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沈从文
学者张新颖
【作者简介】张新颖，男，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栖居与游牧之地》，《张爱玲作品欣赏》（与李振声），《歧路荒草》，《迷失者的行踪》，《火焰的心脏》，《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默读的声音》，《双重见证》，《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此生》，《有情》，《读书这么好的事》，《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等。编著：《储安平文集》（上、下）
【作品简介】《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
1948-1988年间沈从文个人漫长的精神生活。在动荡的年代里，激烈的社会思想运动中，沈从文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与艺术、对民族的爱，“外来的折腾，虽难避免，总不会影响到工作进程的。”即便有着重重阻力，他坚持研究着文物与工艺史，完成了他的服装史计划。他被隔绝在国内文坛的边缘，却并不迎合潮流去写作；而对海外学界的“沈从文热”，又是淡然处之。张新颖以批评家的敏锐，揭开沈从文的真实人生，其间的人情冷暖十分耐人寻味。
（《沈从文的后半生》刊载于2014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4月24日出版）
沈从文的后半生
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年
张新颖
说明
一、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要写事实性的社会经历和遭遇，更要写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但丰富、复杂、长时期的个人精神活动，却不能由推测、想象、虚构而来，必须见诸他自己的表述。幸运的是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我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样写作有特别方便之处，也有格外困难的地方，但我想，倘若我是一个读者，比起作者代替传主表达，我更愿意看到传主自己直接表达。
二、追求严格的直接引述，注明出处当然是必须的；这样一来就造成注释数量过多。为减轻可能因此而带来的繁琐之感，根据注释性质的不同，作分别处理：
1、凡从《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引用的文字，采取文中夹注的形式，标出卷数和页码，卷数和页码之间用分号（；），不同页码之间用逗号（，）。如：（18；500），指的是《沈从文全集》第18卷，500页；（31；330-331），指的是第31卷，330-331页；（19；360，363），指的是第19卷，360页，363页。
2、除此之外的引用和注释，则用脚注的形式。
上 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一章 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
一、恢复“年青”，“重新安排”
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大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和夫人姚可崑带着两个女儿，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中间来住过几天的，还有朱光潜。不巧的是，张兆和弟媳生病，张兆和又匆匆返回城里去照料。也因此，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五封信，前四封是一连四天写的。“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青年青，每天为你写个信。”（18；500）
这一年沈从文四十六岁。自抗战以来的十余年，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长时间身心焦虑疲惫，少有舒心安定的时刻。可是，在圆明园东北偏僻之处的这个园中之园，他似乎放松了下来，心情也显见地明朗。他好像有一种重新恢复“年青”的强烈冲动。给妻子的信，又出现了十多年前“情书时期”的抒情，还多了一点幽默，更增添了一种历经生活磨砺之后的韧实。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霁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儿“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子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起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18；497，499，500）
三十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孩子起夜睡醒，父子俩又说起话来，“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的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18；503，504，505）
“年青”，这个词又重复出现了，这次说的是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他充满了温热的感情和平静的自信。还有什么词比“年青”，更能表达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青”，将来还“很年青”——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将来，好像也同样清晰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好好来写。
到八月七日，他写好一篇《霁清轩杂记》，漫谈这里的建筑，景致，流水中的鱼，颐和园的两个老住户，几种鸟虫的叫声……一九四七年他曾经在此消夏，一年后重临旧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从容起来，散漫地说起园子的种种，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歇身之处，却自成丘壑，自有分量，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远远地隔开了。
这里的生活显得宁静而富有诗意——事实上，身在其中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这么感觉的。傅汉思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一九四八、七、十四……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颐和园度一个绝妙的假期！沈家同充和，作为北大教授杨振声的客人，住进谐趣园后面幽静美丽的霁清轩。……几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十八世纪的小小亭子里。生活过得非常宁静而富有诗意。充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充和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鲜鱼……”[1]
二、“痴人”之“梦”，“收拾残破”
而外面更大的世界，内战正酣。要说时局，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让沈从文最忧心如焚、忍不住屡屡为文抒愤的，就是“民族自杀的悲剧”。随着战争的不断绵延和扩展，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绝望的表现，是不再外求，转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顾身处其中的时政大势，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
他化名巴鲁爵士，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开始发表《北平通信》，继之以《怀塔塔木林》、《故都新样》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试谈艺术与文化》、《迎接秋天》，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共发表五篇。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余宜承认，余之所梦，与迩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流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侔，无可讳言。”（14；359）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14；379-380）“余实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三十年前“美育代宗教”之说，又“欲进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余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14；384，383）
似乎是不切现实的胡言谵语，正由对现实的极端沉痛而起，“痴人”之“梦”，也正有现实的针对性；而“痴人”之“痴”，则在艺术与文化。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沈从文在此种情形中跟妻子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说“写个一二十本”，并非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说说的。不过隐去了现实的背景，在消夏的放松心情中说来，仿佛不知今世何世。
既然为将来做打算，沈从文心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是在霁清轩，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14；323，324）
所以这为将来的打算，是弃绝了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的最后一篇题为《迎接秋天》，这“迎接”的心境，凛然、坦然，不是对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对自己将要在困难中展开的严肃工作的“迎接”。
二月起，北大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不是筹委，却起劲得要命，参与工作、提出建议之外，更把自己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还有从云南搜集来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并且帮忙布展。新建博物馆专修科缺乏资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藏书。
九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北方委员集会，沈从文撰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指出“与其向他方面作无效呼吁，不如从本身加以注意，看看是不是还可作点事。”他倡议“在能力范围内，当前可做的”几件事是：一、故宫博物院的改造设计；二、专科以上文物馆的设立；三、文化史或美术史图录的编印；四、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性文物与民俗工艺品收集。文章最后说：“题目是‘收拾残破’，私意从此作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式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31；293-298）
紧接着，十月又写《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重申“作点事”的意义：“联想起目前的悲剧现实，承认或拒绝，都似乎无补于事。然而下一代命运，我们如果还敢希望比这一代发展得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作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丰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溶接，旧有的光辉复燃于更新创造中。直接影响到艺术，决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31；303-304）
沈从文工作的一个重心，到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这种“转向”，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十月，致远在法国的凌叔华的信中说：“为中博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具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作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惟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最作孽的无过于故宫，什么事都不作，只养下一些职员办公！木器家具除登记后搁着下来，竟若毫无用处，陈列室却用一专室放西洋钟！丝织物有上千种不注意，许多都在你们住平那个时候随意卖了，现在却还有一个房子陈列郎士宁艾蒙的大马。真是作孽子！”（18；512）
如此出语，可见文物方面的种种现状令沈从文忧心到什么程度。但责人无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作点事”。
秋、冬期间，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讲授“陶瓷史”，编写了课程计划《中国陶瓷三十课》。讲课过程中，深感迫切需要陶瓷工艺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于是自己动手撰写《中国陶瓷史》。同一时期，他开始撰写《漆工艺问题》，留下三种不完整手稿。
文物方面的状况虽然“残破”，犹可“收拾”，还能够“作点事”；而另一种工作——文学，要面对的现实，则更加严峻。
三、“红绿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十一月七日晚，北大“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迫在眉睫，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
冯[至]：这确是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27；290-291）
战事逼近，沈从文所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他和周定一合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都在十一月停刊。十日这天，他拿出自己的一本旧书，一九二八年新月书店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做校改，在书页上写下一句“痛苦中校本书三章。”十二月六日，继续校改，写下：“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14；454，455）
十一月十九日，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十二月十六日两人离开北平飞往上海，后同去美国。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十二月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他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18；515，516）
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他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18；517）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圮坍到秩序重得过程中，中年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可能会牺牲大半，也不妨事。因为这些人大多已年在四十到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分，一颗心都磨炼得沉沉的。……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就很够了。”（18；519，521）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传奇不奇》文稿后题识：“卅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传奇不奇》是他最后发表的小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刊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的接续，这一个系列本来计划中还有续篇。这一天，他给同事周定一写了个条幅，临史孝山《出师颂》，落款处写“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14；498）。“封笔”，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
[1]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71-172页。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