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李鸿章家族的洋务发家史

历史回顾：李鸿章家族的洋务发家史

 文/宋路霞    2001年08月09日 

　　

　　李鸿章惊奇地从华尔洋枪队的武器上发现了西方，看到了西方近代军工业的巨大威力，从此在朝廷的支持下，拉起了洋务大军，也带出了一个家半安徽省的庞大家族

　　依然“屡败屡战”百年自成家风

　　去年春节的一天下午，我推开了位于上海西区的第八人民医院外科病房的大门。人高马大的外科主任李道稔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望着这位李鸿章第五代玄孙，而且是嫡系的长房长孙，我不由得猜想：若不是辛亥革命，站在这儿的或许是一位穿长袍的“侯爷”式的人物，然而剧烈动荡的历史改变了他的家族命运，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外科专家。

　　趁着春节刚过、病人尚未大批返回的空档，我们在一间空病房里神吹海侃。他从“我爷爷、我奶奶”讲起，我则把十几天来，从他的诸位兄长子侄如李家玉、李家震、李家咸、李家瑛、李道林、李道楷、李永炜，以及李家姻亲系统的后代刘因生、刘田生、刘耋龄、刘笃龄、周毓俊那儿收集来的李家掌故，与他“串通串通”，以求获得分析和印证。我们从李鸿章当年亲率六千淮军、衣衫褴褛地登上英国商船开进上海滩起，聊到庚子年中李鸿章奉命北上议和，最后一次到上海的种种情形；又从李鸿章在沪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聊到他那数百上千个子孙中，目前在科技、工商和外交界最为活跃的精英分子……百余年来的风雨，仿佛就在这静谧的病房里，轻轻地拂过。

　　我问道稔先生：李鸿章去世在上世纪初，现在已走到了21世纪初，你们这些“大卖国贼”的后代，一百年来恐怕无甚好日子过，然而为什么目前这一代人，一个个又都成就显著?

　　李道稔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家是老小，小时候非常调皮，读书不好好读，考试下来总是‘开红灯’，而家里规矩很严，考不及格就要挨打、罚跪。罚跪次数多了，我一个叔叔可怜我，跑来帮我解围。他悄悄教我一个‘屡败屡战’的办法。下次再挨打时，我就大声争辩：‘我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我还在屡败屡战呀!’此招果真灵验，父亲从此不打我了。原来这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一句口头禅。当年李鸿章打太平天国，屡战屡败，在向朝廷汇报军情时，李鸿章巧妙地颠倒了一个词汇，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样就把淮军在困厄面前的精神气概给突现出来了。后来家族中取其意而用之，常以‘屡败屡战’相勉，几成传统。”

　　我听后若有所悟。想来李家最大的“败名”，莫过于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然那是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年代。这个家族以李鸿章去世为中界线，前段是“文安登科，翰章制军，鸿章爵相，昆季六人继起，其书香之盛，人才之多，位业之隆，门闾之大，前者未逮也”；而在李鸿章去世之后，历经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巨变，失去了大清帝国庇护的李氏家族，无时不在风雨飘摇之中，“败落”已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其中在上海的播迁浮沉，尤为惊心动魄。在这种背景下，“屡败屡战”对于他们来说，真可谓是意味深长。

　　曾经金玉满堂 多为“洋务”中人

　　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算起，这个家族200年间已经整整繁衍了8代人了。在第2代和第3代人中，仅总督就有3人，即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侄子、李鹤章之子、云贵总督李经羲，以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其后代在晚清出任道员、按察使、盐运使、赏戴花翎者，以及获赠朝议大夫、奉政大夫、资政大夫、荣禄大夫、武功将军等头衔者，共达68次，计153人。然而这个家族真正达到金玉满堂的辉煌，还是在李鸿章1862年到上海办洋务之后。那时他在安徽的乡居已被太平军焚毁，父亲李文安卒于军中，一家大小正在逃难，他的元配夫人周氏又在江西避难中病殁，那时的李鸿章，是抱着“此贼不灭，何以家为”的决心杀进上海滩的。

　　在上海，他惊奇地从华尔洋枪队的武器上发现了西方，看到了西方近代军工业的巨大威力，从此在朝廷的支持下，拉起了洋务大军。在他的带动下，他的3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以及他5个兄弟的众多子孙，都陆续来到上海和北京、天津，开工厂、办外交、举商务、设银行、搞运输，广置房地产，还从事股票交易……人称“华山路半条街都是李家的”，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李鸿章自己虽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本营”设在天津一带，但在上海也建起了一幢价值4万5千两白银(19.09, -0.05, -0.26%)的中西式住宅，其豪华和新颖，足令世人刮目。

　　当时李鸿章家族已繁衍了近200名子弟，这个庞大的李家子弟兵队伍，几乎全都在“洋务”之列，有的还成了工商界、金融界、外交界的头面人物。其中，李经方出任驻英、驻日公使，李经迈出使奥地利大臣，李经任北京电话局总办，李经楚出任邮传部右丞，经沅出任出使英、德、丹麦等国公使秘书官，经叙任上海制造局会办、金陵制造局总办、驻墨西哥使馆二等参赞兼总领事，国杰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股董会长，国芝在上海开设银行，国焘、国超在沪大办房地产，刘攻芸(姑爷)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抗战中，天下大乱，李家在虹口和闸北的房产全部被炸成废墟；40年代初，又有不少人跑到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谋发展。或许与李家的“洋务”传统有关，在“家”、“道”、“永”三代人中(“昌”字辈人还小)，近几十年来涌现出一大批高级工程师和总工程师，最年轻的高工仅有36岁(南京电力自动化研究院电网控制研究所的李永炜)。而对国家建设贡献最突出者有二人：一是福州铁路局总工程师、福厦铁路总设计师李道秉秉；二是荣获首届国家科技贡献特等奖的功臣、南京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九江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齐河黄河大桥以及缅甸仰光丁茵大桥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李家咸先生。某电视台为李道秉秉先生拍的电视专题片的题目居然是《一个北洋大臣后裔的故事》。

　　老子“万亩建仓” 儿子百亩发财

　　这些年回国探亲的华侨多了起来。尤其是上海在“三年大变样”中，老房子成片地被“改造”掉，使得不少老华侨急匆匆赶来，为的就是再看一眼当年的老房子。李氏家族的子弟与老朋友们漫步街头时，常常会听到朋友指着路边的一组老房子说：“喏，这片房子，原先是你们李家的。”李家子弟似乎有点不信：“哪会有那么多房子?”朋友说：“怎么不会？半个大上海都是你们李家的！”李家子弟往往一笑了之。他们心里明白，半个大上海不是李家的，而“半个安徽省是李家的”，这话倒是一点不假。

　　原来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6兄弟曾在家乡安徽省大规模地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邸第。这些邸第外围先凿以壕沟，内筑高墙如围寨，四周又辟花圃、菜圃，园圃，内层又凿有内壕沟，有的还设有碉堡、炮台、内外花园、藏书楼和秘密走廊等，俨然一个个小独立王国。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说，李府最盛时期，有田257万亩。这些土地，李府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以亲朋直接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芜湖、肥西、无为、六安、霍山、庐江、舒城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合肥东乡佃户统计，李氏在当地占地三分之二，约50万亩，而瀚章和蕴章之子经钰，是更大的地产巨户……难怪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李鸿章：“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李鸿章的儿孙们则把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上海。大儿子李经方(实为6房昭庆之子，过继给2房)在辛亥革命之后在上海当寓公。由于他外语好，通五国文字，又当过驻外公使，善于跟外国人打交道，就把外国人口袋里的钞票狠狠地捞了一把。他曾发过两次大洋财。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在打仗，一些英国商人便到东方来求发展。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浦江边造厂、建码头和货栈，就抢先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几百亩位于现在老杨树浦一带的江边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后来英国人在那儿建起了“英联船厂”，还发行过股票。

　　第二次洋财是卖古董。他有个内弟叫刘晦之，后来做到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是四川总督刘秉璋的第4个儿子，亦是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藏品以三代青铜器、甲骨龟片及藏书、藏墨为主。适逢瑞典王国的太子出访中国，并为瑞典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瑞典王室三代人均对中国青铜器有浓厚的兴趣。此事被消息灵通的李经方探知，遂与刘晦之合伙做了这笔生意。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藏品，据说还向李经羲借了3件。瑞典太子直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付给他们28万英磅，两人平分，各得一半。至于究竟卖掉些什么藏品，数量多少，只有到瑞典国家博物馆里才能查清。刚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当年瑞典太子的孙子又来到中国访问，还提到他的祖父在沪买青铜器的事。著名博物专家夏鼐先生曾撰文讲过此事。

　　子孙藏书又藏玉 汇聚天下青铜器

　　李氏家族的人百余年来做官又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虽说在文化教育上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在收藏界，他们却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队伍，堪与安徽东至两江总督周馥家族、江苏吴县工部尚书潘祖荫家族、山东黄县丁斡圃家族媲美。李鸿章在合肥的故居中，有一全部用红木雕成的藏书楼，内中藏书，历经战乱，已云散四方。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长于外交，还以藏书与收藏青铜器知名。他在20年代与刘晦之合作、售与瑞典太子青铜器之事，已在上文叙及。他的藏书，亦时常被版本目录学界提起。李鸿章的侄孙、李经羲的儿子李国松，也是南北知名的大学问家和大收藏家。他的书房的钥匙，就串在随身携带的钥匙串上，谁也拿不走。朋友来借书，样样都要登记。若是借去一套10册的，归还时只剩8册，那么他连那8册也不要，干脆送你了，他再去找旧书店老板另觅全套。他的收藏遍及青铜、甲骨、瓷器、古钱、字画各类。可惜在抗战中南北播迁，他一生又深居简出，不仅不做汪伪的官，连民国的官也不屑一顾，又要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最后只得将藏品出售易米。

　　现在尚能见到原物的，只有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的藏书，和李鸿章的另一侄孙、他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李荫轩(国森)收藏的青铜器。

　　李经迈的藏书处叫“望云草堂”。其珍贵版本在其晚年经汉文渊书肆老板转手易人，其余于1940年由其子李国超整理后，捐献给震旦大学，计18000册，分为政书、兵书、地方志、科技图书和名人年谱，唯于文艺类书一无所有。年谱中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钞本如《柔远全书》，系历代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外交档案。书至震旦后，校方为之辟“李氏文库”专室，并以特制的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橱贮之，该馆馆长还在《震旦学报》上撰文介绍。解放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李氏文库”归复旦，但专室已不存，藏书按类别分散入库了。

　　李家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收藏家是李荫轩先生。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从十几岁就开始收藏历代钱币，自收得邓秋枚的藏品后更加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下来，不仅大量网罗中国古币，连欧洲、美洲的古币也兼收并蓄，继而又发展到收集历代中外徽章，共达3万枚之多。其珍品如“大宋通宝当拾零”、“临安府行二百文、叁佰文、五百文”等，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其价值几乎无法计算。他在钱币收藏中，自号室名“选青草堂”。

　　李荫轩从192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达200余件，不少是从苏州潘氏攀古楼中散落出来的藏品，有的还是从未有过著录的“生坑”。其中颇具重要历史价值的有数十件，尤其是小臣单觯、纪侯簋、鲁候尊等，从器内的铭文考证，有的是印证了一场战争，有的是弥补了一段史实，有的是在宋代皇家文献就已著录了的流传有绪之物，均为青铜器中的珍品。李荫轩写下的数十篇考证文章，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都看过，认为“那确实是下了功夫的”。这些藏品在抗战中，曾花了大价钱存入银行的保险库，直到“文革”之前均保存完好。而到“抄家风”刮起时，他所居住的小院就成了重灾区。

　　冲进门来的红卫兵看到满屋都是古董，纷纷嚷道：“四旧！四旧！砸掉！砸掉！”把那些珍贵的西洋瓷器一件件从阳台上扔下去，摔个粉碎；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在他们手里一掰就是两瓣！幸好头一批抄家者还没有发现他的青铜器，但谁能保证下一批抄家者也不会发现呢？

　　李荫轩终于拿起了电话，向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将所有藏品全部捐给国家。博物馆的同志急急来到李家，数藏品、造清单、装卡车。按照当时的政策，只能代为保管，而不能接受捐献。整整两天一夜，上博十几个同志忙得满头大汗，六轮大卡车来回跑了六趟！到最后一车装完时，李先生突然想起，还有一间房里藏有14箱明版书，连忙对上博的汪庆正讲：“小汪，还有14箱明版书，你们也一起拉走吧。”上博的同志当时已疲惫不堪，而且已跟司机讲好是最后一趟，于是就说：“博物馆只管文物，书籍请你叫图书馆来收吧。”后来这14箱明版书也不知下落如何。

　　1979年，国家开始落实文物政策。有一天，李荫轩的夫人邱辉女士来到博物馆，对马馆长说：老先生已于1972年去世。临终前关照，如果文物有发还的一天，除了保留几件藏品作为家中纪念外，其余全部捐献国家，不要报酬。邱辉女士说得非常诚恳，感动得博物馆的同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1979年6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捐献仪式，向邱辉女士颁发了奖状。如今人们走进上博青铜馆，可以看到许多藏品的介绍牌子上，都注明了“李荫轩邱辉捐献”的字样。大多数人可能还想不到，他们居然是李鸿章家族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