话来说，“道上朋友”的骚扰以及由此产生高额护镖费用，大大提高了商人的交易成本，而金融工具的创新，常常是被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刺激出来的。票号的出现，遵循的也是这一市场逻辑。在细说票号在广州的兴亡史之前，且让小记我三言两语，说一说山西票号的诞生与在全国的扩张。首家山西票号、后来威震天下的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在山西和北京两地做生意的颜料庄，店主是一个名叫李大全的晋商。李大全雇了个天才的职业经理人雷履泰负责北京分号的生意。由于世道不太平，很多在北京做生意的晋商都找雷履泰帮忙，把要捎到老家的银两托付给他负责的北京分号，然后凭雷履泰签发的信件在山西总号提钱，其间当然也得“意思意思”。找雷履泰帮忙的人一多，这“意思”就不是小数了。雷履泰从中嗅出商机，向东家提出建议，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日升昌票号就此横空出世。

由于市场需求着实旺盛，日升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业务蒸蒸日上，其商业模式也被附近几个县的大商家纷纷复制，山西票号很快就成了大气候。据学者张正明在《平遥票号商》一书中考证，从1823年到1906年，只平遥一县就成立了22家票号，其网络遍及全国，共设立分号400多个，涉及城镇77个，而除了“平遥帮”以外，山西票号还有祁县帮与太谷帮，其势力也不小，号称“汇通天下”。由于票号的名头实在太响，因此西方人直接就把“票号”呼作了“Shanxi Bank”（山西银行）。

广州既是晋商眼中的“兵家兵争之地”，自然也是山西票号志在必夺的重要市场。早在19世纪中期，日升昌就派得力干将南下，在广州开办分号，接着，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百川通等知名票号商纷至沓来，在当时繁华的商业中心濠畔街一带稳稳扎住脚跟。根据《商都广州》一书的记载，这些票号真不是一般的气派。只见它们把大块大块的银砖摆在柜面上，每当碎银块在天平上过兑不足时，伙友就用棰子从银砖上敲下一块补足。除了银砖之外，票号的柜面上还摆着大大小小的银元宝，成为招揽客户的“活招牌”，这样的排场看在眼里，哪个客户会不信任它们的财力？

大收汇费：

创新金融模式 利润滚滚而来

说起票号的赢利模式，首先当然是为南来北往的商人提供汇兑服务。由于各大票号的网络遍及全国各大商埠，从此商人出门就不用带大笔现银了。他们只要把银子往出发地票号的柜台上一交，付一笔汇费，拿着票号签发的凭证，在目的地的分号提现了。至于汇费标准，则由交通条件、时局情况以及季节旺淡决定，一般来说，从广州汇往上海，每百两银子的汇水约为2两，如果汇往北京，则要收3~4两。票号出具的凭据上也不会注明现金数目，而只会写着“取入城宝通”之类云山雾罩的密码，至于到底是多少钱，只有票号和持票人知道，票号兑钱时还会注意持票人的相貌特征。因此，“道上朋友”不会有什么动力去抢票据，拿着抢来的票据去城里冒名领钱，不是往捕快枪口上撞的节奏嘛？

笔者很想知道，从19世纪中期开始日升昌南下创业开始，到辛亥革命爆发时为止，各大票号的商业汇兑业务到底创造了多少利润，但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数字实在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倒可以从1861年间日升昌平遥总号的一封警告信中看出一点端倪。要知道，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兵荒马乱，商人遭殃，日升昌在全国的很多分号都打算关门了，唯有广州分号还是顾客盈门，生意好得让总号都有些担心。信中写道：“广来信所做收交生意过于凶猛……当今之时，非昔可比，总以减半小小而做为妙……广号往后收交票项，照今次所来之信做三二成即可……”总公司告诫分公司收缩规模，当然是无奈之举，但由此也可见广州市场的份量之重。

不过，光做商业汇兑，并不能满足票号的雄心，他们眼里还有更大的客户——朝廷和官府。“官商结盟”并非胡雪岩的独门心得，往古代看，深得其中之精髓的是战国大商人吕不韦，往国外看，依靠金融发家，并对文艺复兴居功至伟的美狄奇家族还帮着教皇“买官卖官”呢。因此，对财力雄厚的山西票号来说，结交关键人物，深耕政商关系，借以获得大量高利润的垄断业务，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票号结交官场，上至逢迎亲王贝子，下至拉拢门房库兵，全都费心费力。此外，各大票号挑选分号负责人时，首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其有没有与当地大员结交的潜在资源与优势。

就在广州而言，最有结交价值的对象自然是粤海关监督和地方大员，山西票号也都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比如，1894年，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时，知名票号百川通就派出得力干将，跟随张之洞南下，专门负责为总督大人一行买单，之后百川通在广州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顺利异常，因此民间流传开了“百川通的银子，张之洞的门子”的说法。

转型困局：

饱受银行冲击 业务七零八落

各大山西票号在广州苦心经营了一段时间后，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天大的生意机会。本来，太平天国运动把官府搞得急火攻心之外，也票号折腾得够呛，就像上文说的，很多城市的分号因为兵荒马乱，大多准备关门大吉了，广州分号的生意虽然没受影响，但总号为了规避风险，也强令收缩规模。大家正是愁眉不展之际，地方大员找上门来，要求帮忙汇兑“京饷”和“协饷”。所谓京饷，是指地方政府上缴给中央的赋税收入，所谓“协饷”，是指地方政府在中央指示下，给予其他省份的财政支持。广东一向是富庶之地，每年都会被朝廷摊派巨额饷银。往年地方大员都是用车辆将现银押送到京城的，现在，“天兵天将”占领了半壁江山，运银车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过长江去。清廷无奈之下，下令“觅商汇兑”，票号本来就跟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交道不错，这笔大买卖当然要交给他们来做，再说，除了财力雄厚的票号，别人也压根揽不了这活。

据不完全统计，从1881年到1895年这14年间，除1883、1884两年外，广东省和粤海关所上缴清政府京饷、内务府经费等费用共由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元丰玖、协同庆、谦吉升等票号汇兑1877128 两，平均每年汇兑15万两之多；协饷方面， 1879年，志成信、协成乾票号汇兑乌鲁木齐协饷10000两，志成信汇兑科布多协饷12500两；1886年，百川通等八家汇兑海军经费12万两，1894年，汇兑甲午筹备饷需5万两……最初，票号的收费标准是“每一千两银子收40两汇费”，后来行情一路看涨，最高时每汇兑一千两银子，居然能收六七十两的汇费，看官你拿这些数字算一算，就知道他们的利润有多惊人了。当然，粤海关和广东省由于财政困窘，往往不能及时拿出银子来，就以税收做抵押，要求票号先垫支汇兑，事后再归还，但利润如此诱人，票号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就在票号汇兑官款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事情开始悄悄起了变化。其实，早在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就在沙面成立了分支机构，之后二三十年间，广州的外资银行机构增加到了数十家，最初，它们看上去与本地金融业“井水不犯河水”，但随着一步步积累，到19世纪晚期，它们也开始涉足本地存贷款和汇兑业务，由于利息高，汇费低，渐渐抢走了票号的一部分商业客户。外资银行不消停，朝廷也没闲着， 1905年，清廷组建的户部银行正式开张运营，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1909年，大清银行广州分行成立。可以说，自大清银行成立之后，票号汇兑巨额官款的好日子就算到了头。票号跟官府的关系再好，也还是个外人，人家大清银行可是朝廷的亲生儿子，世上哪有生意不给亲儿子而给外人做的道理？其实，据著名金融学者、人大校长陈雨露先生所著的《金钱统治》一书，当年清廷组建户部银行的时候，本来还想拉一部分山西票号入股来着，受邀的票号老板没把银行这个新玩意放在眼里，就没有答应，从而错失良机。

外资银行拉走商业客户，大清银行抢走官方业务，眼看碗里的肉越来越少，各大票号广州分号的经理们坐不住了。就在大清银行广州分行成立的那一年，他们与各家在北京、西安、长沙、汉口、成都等分号的经理一起，联名向各家远在山西的总号上书，倡议“各家联合出资，成立晋省汇丰银行”，除在内陆各大繁荣商埠设立分行外，还可以渐渐把生意做到国外去，以求力挽狂澜。说实话，山西票号虽说初现颓势，但数十年执掌全国金融业牛耳留下的余威仍不可小觑，如果真的拼力一搏，未必就成不了大业。可惜，远在山西的总号掌舵者们对外面的世界已颇为陌生了，他们压根预见不到银行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对票号意味着怎样的风险，就像5年前轻率地拒绝参股户部银行一样，他们再次拒绝了组建“晋省汇丰银行”的建议，并由此错过了最后一次历史机遇。上世纪初，随着新式银行的步步紧逼与蚕食，各大票号广州分号日渐萧条，在之后的20年间相继关闭，在广州辉煌了数十年的票号业就此画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