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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猛．尹利兵】 追溯中国古代的医疗事业可以看出，中国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代表上层统治阶级利益的医疗机构，很早便已经建立并具有相对完善的体制。据《周礼"天官》载：「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可见周代的医疗机构较为健全，既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等人，又分食医（管饮食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当然这种医疗机构的服务对象，可能只是封建帝王及其家眷，或者其它的朝廷官员。 公共医疗机构的出现与发展 服务于一般官员和平民的公共医疗机构（含慈善机构）则出现较晚。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疠迁所」。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这说明中国古代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很早就已经是得力有效的。在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西汉时的「乳舍」，相当现在的产院。据《风俗通义》记载：「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数月皆怀妊，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妇主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太平御览》卷361）汝南、颖川均为汉代州郡，而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从住院的产妇中有屠夫之妻，这一事实可以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而是服务一般官员和平民的公共医疗机构。汉代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间曾设立过临时医院。「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由此可知，汉代的公共医疗机构设置已较为普及，并且有了专科性质的妇科医院。 南北朝时则出现了由朝廷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六疾馆」和「孤独园」，收养穷人和孤幼之人。《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又《梁书'武帝纪下》载：「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春司御气，虔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干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戊子，大赦天下。」 唐代时，京城及各地设有「病坊」，类似平民医院之性质。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隋唐时期，「疠迁所」更名为「疠人坊」。唐代僧人拜道宣的《续高僧传》中记载：疠人坊专门收养患者，男女分居，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也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 到了宋代，公共医疗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售药的医疗机构。宋代时在各地设有尚药局等公共医疗机构，但其中最重要的医疗机构是「官药局」，当时叫做「熟药所」，也称「卖药所」。这种机构不但宋以前没有，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据《清波杂志》卷十二〈惠民局〉条载：「神宗朝创置卖药所，初止一所，崇宁二年增为五局，又增活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卖药所」的职能主要是按方制配及出售成药，「以利民疾」，南宋时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宋史'职官志》)由于卖药所的设立和《局方》书的颁布(《宋史'艺文志》载：陈师文《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五卷又《局方续添伤寒证治》一卷)，一般方剂多制成丸、散、膏、丹等成药出售，一般百姓也往往能不请医生，按病求药，便于医药知识在民间广泛普及。官药局的设立，是成药在宋代得以发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证。 宋代的医疗慈善机构 宋代是中国医疗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除各地建立的公共医疗机构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医疗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有不少虽不始建于宋代，但至宋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完善。从性质上看，它们大都以疗救贫病为宗旨，有些还带有义务慈善之意，因而统称之曰医疗慈善机构。结合历史文献材料可知，这种机构在宋代不居少数，其主要有以下几种： 安济坊 宋代时政府在各地设置病坊，称为「安济坊」，收容穷困无靠的病人，给予医药照顾。《宋史'徽宗本纪》载：「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宋史'苏轼传》载：「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今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宋史'食货志'抚恤》载：「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 养济院 收容贫病无靠之人。《宋史'赵汝愚传附子崇宪传》载：「初，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俾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岁久浸移为它用。」又《宋史'儒林传'魏了翁传》载：「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橹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冢，建养济院。」 居养院 收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居养院中收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福田院 收养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佑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拨给经费5千贯。《宋史'食货志》载：「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又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毋过九日，着为令。』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九年，知太原韩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河东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余，即至三月终。』从之。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以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不限月。依乞丐法给米豆。不足，则给以常平息钱。」 漏泽园 用来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宋史'食货志》载：「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积极意义。 慈幼局 淳佑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宋史'理宗本纪》载：「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 保寿粹和馆 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宋史'徽宗本纪》载：「秋七月丁丑，置保寿粹和馆以养宫人有疾者。」 太医院 古代医疗机构名称。是专为上层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医政及医疗保健组织。太医院始设于金代，隶属于宣徽院。太医院的最高长官是太医院提点（正五品），下设使，副使，判官等，“掌诸医药，总判院事。”此外，太医院中还设管勾主管医学教育，另还设有各种名称的太医和医官。元代太医院。秩正二品。开始时长官为宣差，后改为尚医监、太医院提点等。其行政隶属于宣徽院。最高长官之下设院使、副使、判官等名目。元代太医院掌管一切医药事务，官员品秩普遍高于任何朝代。明代也设有太医院，其长官初始称作太医院令，后改称院使。明代在北京和南京各设一个太医院，但是北京设置的太医院是最高医药管理机关，设有最高医政长官院使，下设院判。而南京太医院只设院判不设院使，以便服从于北京太医院的领导。清代只设一个太医院，院使正五品，总揽医药行政及医疗大权，清初，御药房也划归太医院管理，全国医官统一由太医院差派、考核、升降，从而加强了统一领导。但这种体制未能坚持下去，礼部管生药库，总管太监管御药房，削弱了太医院的功能。清朝中晚期，医政管理较为混乱。总之，从金至清，太医院作为全国性医政兼医疗的中枢机构延续了七百多年。 病囚院 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宋史'刑法志》载：「咸平四年，从黄州守王禹偁之请，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余者保于外。」 由以上材料可见，宋代的公共医疗慈善机构较为完备，不仅设置齐全，分类明确，而且管理周密，因而被视为中国古代医疗慈善事业的新阶段。正如《宋史'食货志'抚恤》所载：「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抚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观以上内容，此确系不虚之言。 元、明、清三代的继承 元代的公共医疗机构，设有广济提举司和惠民局。「广济提举司，达鲁花赤一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修合药饵，以施贫民。」（《元史'百官志》）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设置惠民局于大都，「大都惠民局，秩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元史'百官志》）「五月乙未，遣使诸路虑囚。庚子，敕太医院领诸路医户、惠民药局。」（《元史'世祖本纪》）后来各路也设有惠民局，「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元史'成宗本纪》）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依民户多寡分为等级拨给。《元史'食货志》载：「元立惠民药局，官给钞本，月营子钱，以备药物，仍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其深得《周官》设医师之美意者与。」 元代还设立了为平民治病和专为军人治病的医疗机构。如广惠司兼及为贫民治病外，还专设广济提举司为普通百姓服务。「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元史'百官志》）至元八年在全国各地设的多处安乐堂，专门为军人看病。《元史'世祖本纪》载：「诏湖南行省于戍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槁葬之，官给其需。」元代承宋代之例，设有慈善机构养济院，收容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之人。《元史'刑法志》载：「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及同宗有服之亲，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不能自存，寄食养济院，不行收养者，重议其罪。」「亲族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 明代的公共医疗机构的设置，则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0）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明史'职官志》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洪武七年（1374），以前代例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它老弱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明史'食货志》载：「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靠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明末广东还出现了民办育婴所。据《广东通志》载：广东马应勋，字目明，建育婴所，存活婴孩无数。洪武三年，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掩埋遗骨。各州县奉令择宽闲地立义冢，凡贫穷无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并禁水葬和火葬。天顺四年（1460），京师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等门外，各置涌泽园一所，以收埋遗骨。 清初的公共医疗机构则仿照明朝制，有施药例。顺治间曾在北京景山东门外建药房，令医官给满汉军民施药，康熙中期曾一度扩充，在五城地方设厂施药，至四十年（1701）停止。《清史稿'圣祖本纪》载：「丁丑，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养济院明代已有，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置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如清朝徐庆璋，「浙江山阴县人。初佐都兴阿戎幕，累保知县，历任奉天宽甸、盖平、义州、普兴京同知。所历多善政。常微行市中，遇有讼争者，辄为剖其曲直而遣之。倡修养济院，收养贫民。」（《清史稿'徐庆璋传》）清代还创立有育婴堂，收养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婴儿。如广西巡抚陈元龙曾「并于省城扩养济院，立义学，创育婴堂，建仓贮谷。」(《清史稿'尹泰传附陈元龙传》) 中国古代的公共医疗慈善机构虽出现的相对较晚，但发展很快。至宋代时极为完备，到元明清时逐渐衰落。这其中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也与当时的统治者有极大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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