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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市场信息导报》 2014年3月29日 作者：许龙
“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虽然“中庸”一词在《论语》中仅出现了一次，中庸之道却彰显于《论语》的字里行间。中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而： 执两用中。“子日：‘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孔子称赞舜能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用中庸之适去引导人们，这也是舜能够成圣的原因。“大知”的圣贤待人处事能不偏不倚，不杠不纵，无过不及，而取其中。“不及”固然是不好的，但是“过”亦不足取。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日：‘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日：‘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这都不是中庸之道，双方面都不可实行，坚持中庸，就不能偏激，而要居中考虑。《论语》中中庸之道随处可见，又如子夏请教孔子，“子日：‘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处理事情不能过急过躁，不拖拉亦不求快，就需要“中庸之道“，快不慢，恰到好处，才能达到目标。再如：“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和“文”是为两个方向，朴素超过文采就略鄙陋，文采超过朴素就略浮夸，文采和朴素相得益彰，这才是“中庸之道。 和而不同。孔子从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出发，结合了晏婴的“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观点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的观点。“和”是说不论事物还是见解都是统一性与差异性共存的，君子崇尚道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改之，从而求得和谐统一。“同”是指盲目认同，重利轻义，不能与他人交流，从而不能和谐共处。 权变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中庸虽为天下致理，但也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君子应一日三省吾身，应时而变，处处中庸，而又处处适中。“子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犯乎！狂者进取，犯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完全实践中庸之道的人是很少的，近朱者赤，近积极的人也会有积极地状态去学习，孔子也是这样做的。他说：“子谓南容，‘邦有适，不废；邦无适，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治长》孔子主张“天下有适则见，无适则隐”（《论语·泰伯》），并赞扬甯武子“邦有适则知，邦无适则愚”（《论语·公治长》）身处乱世就要清静自守，保全自身兔遭刑戮，然后才能厚积薄发，在有适之邦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施展出来。孟子认为孔子达到了“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卫上》）之境界，故称赞他为“圣之时者”。 二、儒家中庸观的评价及其现代意义 中庸之道是“中和之道”，和而不同。从和来讲，它是建立在差异性上面的多重矛盾的有机统一，没有差异性就谈不上和。和不是妥协的产物，也不是将差异性同化，不能人为的去掩盖矛盾或者取消矛盾，而是在差异性之上建立的辩证统一。既要求差异性，又人们在处理事务的对立时，找到可以正确处理的平衡点。找到一个准确的“度”，度是在质与量的转换之间的界限，不能做到过犹不及，也不能做到追求极端。“中”是指对“度”的保证，做到不偏不倚，没有偏颇，适度的解决矛盾，不让其恶化。对质与量的转变起到控制作用，要在矛盾的一方的改变的时候适时的区调节另一方，从而达到平衡和和谐。 其次，从“时中”的角度来说，儒家强调的是应时而变，应事而变，随时随地的作出调整，不能一成不变。要求践行者能够灵活地辩证地去执行自己的行为。“中”和“权”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一者是标准，一者是标准的执行方法。没有方法，标准就没有执行的途径；没有标准，方法也就没有用处。从孔子“无可无不可”，到孟子 “执中无权犹执一”，“中”没有固定的解答，我们理解的中就是辩证的居中，不是僵化的执着于中间，而是依据事物本身的特点来辩证的处理，不能形而上学。事物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中庸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去理解的，它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的合理调整才是“中”。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做和事佬或者好好先生，对一切保持折中的态度，这不是中庸。 儒家中庸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今天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呢？我们知道，“贵和尚中”是东力一文明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基木精神之一。从这点上看，中庸思想在现代社会强调蔡体和谐和平衡发展的人背景下，在西方文明的危机引发了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仍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它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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