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诗经》看历史

《诗经》本来只是周代的诗歌集，作者既有平民，又有贵族。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历史的见证，《诗经》具有当时社会生活的鲜明特色，既保存了部分国家大事的真实细节，又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同时也保存了上古史的某些重要资料。儒家学说将《诗经》加以引申发挥，作为道德说教的依据，有的固然合乎情理，有的则风马牛不相及，有的简直是误解。但是由于儒家学说二千多年的正统地位，多么离奇的说法都被奉为圭臬！今天正本清源，正确认识《诗经》的历史学地位，有重要的意义。

《诗经》共305篇。“小雅”的《南陔》、《白华》和《华黍》三篇已经失传，而在一些版本中，仍列出这三篇的题目。《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以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居多，叙述爱情、婚姻生活，歌颂人民美德，征人表达思乡之请，没落贵族抒发哀怨，奴隶勇敢地反抗剥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他们那真切的情感溢于言表。“雅”为周王畿内乐调。至于“大雅”与“小雅”的区别，《诗序》认为是王政有大有小，以此分为两类。“大雅”多作于西周早期，“小雅”则是从西周后期到东周时期。“雅”的主要功能是在贵族宴会上歌唱，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祭祀时唱的，其中一部分是民族史诗。《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事实上，在孔子之前“诗三百”已经成形，孔子只是编订这三百多篇诗歌的乐谱，亲自演唱，目的在于复兴礼乐，达到回归传统的目标。孔子删诗的说法并不可信。周王朝有采集民歌的制度，将各地民歌与贵族、王室的作品合编为诗集，是由周王朝的乐官完成的，从《左传》引用《诗》看，早在孔子出生之前《诗》已成为上层人士的学习内容，在谈话中引用的《诗》，大部分见于后来传世的《诗经》。

孔子把《诗经》作为自己讲课用的教材之一，后学不断发展孔子及其弟子的学说，使《诗经》成为一门庄严伟大的学问。学者根据楚竹书《诗论》，认为《诗论》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作者应为子夏。《诗论》经过了多次改编，最后成为《诗序》。战国时代的毛亨和汉朝的毛苌（即大小毛公）所传的《毛诗》，又由汉朝的郑玄作注，唐朝的孔颖达作疏，终于使《毛诗》在经学中确立了至尊地位。两千多年来，《诗经》研究既有训诂，又有思想的探讨，近、现代更有不少学者用于音韵学考证。在众多的学术流派中，用现代的思想和方法去辨别，不仅是全面探究《诗经》的需要，还是把握中国思想史的需要。如《静女》：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

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

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

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　

美人之贻。”

很明显，这是一首细腻传神的爱情诗。《毛序》却认为“《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完全是南辕北辙！朱熹认为这是“淫诗”，看清了本质，可是定性不对，大概与理学的“伪君子”本性有关吧？理学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这种伪善的说教。

另一方面，从《诗经》的某篇引申出新义，也是确实存在的，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以《关瞧》为例，《毛序》：“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今人以为这只是一首爱情诗，从“梦寐以求”到“定婚”、“结婚”，很自然。但翟相君考证说，这是一首求贤诗。马王堆帛书有这样的内容：“（《关睢》）由色喻礼”，与屈原的作品一样，用淑女喻贤士是合乎战国时代观念的。当时“钟鼓”与今义不同，指编钟和悬鼓，欢迎嘉宾、祭祀或有乐事时才用，乡人不可能有钟鼓。诸侯宴宾、祭祀时，规定用《关瞧》等诗。当时婚俗必须有媒人，除了“野合”之外，应依礼而行，就算诗最初如字面所述，是爱情诗，而引申的意义在战国时代已经被人们普遍认可。《尚书》、《易经》多有类似例子。

《颂》对于上古史有一些记载，十分重要。尤其《长发》关于殷人开拓海外业绩的追述，已得到墨西哥考古发现的验证，足以说明其真实性。可惜多数专家对此不屑一顾。作为《商颂》之一的《殷武》，记载“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是说商汤以德服天下，从氐羌到荆蛮无不朝贡。《越绝书·吴内传》：“汤献牛荆之伯。之伯，荆州之君也。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心归之。……”可以作为佐证。《殷武》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甲骨文对此事件有明确记载，一条是：“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另一条是：“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十二月”。是说十二月乙未就伐荆一事进行占卜，在我、曾、举三国配合下，武丁亲自率右、中、左三军向荆楚发起进攻。可见《颂》包含的史实是传承下来的可靠记载，可以补充正史的缺漏。

周代政治风云在《诗经》中有明确反映。王雷先生对“共和行政”的考证就利用了《诗经》的证据。他认为周朝史官有意隐瞒了发生公元前842年的大规模暴动，《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立王”不可能指在位许多年的厉王，而是指刚刚登上王位的宣王。厉王被逐后，宣王即位，国人掀起暴动（这一次是人所共知的），召公用自己的儿子替宣王受死。“灭我立王”是诗作者的误解，他以为国人真的杀了新立的宣王，师毁簋作于共和元年正月丁亥日，“隹（唯）王元年”即宣***被拥立为王时。不久，国人暴动，宣王被召公保护起来，等了14年，到公元前827年再次即位。但史书中隐去了宣王第一次即位的史实。《竹书纪年》说：“共伯和干王位”，共伯和坐上天子之位，师毁称他是“皇君”。这证明“共和”指“共伯和”，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周召二公共和。《六月》：“薄伐严允，以奏朕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师和父即共武公，也就是共伯和。宣王五年尹吉甫接替了他的职位。《庄子·让王》说共伯和“得乎丘首”，是有道之人，淡泊名利。《史记》对这段史实或隐或删，责任在周朝史官身上，《诗经》则有真实的记述。

《诗经》在名物、地理、习俗等方面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可谓洋洋大观。我们在欣赏其艺术成就之外，也应该深入发掘其中的史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