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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笔者经常流连于坐落在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那时的音乐厅常有普及性质的音乐会，演唱曲目和演唱家都较为随意，笔者曾意外欣赏到信天游大师贺玉堂临时上台的高歌一曲，西部歌者王洛宾即席演唱新疆的维族小调。王洛宾唱的歌曲名字，笔者早已忘记，但那歌词的内容却还历历在目：孙女向爷爷撒娇，说自己的脖子、手腕和手指疼，爷爷分别给她买了项链、手镯和戒指；孙女又说她心口疼，爷爷回答说，小伙子是买不来的，爱情是需靠自己去争取。看着王洛宾在舞台上演唱，笔者疑问不断：这就是被上海的报纸、《人民音乐》杂志和国内主流音乐界所诟病的老人吗？这就是那位因涉及与作家三毛的关系而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老人吗？看不到岁月磨难的苍凉与孤傲，听不到盛名所累的卖弄与炫耀，台上的老人那样的平和、欢乐，犹如在吐鲁番盆地的葡萄架下与游人吟唱，更像在青海湖边的毡房里做客和主人同舞……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军人们在中国的东部忙于战争的时候（当然有军阀战争与国共战争的区别），有一批文人深入祖国的西部，将那里的社会发展状况挖掘、展现出来。有的被拍为纪录片，有的被摄入画册，有的成就了述著，而被人们更直接、更普遍地接受的，是那些整理和创作的民歌。黄河、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人们如果不是第一次、也是极为少见的，与祖国西北和西南的人们如此规模的广泛交流和沟通。王洛宾曾经说过：人们都说丝绸古道是骆驼队踩出来的，如果你爱音乐，就会发现，它是用甜美的民歌铺成的。我觉得最美的旋律、最美的诗在西部。祖国大西北有欧美无法比拟的韵味与魅力。我有幸在丝绸古道旅行过半个世纪，拾得许多美的旋律和美的诗句，把它编成歌，谨献给爱唱歌的人们。王洛宾是这样说的，也是用了近50年的时间证明和经历了它。作为西北民歌的传歌人，王洛宾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他的歌从一个音乐人的角度，反映了一个时代。 笔者以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仅仅是帝王史（所谓革命史或阶级斗争史，从形式上说是与帝王史无大的差别），如不能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这个历史就是不完整的或是片面的。遭受战火和殖民主义的蹂躏，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的普遍境遇，在这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适应和生活，有无奈也有希望。王洛宾说：一个艺术家在他的作品完成之前，必须了解绝大多数人所向往的美是什么？根据这个标准去创作他的作品，才能获得多数人的喜爱。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往往要花费一个人毕生的气力去寻觅和证实，到头来，你会发现，原来它就在我们身边。追求美好的音乐，是音乐人的责任，但音乐人决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音乐人，他首先也必须是社会的人，他不能避免时代的烙印。在西北，王洛宾曾经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4年的牢房，也在马步芳的军队里做过教授音乐的中校教官。由于止不住历史上红军对宁青二马的愤恨，王洛宾虽在人民解放军的文化部门任过职，却在1950年以后避免不了先后14年的牢狱之灾。越是在艰难和动乱时期，人们追求美好和宁静的愿望就会越强烈。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哈萨克民歌为素材）、《半个月亮爬上来》（以西北民间音调为素材）和《达坂城的姑娘》（以俄罗斯民歌为素材）等歌曲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美好和爱情的主题，在追求美好的民众中引起美好的共鸣、得到普遍的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说，王洛宾的歌曲，多是在他经历磨难之前创作和整理的。言下之意，他的创作源泉枯竭了。且不说牢狱中的王洛宾，不能像某些高于一般人生活的精神“贵族”，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和条件；即使在正常生活中的王洛宾，由于没有“政治敏锐”，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仅以主题的不合时宜性，他的歌曲早已被淹没在一派颂歌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客观情况。即便在牢狱中，当听到有个维族青年哼唱的一首古老民歌，听到这个青年讲述的“作为新郎在婚礼上无意损坏一个领袖的塑像而被判刑入狱、新娘忧郁而终”的故事，王洛宾根据这首哈密地区古老原生态民歌的曲调和这个维族青年的凄美爱情故事，改编创作了《高高的白杨》，这首歌如今被编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材（王洛宾还把《高高的白杨》带到了联合国，为150多个国家的大使们演唱）。历史证明，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王洛宾都从未停止过音乐创作的步伐。 有人说，王洛宾充其量是西北民歌的记谱者。1994年6月，《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集中发表了一组揭批王洛宾的文章，对王洛宾改编的民歌提出质疑，并以王洛宾自己也承认“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间，我编写的民歌，多注明记谱、译词”为由，由《人民音乐》组织对“王洛宾的西部民歌著作权问题的讨论”，那些鞭挞王洛宾的人，多是在文革中的被冲击者，他们反过来又拾起文革的武器去鞭挞更加无辜的王洛宾，时间持续了一年。主流音乐界诟病王洛宾的理由，无非是认为：王洛宾的一些歌曲是取材于新疆民歌，虽然对歌词进行了汉译、改编，对散落在草原上的原态旋律进行了搜集整理，但不能算创作；王洛宾与海外制作人合作，出版歌曲磁带，是出卖中华民族的版权；王洛宾称不上歌王，王者皇帝也，如此你王洛宾岂不是要做人民的老子吗；王洛宾改编歌曲的旧词，是在宣扬低级的东西。……。王洛宾正面回答，我国民歌长期停止在口头文学的阶段，“五四”以后才逐渐进入文字记载，目前有人认为民歌主要是由音乐构成的，并指出我编写民歌的劳动，只是构成一些赤膊旋律。我认为今天的民歇（指能在世上传唱的），应该是文学加音乐，人民群众虽不都是诗人，但群众都有诗的感受，编写民歌唱词必须提高唱词的文学性，同时民歌记谱也是困难殊多，同样一首歌，每个人唱的旋律各异，甚至一个人唱的多段体的歌，由于唱词语言的变化，也有不同的变化。因此记谱者要用美的音乐标准去固定它，改编它。尤其是兄弟民族的民歌，由于语言不同若以汉语去表达它的内容，极为困难。目前图书馆里，可以翻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歌，大都作为资料进入了档案，只有极少数能在世上广为流传，其原因除了获得动人的文学（唱词）和找到美的旋律之外，他还要在这两者之间，加上一个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30年代40年代间，我编写的民歌，多注明记谱、译词，这是当时自己没有版权意识所致，50年代后编写的则注明编词曲，是正确的。希望专家们对单纯的记谱译词，能不能传唱50多年的问题，多作探讨，不要死咬着“记谱、译词”的字眼，便否定我60年的劳动创作性。王洛宾还无奈地说：说实在的，《人民音乐》的这种作风，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995年3月，西北石油地质局决定，把王洛宾将《哪里来的骆驼客》改编的《哪里来的骆驼队》作为地质队员之歌，并把地质队员采集的3. 4亿年的地质标本赠送在医院治疗的王洛宾，以示对音乐家的敬意。1996年1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给王洛宾致信：“关于民歌的著作权问题，虽然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但我会认为，在没有具体人或代理人提出版权要求时，社会舆论依然无法改变其版权归属，谁整理、谁改编，版权就因该归谁。”按照那些音乐界的“贵族”的说法，不要说歌剧《阿诗玛》、《刘三姐》，就是雷振邦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电影歌曲也都成了问题。那个口诛笔伐王洛宾非常起劲的人，也曾创作出连蒋经国都非常惊讶的小提琴协奏曲（至今未能将其扩展为四个乐章），但没有吴越地区民间乐曲和越剧的素材，该又如何？对自己长辈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起到的历史作用犹如“隔江犹唱后庭花”）津津乐道，对长年在新疆地区采风艰苦工作的王洛宾的辛勤创作却嗤之以鼻，其心可诛。 前面讲的，是笔者原有的感触。随着时光的流逝，笔者始终未变的，依然是对王洛宾充满的深深地敬意。尽管由于王洛宾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年龄的老化，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某些固执、他的不合时流，让人难以完全接受，但他对西部各族人民的热爱和对他们世代传唱的民歌的深深眷念，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笔者喜欢王洛宾的歌，是喜欢《哪里来的骆驼队》的轻快、清秀和活泼，《牡丹汗》的深沉，《高高的白杨》的深情，《都他尔和玛丽亚》的悠扬，《半个月亮爬上来》和《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倾心和向往，《掀起你的头盖来》和《青春舞曲》的欢快，《在银色的月光里》的忧伤。现如今有的歌手，以原生态标榜自己才是这些民歌的正宗，除了张扬了个性之外，却永远达不到王洛宾歌的隽永、优雅、清纯和感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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