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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辰冬的诗经研究谈周太师尹吉甫的整理诗经版本
李辰冬先生（1907-1983），在诗经方面可说是在研究方法上为古来惟一大家，他有一研究结论，诗经全部系西周宣王时期的尹吉甫所作。其结论不是敝人所同意的，但经其严密的考证之下，确实，更多的诗经篇数确为出自尹吉甫之手，而不是只有在诗文内有据的『吉甫作诵』的《大雅·烝民》及《大雅?崧高》二篇。而且，其研究的方法，及其中考据立论的科学解析精神，都是二千年中，所有古来研究诗经的古今所有学人之中，纵深度及广角度都难望其项背的。其有关诗经的两本大作《诗经研究》及《诗经通释》， 1969年写成，其研究内容之深刻精要，不只于诗经作者一层面，而实为诗经各篇的内容及所有诗经的难解习题上，其研究都有涉及到，及有突破及启发，足以让所有诗经研究者汗颜。如对于民歌说也从根拔起，完全击中自欧阳修、朱熹以来，脱口秀式的未有学术水平之信口开河，及对于毛诗传笺的错误亦予以批驳，其研究，如，依金文及竹书纪年及诗经及史记等史料并考，而考证出诗经公案里的召公及召伯及召虎为不同三人，而召伯实为召虎的父亲，召公又为召伯开国的先祖。足以解开此诗经公案，即为一例。 按，其考尹吉甫为诗经的作者，订出坐标，即出现诗经各篇里的同一辞，即为一个坐标，如东山，如南山，都确有实指，如诗经有出现的『仲氏』此一女子，李辰冬即订其为一坐标，而指向诗经各篇，凡有仲氏者，皆实指尹吉甫的妻子为仲氏。其把诗经各篇的内容，都订出了经纬而串出了尹吉甫一人的生活爱情及事功，其中像是一些坐标，如该一仲氏，凡诗经内言仲氏的各篇都是指一人，如此一来，若果成立，则诗经的各篇即被撕裂置放于十五国风、大小雅、颂的各篇，就被打破了，成了一人的故事了。此其方法，如果真是三百篇中，每一地名只为确只一地，或『仲氏』，确指一人等等，则也许必须得出，这些诗篇出自一人之手，但是，成也其论，败也其论，此所以其结论不为正确，或可以说，己有不少被发现有穿凿附会之处，如台湾苏雪林于《诗经杂俎》一书里，大大指出其论说中的错失之处，不为无见。但是苏雪林是民歌说的胡适、陆侃如的追随者，其反对李辰冬，不是为求真，只是站于民歌说反对诗经成于贵族尹吉甫而已。如谈《采蘩》，苏雪林先认定此诗为民歌说者的指为一群女工，为了要请假，找上管理的工头『师氏』，于是以她自以为是的『师氏』指女工工头，再反驳李辰冬不以『师氏』为女工工头，故只见李辰冬的论证有误处的毫毛，而不见自己立说的根本有误。殊不见李辰冬对民歌说的反驳及摧破，而故意忽视不看，故只是一个民歌说的跟班者而己，此吾人盖苏雪林（1897－1999）的棺而认定其说的本质。 按，李辰冬认为国风若是人民写的，则周朝天下，每个人民如此有学问，随口成诗，则岂不是周朝天子仁民爱物，让人民安居乐业饱读书籍，学富五车，才有的人人是诗人的现象，后世即使二十世纪，也未能见到的盛世了，其论真是完全击中一票古来主张民歌说，实质上是美化周朝封建统治，无怪乎文革时，诗经被揭开的真相是『贵族文学』，主张诗经是民歌者，因美化周朝封建制度的水平成为后世莫及的典范，人民都能出口成诗而写出了国风，而遭批判。 李辰冬先生于诗经研究上最大的贡献，可以说，一是扎实的工夫，即，诗三百篇里的所有用字，必须求之于先秦典籍之解，而不能用后世的说法去作为主要比附依据。此外，各诗里用字遣辞相同处，意义往往相同；同一诗各迭同位置上的辞或字，有相近之义等等，各种于诗经的文法上的规律性必须尊重及亦为求解之钥。所以，其于诗经各篇各字的解释，往往较所有古今其他学者之论及释为精确而有据。 二、由于其之比对诗经各篇，竟有如许多的文法，用辞字上的相同，他以为可说是出自尹吉甫，吾人则反而可以据以了解，诗经即使材料出之于各级贵级的献诗，但必经周天子的太师整理过，而把各篇很多用字及文法都统一了，看来有近于出自一人之手，而尹吉甫，依后人的考证，曾任周朝的太师一职，因此，认为尹吉甫是诗经的编者之一，吾人极力同意之。即，诗经的编理过程，也是渐近的，朝廷一再把新的诗经篇章加入，而在西周末年，尹吉甫即任整理诗经的太师的职务过，因此，虽不是现今所流传自西汉鲁地出世的诗经，但在西周末的尹吉甫，曾把其前的诗经版本再改版过。而这种改版直到东周初年始告结束，这系因东周王室衰落，诗经的改版即告结束于诗三百定型的东周初年，于吴国公子季札于公元前770年至鲁国观周乐，聆赏雅乐的诗经十五国风及大小雅及颂之雅乐乐歌之前，周室的最后诗经的版本出世了。至于今日所传毛诗是否即季札所聆的版本，不一定也。于《天禄阁曲谈》里又另有论述。（刘有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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