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县钟腾村土楼群与“榜眼府”——兼论福建土楼的特殊类型“雨伞楼”，及清代福建武科鼎甲略要黄绍坚
福建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榜眼府” 福建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土楼“朝阳楼”（左）和“永平楼”（右） 钟腾村现存最古老的土楼——“永平楼” 福建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位于平和县境内中北部，属于博平岭山脉南段的中低山地[1]，距离平和县城小溪镇约25公里，与明、清、民国时期平和县城九峰镇[2]，也有约25公里距离。据《平和县志》记载，钟腾村原名铜场、铜陵[3]。距今一亿多年前，这一带曾发生过强烈的火山爆发，伴随着岩浆浸入[4]，这里形成了储量丰富的铜钼矿[5]。宋代时，这里已是开采铜矿的矿场[6]。明代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太监周觉臣又在这里督采铜矿，但是并无收获[7]。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这里生产“信灼牌”条丝（水烟）销往外地[8]。可见，钟腾村一带，历史上属于比较富裕的区域。山高林密，经济又较富裕，不免有安全之忧。清代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修撰的《平和县志》[9]中说：“环山而处，伏莽多虞，居民非土堡无以防卫，故土堡之多，不可胜记。”当年所称“土堡”，今天我们大多称之为“土楼”。据该书记载，清代康熙年间，仅今天钟腾村周围一带，就有“大坪堡”20余座（以黄姓为主所建，在今霞寨镇西安村[10]）、“小坪堡”（卢姓所建，在今霞寨镇团结村[11]）、“塘北堡”（陈姓所建，在今霞寨镇群英村[12]）、“霞寨堡”（周姓所建，在今霞寨镇群英村[13]）、“温厝堡”（温姓所建，在今霞寨镇彭林村[14]）、“严岭堡”（庄姓所建，在今霞寨镇岩岭村[15]）、“黄庄堡”（黄姓所建，在今霞寨镇黄庄村[16]）、“高山堡”（杂姓共建，在今霞寨镇高山村[17]）和“铜场堡”（杂姓共建，在今霞寨镇钟腾村）等[18]。其中，“大坪堡”中的“西爽楼”，为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如今还在。福建土楼研究专家黄汉民先生称：“西爽楼是单元式方楼的典型……由65个独门独户的小单元围合……其内院中整齐地排列着六组两进的祠堂”[19]。六组祠堂居楼中，可见，“西爽楼”还保留着由土寨、土堡向土楼过渡时的部分原始形态，弥足珍贵（请参见拙文《亦寨亦堡“日新楼”——华安上坪“万历三楼”（上）》[20]）。可惜我去看时，“西爽楼”损毁严重，只有楼内祖祠“圆峰堂”翻修过，而面临池塘的正面楼体，已倒塌三分之一以上，其余三面楼体，也多成断壁残垣，令人感伤不已。 同样令人感伤的，还有钟腾村土楼“永平楼”。它位于村中阜垤上，始建年代不详，大约在明代中叶至清代初年之间[21]，楼体还在，但损毁程度较重。根据现存楼址判断，为椭圆形单环二层单元式土楼。它应该就是清代康熙《平和县志》中提到的“铜场堡”，清代道光《平和县志》中再次提到它：“铜场堡，不一姓，离县六十里”[22]。之所以判断“永平楼”就是铜场堡，除了历史文献外，还有一个技术上的旁证。在今平和县城小溪镇高南村，仍存有明代中叶至清代初年之间所建“南山月寨”[23]，其实也是一座外墙承重的方形单元式大土楼。楼虽残破，但大门匾额“天岳培基”，石刻门联“喜气西来，地转琯溪环月寨；明星北拱，天腾马麓壮金垣”，依然清晰。考察“南山月寨”现存外墙，底层为河卵石垒砌为墙基，依地势不同，高约1～2米，其上筑夯土墙。楼高二层，二楼才开窗，现在有些地方一楼也开窗，显然是后来挖开的。“南山月寨”这种外墙建筑形式，与“永平楼”外墙几乎一致。
“永平楼”，位于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
“西爽楼”，位于漳州平和县霞寨镇西安村 “南山月寨”，位于漳州平和县小溪镇高南村 福建土楼的特殊类型——“雨伞楼” 在钟腾村里，“永平楼”右侧，低于“永平楼”约4～5米的地方，还有一座圆形双环砖砌外墙单元式土楼“朝阳楼”，内外环皆二层，外环随地势起伏略有抬升，内环地面高于外环地面约2米。内环院中有一座小小的宗祠，看得出是后修的。我到附近一处民居的四楼楼顶观察，只见不远处的“朝阳楼”，青砖黑瓦，内外双环屋脊，构成“凸”字形状，在背后的青山与一旁土黄色的“永平楼”的陪衬下，韵味十足。平和县文史学者黄荣才先生说，“朝阳楼”这种建筑形式，当地人称为“双叠楼”或“双套楼”[24]。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朝阳楼”属于罕见的土楼类型——“雨伞楼”。 关于“雨伞楼”，以往多数学者，包括福建土楼研究专家黄汉民先生，都仅将其视为漳州华安县磜头村一座土楼的名称而已（详下）。但我认为，与漳浦“风车楼”一样（请参见拙文《仿如欧洲古堡的福建土楼——漳浦“风车楼”》[25]），“雨伞楼”亦可以归为福建土楼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在众多的福建土楼中数量极少，仅分布在闽南地区。它一般为圆形双环或三环单元式（个别为内通廊式）土楼。与绝大多数土楼外高内低、呈“凹”字形的建筑形式正相反，“雨伞楼”内环高，外环低，整体呈“凸”字形，远眺仿如撑开的雨伞，具有独特的建筑美感，更展现出闽南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建筑智慧。与我观点类似的，有华侨大学硕士郭栋林先生。在《平和土楼初探》一文中，他将“雨伞楼”称为“楼心式土楼”，定义为：“所谓楼心式土楼，就是在土楼内部还有一座更高的土楼，当地人还称这类土楼为楼中楼。”他提出，平和县五寨乡埔坪村的“思永楼”、寨河村的“旧楼”和霞寨镇钟腾村的“朝阳楼”，都是属于“楼心式土楼”[26]，即我所称的“雨伞楼”。 其实，在漳州平和县境内，崎岭乡下石村土楼“到凤楼”，也属于“雨伞楼”。“到凤楼”为圆形三环单元式土楼，内环一层，中环四层，外环二层。中环大门上有匾额：“到凤楼”，却未落年月，据说建于清代乾隆年间[27]。若以中环和内环来看，“到凤楼”与普通圆形单元式土楼无异；但加上外环一起看，“到凤楼”就是“雨伞楼”。它的外环二层，其后半圈依地势建在土坡上，乍看之下像是三层。站在平地上看，外环紧贴屋后小山岗，其前二后三的形式，似海涛拍岸，激波扬雪，充满建筑动感。如果从村后小山岗上眺望，“到凤楼”整体线条，呈现出中-高-低-高-中的独特建筑形式，如流动的音符，弹奏着美妙的建筑旋律，与一溪相隔的四角抹圆的方形土楼“中庆楼”，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不过，最典型的“雨伞楼”，位于漳州华安县高车乡磜头村海拔920米的洋竹径自然村，名字就叫“雨伞楼”，黄汉民先生将其作为圆形土楼的特殊形式，收录于《福建典型土楼一览表》中[28]。那里距离华安县城约39公里，其中从磜头村到洋竹径自然村的8公里上山路，全是土路，交通不便，“雨伞楼”更是孤立于村边一处圆形崖顶上。楼内居民、在磜头村县道旁做小生意的郭国华先生，两次带我游览“雨伞楼”，其中一次在雨里。他的腿脚不方便，细雨飘零中，他拄杖吃力地走在湿滑石磴上的身影，令我感动至今。据《华安县志》记载，这座“雨伞楼”为单元式结构，共18个开间，建造年代不详，原为蔡氏所建，现住郭氏，从现存建筑风格看为清代圆楼[29]。但郭国华先生和楼内居民都告诉我，这座“雨伞楼”最早为杨氏所建[30]，所以自然村的名字原来叫做“杨竹径”（现在写成“洋竹径”）。后来，不知何故，杨氏卖给蔡氏，蔡氏又卖给从华安县沙建镇上坪区域迁来的郭氏。而上坪郭氏，在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建了三座著名土楼“日新楼”、“齐云楼”和“昇平楼”（俗称“华安上坪万历三楼”），至今犹存。郭国华先生说，他们现在与上坪郭氏依然保持联系。在这座“雨伞楼”里，我注意到，该楼无匾额，为圆形双环单元式土楼，内环二层，外环三层，但外环楼房紧贴山势而建，内环地面比外环三楼地面还高出约1.5米，内环圆楼因此卓然而立。站在土楼内环里，所见外环仅为一层；可是从土楼外面看，外环却是三层。楼内居民从内环到外环房间，直接就到了外环三楼，须进屋下几级木梯，才能到达外环二楼。而二楼屋内还有另一处楼梯，通往外环一楼的房间。我去那时，微雨潇潇，山岚飘忽，树色朦胧，使得“雨伞楼”里这种奇特的建筑格局，充满了神秘、甚至有些诡异的气氛。但在晴天里，眺望这座“雨伞楼”，其建筑美感，完全可以用无以伦比来形容。漳州文史学者曾五岳先生，干脆称其为“蓬莱仙境雨伞楼”[31]。 与华安磜头村“雨伞楼”类似，据媒体报道，在漳州芗城区浦南镇双溪村，也有一座内高外低的圆形双环二层土楼“雨伞楼”，据说建于清代[32]。这座土楼我没去过，但看资料照片，芗城双溪村“雨伞楼”楼形破坏严重，与平和钟腾村基本完好的“朝阳楼”无法相比。 说到“雨伞楼”无以伦比的建筑美感，必须提到另一座“雨伞楼”——“锦江楼”。它位于漳州漳浦县深土镇锦东村，当地人俗称为“燕子楼”或“燕尾楼”，是一座圆形三环内通廊式土楼。其内环三层，门楼高四层，建于清代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中环为清代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续建，圆楼一层，层高较大（接近普通土楼的二层高），楼顶上有一圈防守用的跑马道和女墙，而门楼高三层。外环一层，层高较低，仅用于存放柴火和饲养家禽家畜，《漳浦县志》中说：“外重建筑年代不详”[33]。远望“锦江楼”，呈现出内高外低、如瀑布般依次跌落、而门楼高耸的独特建筑形式，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碑》上不惜笔墨地称赞它“形式独特，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34]。关于这座“锦江楼”，热心的管理员林振德老先生，给我讲了一大串传奇故事，以后我再专门写它。 漳浦锦东村“锦江楼”这种建筑形式，并非独创，不如说是一种模仿加创新。距离深土镇锦东村仅4公里左右，在漳州漳浦县旧镇镇寨内村，有一座圆形双环单元式土楼“慎修楼”，内环匾额上明确刻着“慎修楼，乾隆壬午，孟春榖旦”。乾隆壬午，为清代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35]。该楼也可划为“雨伞楼”，同样内高外低：内环三层，第三层上隐约可辨有一圈隐通廊。外环一层，层高较高（约有普通土楼的二层高），楼顶上至今可见一圈防守用的跑马道和女墙。可惜这座“慎修楼”损毁严重，内环仅余框架，外环甚至倒塌了四分之一以上，目前成为当地村民养鸭之所，令人唏嘘。但从建筑年代、地理分布和建筑形式上来看，可以确定，锦东村“锦江楼”，正是模仿寨内村“慎修楼”的形式而建。当然，“锦江楼”燕尾式高耸的门楼，则是自己的创新。 而“锦江楼”创新的这种高耸式门楼，又被距离它仅1.5公里左右的“瑞安楼”所学习和继承。“瑞安楼”，位于漳州漳浦县深土镇示铺村，现为圆形单环石砌外墙单元式土楼。它肯定还有外环，可惜只剩遗迹，所以它是否属于“雨伞楼”类型、整体形式如何，不好臆测。但它现存造型也颇为独特，楼高三层（其中石砌外墙高二层，夯土墙一层），而门楼高四层（其中石砌外墙高二层，夯土墙二层）[36]。门上有石匾：“瑞安楼，嘉庆丙子年（清代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孟秋榖旦，杖国耆英许学圣建”。 从1762年的“慎修楼”，到1791年的“锦江楼”内环，到1803年的“锦江楼”中环，再到1816年的“瑞安楼”，在漳州漳浦县浯江东岸这片直线距离不过2.6公里的小小区域内，闽南土楼建筑形式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雨伞楼”，位于漳州华安县高车乡磜头村洋竹径自然村
“瑞安村”，位于漳州漳浦县深土镇示铺村 钟腾村里的“雨伞楼”——“朝阳楼” 与其它“雨伞楼”不同的是，钟腾村里这座“朝阳楼”，内外双环皆为砖砌外墙。从楼内已倒塌或剥落的部分来看，“朝阳楼”楼体是用长方形土砖垒砌而成（并非夯土墙或青砖墙），仅在土砖外包以一层青砖，应该是出于防雨兼美观的考虑。因此，双环外墙挑檐，出挑都不大，宽仅0.5米左右。挑檐之下，其内外、双环二层外侧，皆建有外悬式楼斗。在“朝阳楼”门外，还有三对大小不等的旗杆石。其中一对较矮，字迹已模糊，只有最后四字尚可辩认：“黄国梁立”，余字湮没不彰，大约是黄国梁为武秀才时所立。另外两对之上，则阴刻有“乾隆丁酉科，举人黄国梁立”、“乾隆辛丑科，钦点榜眼及第，黄国梁立”。黄荣才先生在《闽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朝阳楼始建于明朝，为榜眼府附属建筑”，是“黄国梁祖居地”，“也是日后黄国梁七兄弟接待宾客的分宾馆”[37]。 钟腾村里的清代武榜眼黄国梁，且按下不表。“朝阳楼”是否为“接待宾客的分宾馆”，史无明文，亦无从讨论。但这样描述“朝阳楼”，肯定有误解。前文已述，钟腾（铜场）村里，清代康熙之前的土楼（当年称“土堡”），只有一座“铜场堡”，应该就是“永平楼”，黄荣才先生自己也说：“永平楼位居中间，是三座土楼中最为古老的”[38]。所以“朝阳楼始建于明朝”之说，已不可信。至于说“朝阳楼”“为黄国梁祖居地”，同样不可信。《平和县志》卷32中明确记载：“霞寨乡钟腾（铜场）村，清朝出一名榜眼，相传他的父母，在鸭母棚内松柏床上结婚生育。因此，后来的青年结婚时，要在洞房新床上放一支松柏枝，以示怀念和寄托宏愿。此俗沿袭至今。”[39]民间，还有黄国梁“小时候挑炭到小溪去卖”的传说[40]。显然，黄国梁小时候家里很穷，住在“鸭母棚内”，不可能住在“永平楼”里，更不可能住在“朝阳楼”里。 答案就在“朝阳楼”门匾上。“朝阳楼”内环大门上，有石制匾额“朝阳楼”三字，未落款。审其字迹，似与外环匾额题撰者为同一人。在外环大门上，有另一块石匾，正文为“世大夫第”，抬头为“乾隆庚戌岁吉旦”，落款为“奠邦敬题”，并有两枚印鉴：“黄奠邦印”、“磐轩”。乾隆庚戌岁，为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这就是“朝阳楼”的落成时间。在此之前，清代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黄国梁已中式乾隆丁酉科武举人[41]；四年后，清代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黄国梁又中式乾隆辛丑科武进士一甲第二名，即俗称的“武榜眼”[42]。这有各种史料及“朝阳楼”外所立旗杆石为证。可见，“朝阳楼”是在黄国梁高中武榜眼九年之后才建成的，而旗杆石也应该是在楼成之后，才从他处挪移至今址。 另据平和县文史学者黄水成、朱俊辉先生的一篇报道说，2012年8月底，工作人员在清理“朝阳楼”时，意外地在其二楼（不知是内环或外环？）外悬楼斗上，发现一块“榜眼及第”匾额，据说可能为清代乾隆年间所制[43]。 从“雨伞楼”到“榜眼及第”匾，“朝阳楼”里，究竟还藏了多少秘密？
“朝阳楼”匾额的题撰者——黄奠邦 平和县当地文史工作者可能没有注意到，“朝阳楼”匾额题撰者黄奠邦，也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和《漳浦县志》中都说，黄奠邦为清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公元1777年）福建的武解元[44]。也就是说，黄国梁与黄奠邦同一年参加福建武举乡试，同一年成为武举人，而黄奠邦考得更好，高中那一年福建武举乡试第一名，即俗称的“武解元”。正是这层关系，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当黄国梁功成名就、回家建起“朝阳楼”时，才请来当时已成名、时任厦防同知（详下）的福建武解元黄奠邦，为其新楼题匾，以耀门楣。 但是，关于黄奠邦的籍贯，却众说纷纭。《漳浦县志》中有两处提到，黄奠邦为漳州漳浦县人[45]；《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中则说，黄奠邦为台湾府人[46]；但清代道光《厦门志·职官表》和《民国厦门市志·职官志》中，却又信誓旦旦地说，黄奠邦为广东饶平县人[47]。须知，主持修撰清代道光《厦门志》的周凯，时任福建兴泉永道，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撰修等职[48]，其所修《厦门志》，不会在“职官”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出错，黄奠邦原籍广东饶平，应无疑问。但黄奠邦又确实中过福建的武解元。这一困惑，直到我查到两条史料后才豁然开朗。清代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789年2月15日），乾隆皇帝颁布的谕旨中，竟然专门谈到黄奠邦的籍贯问题：“（黄奠邦）该员原籍系属广东，虽居住台湾已久，究非福建内陆可比。”[49]六年之后，清代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七日（公元1795年10月19日），乾隆皇帝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再次提到黄奠邦籍贯问题：“（黄奠邦）其原籍虽系广东，而族属自必皆在台湾居住。”[50]也就是说，黄奠邦祖籍广东饶平，举家久居台湾，便以台湾府武生名义，参加福建武举乡试（当时台湾府属于福建省），并成为福建的武解元。 一位福建的武解元，为什么会让乾隆皇帝两次在谕旨中讨论他的籍贯问题呢？原来，中武解元之后，清代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在台湾的黄奠邦，组织民军，参与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有功，为此受到奖赏[51]，被补授千总[52]。次年（公元1788年），又被赏给“顺勇巴图鲁”名号[53]，加守备衔，送部引见，等候补用[54]。清代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789年2月15日），黄奠邦入京陛见，乾隆皇帝对他印象非常好，专门下谕，称赞黄奠邦在台湾嘉义县守城五个多月，劳苦功高，同时夸他是个明白人，通晓文义，决定将他派往福建，破格以同知补用[55]。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黄奠邦到达厦门，就任主管厦门岛日常民事、行政、诉讼和口岸管理的“厦防同知”一职[56]，任职三年[57]。在职期间，因捕盗得力，黄奠邦两次受到乾隆皇帝的表扬，甚至被夸为“捕盗得力熟手”[58]。但很快，清代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黄奠邦成为当年一起贪腐大案的行贿关键人物。这起贪腐大案，史称“福建大狱”，用《福建省志·审判志》中的话说：“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福州将军魁伦上奏闽省库款亏空银250万两。案涉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四大员。六月，乾隆帝派长麟接任闽浙总督，同魁伦一道追查此案。查出伍拉纳接受盐务馈送银15万两，浦霖向盐商索银2万两，二人还各受厦门同知黄奠邦银9200两。”[59]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又查出黄奠邦任厦防同知时，放纵他人私带炮械出洋的渎职案，让乾隆皇帝大伤脑筋[60]。根据学者林家钟先生统计，“福建大狱”审结之后，伍拉纳、浦霖、钱受椿被处斩，伊辙布在押解进京途中身死，前闽浙总督富勒浑、雅德、初审此案的署理闽浙总督长麟，均被革职效力，另有14名县官被处死，数十名官员、吏员被处死、被流放或被追赃[61]。不过，引爆“福建大狱”的行贿人物之一黄奠邦，却找不到对他的处理结果。黄奠邦从此不知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里。 钟腾村里第三座土楼——“余庆楼” 钟腾村里，总共有三座土楼：“朝阳楼”居右，“永平楼”居中，左侧不远处，还有第三座土楼“余庆楼”。它是座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有大小两座楼门，大门上方石匾：“馀庆楼，嘉庆丙辰，端月吉旦”，落款处还有两方印鉴，字迹模糊，暂时无法辨认。嘉庆丙辰，为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也就是说，“余庆楼”是在“朝阳楼”建成六年后才落成。 先说“余庆楼”的建筑形式。黄荣才先生说：“余庆楼是一座别具一格的三层大土楼，从高处俯瞰，恰似一枚古代的大铜钱，外稍圆而内四方。”[62]“大铜钱”一说，挺有趣的，但四角抹圆的方形土楼，在福建土楼中并不罕见，在闽南土楼和客家土楼中都有。仅以平和县境内现存土楼为例，据我所知，离钟腾村不远，霞寨镇西安村土楼“西爽楼”（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崎岭乡下石村土楼“中庆楼”（建于清代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都是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九峰镇黄田村土楼“咏春楼”（建于清代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则是较少见的后两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另外，离钟腾村54公里左右，漳州诏安县秀篆镇陈龙村（客家聚居区）土楼“会龙楼”（建于清代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也是四角抹圆的方形双层单元式土楼；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将陈龙村里1946年才建成的土楼“龙潭楼”，也视为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当然，因为抹的圆弧较大，“龙潭楼”也可以视为椭圆形双环三层单元式土楼）。 再说“余庆楼”的建筑费用。黄荣才先生引当地民间传说写道：“据传，黄国梁‘榜眼及第’后，功德昭彰，乾隆帝为表其功，拨出与榜眼府同等数额（13300 两）的白银所建，让黄国梁的族亲及后裔世世代代在此安居。”[63]榜眼府的问题，下文再说。但13300两白银建一座“余庆楼”，这个数字太夸张了。岁有生先生曾以乾隆时期的物价为例，统计过州县官府祭祀文庙（这是当年最隆重的官方礼仪之一）的费用，包括全套复杂的祭品，每次需用银90.98两，每次办理祭典所需费用（包括祭祀的装饰、活动、与祭人员的工食等），为17.1两左右[64]。罗畅先生则统计过清代的粮价，其中提到，清代道光元年（公元1796年，也就是“余庆楼”建成之年）正月，福建福州府（今福州市含各县区）的粮价，每1仓石上米，需银1.5～3.45两；每1仓石下米，需银1.3～3.11两[65]。另一个可供参照的数字是，清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元1788年4月26日），黄奠邦因战功卓著，加赏“顺勇巴图鲁”名号之后，乾隆皇帝谕旨：“仍照加赏巴图鲁名号之例，各赏银一百两，以示奖劝。”[66] 可见，当地传说乾隆皇帝分两批共赏银26600两给黄国梁，用以修造“榜眼府”和“余庆楼”，绝不可信。
钟腾村里的清代武榜眼——黄国梁 钟腾村里，就在离三座土楼不远处，还有一处被称为“榜眼府”的古建筑。黄荣才先生在《黄国梁与榜眼府》一文中说：“从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叙述中了解到，黄国梁（1756-1795 年）是漳州市唯一的一个武榜眼。”他还记录了当地民间传说：“据传黄国梁授任‘一品御前带刀侍卫郎’后，竭尽忠诚、功德昭彰，乾隆皇帝为表彰他的功劳，特赐白银13300 两，于庚戌年（1790 年）在其故里钟腾村（原名铜陵村）朝阳楼对面选择风水宝地，营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宫殿式建筑——黄国梁榜眼府。”[67]在今日“榜眼府”内，挂着一幅“榜眼黄国梁像”，下有“榜眼黄国梁简介”，其中也有类似说法：“乾隆辛丑科（1781年），朝廷殿试钦点‘榜眼及第’，钦封‘御前侍卫郎’……朝廷赐银建府，以表其功。” 皇帝赏银26600两之说，前文已述，绝不可信；关于朝阳楼的建成年代，前文也已考证，皆不赘述。 我们从黄国梁的生平说起。我查遍现有史料，对于黄国梁的记述，只有廖廖几句。清代道光《平和县志》中说：“武举人，乾隆丁酉科（1777年），黄国梁，辛丑榜眼”，“武进士，乾隆辛丑科（1781年），黄国梁，钦点榜眼”[68]。《平和县志》中，黄国梁无传，只有在《举人、进士名录》中有这么一条明确记载：“黄国梁，下寨钟腾，乾隆丁酉科1777年中举，乾隆辛丑1781年考中榜眼，任职一等侍卫。”[69]另一条记载，就是前文已引“新婚床上放松柏枝”的传说，但未点明黄国梁名字[70]。除此之外，在《漳州市志》、《福建省志·人物志（上）》、《福建省志·教育志》、《福建省志·体育志》等方志中，也都只有黄国梁考中武榜眼的记录而已，并无关于他生平的记载[71]。 因此，说黄国梁的生卒年为1756-1795年，不知何据，也许出自钟腾村《黄氏家谱》吧？可是，在“榜眼府”里悬挂的“榜眼黄国梁简介”中，却又明确注明：“黄国梁（1758-1796），于清朝乾隆甲子出生于福建省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原名铜场）”。乾隆甲子年，为清代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而1758年，为清代乾隆戊寅年（乾隆二十三年）。黄荣才先生则记录为：“（黄国梁）他于清朝乾隆丙子年（1756 年）生于铜陵村朝阳楼一个贫苦的农家。”[72]这真是一团乱麻，未详孰是，关于黄国梁的生卒年，只好存疑。 其次，前引《平和县志》中说，黄国梁“任职一等侍卫”[73]，《福建省志·人物志（上）》也说：“黄国梁，平和，任一等侍卫”[74]。根据修史惯例，这应该是黄国梁担任的最高官职。《清史稿》中明确记载：武举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有差。”[75]许友根先生说明得更详细：关于武举殿试，“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定：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正三品），二、三名授二等侍卫（正四品）；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正五品）；三甲选十名授蓝翎侍卫（正六品）；其余武进士分别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使用。”[76]可见，清代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黄国梁考中武榜眼之后，被授予正四品的二等侍卫一职，并非乾隆皇帝对他器重有加，而是当年的规定。数年之后，黄国梁升任正三品的一等侍卫，也属正常。 至于钟腾村当地民间传说黄国梁任“一品御前带刀侍卫郎”或“御前侍卫郎”，则一笑了之可也。按照清制规定，侍卫分为满族侍卫和“汉侍卫”。满族侍卫从皇帝亲自统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俗称“上三旗”）及满族贵戚子弟中选拔。汉族人考中武进士而被授予的侍卫，称为“汉侍卫”。“汉侍卫”分为一等侍卫、二等侍卫、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编制没有限制，设“满洲主事”一人直接管辖（可见满清政权处处防范汉人之心）。不论满族、汉族侍卫，大多归“侍卫处”管理（“乾清门内侍卫”则归“御前大臣”管理，详下）。《清史稿》中记载，“侍卫处”平常主要负责在皇宫以内保卫皇帝的安全，并协助皇帝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出外则提供皇家礼仪和警卫。而“侍卫处”是由六名满族“上三旗”出身、官职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轮流当班领导[77]。从实际操作情况看，满汉侍卫们分为三个等级（与官职几品无太大关系）：为皇帝提供贴身保卫和服务的“御前侍卫”，在皇宫（今故宫）内廷当班的“乾清门侍卫”，及在皇宫门口当班的“三旗侍卫”[78]。当然，高级官员经常也挂着侍卫头衔，出任外官、或出外领兵作战，以示亲信。由于清朝是满族人的政权，清制明确规定，只有满族侍卫，才可以担任皇宫内廷的“乾清门侍卫”。在“乾清门侍卫”上干得好的话，或是满族贵戚子弟出身，才有可能被选为“御前侍卫”、“御前行走”或“乾清门行走”[79]——而这三者，都是满族人，被统称为“乾清门内侍卫”，并不归“侍卫处”管理，而是另外由“御前大臣”统辖[80]。“汉侍卫”（不论几等），只能与满族四等侍卫同列，担任皇宫大门的侍卫。即使再能干、再受信任，“汉侍卫”最多只能担任“乾清门侍卫”，已被视为尊崇至极[81]，几乎不可能担任那三种“乾清门内侍卫”。有清一代，仅有道光朝的汉人杨芳一人，因平定新疆叛乱、活捉叛党头子张格尔[82]，被从“乾清门侍卫”特授“国什哈”（通常译成“戈什哈”）[83]、“辖汉国什哈内大臣”，即皇帝的“御前侍卫”、兼“汉侍卫内大臣”。这种大破常规的做法，连《清史稿》都吃惊地记下“叹为未有”四字[84]。而黄国梁，我查了一下，整部《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中，只有一处关于他的记载，就是清代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他考中武榜眼那一回，也仅有个名字而已[85]，实在看不出乾隆皇帝或当朝大臣们对黄国梁有何特别器重之处。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出身贫苦、为官平平的黄国梁，却从1781年考中武榜眼之后，后来担任正三品的一等侍卫，到1790年，竟能盖起“朝阳楼”和“榜眼府”，1796年又盖起“余庆楼”。坦率地说，钱从何而来，令我感到困惑。查郭松义、李新达、杨珍三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卷，清代京师武官正三品，年俸银130两，年禄米65石，恩傣加倍，按大约1石米需1两银来计，每年收入390两银子[86]。参照艾永明先生《清朝文官制度》中的相关统计，他也考证说，京官正三品，每年收入390两银子[87]。而黄国梁担任的正三品一等侍卫之职，是按八旗管理，并无养廉银一说，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皇帝的赏赐，但数量肯定不多（前文已述，黄奠邦加赏“顺勇巴图鲁”名号之后，赏银一百两）。可是，根据钟腾村民间传说，黄国梁却带回26600两银子，先后盖起“榜眼府”、“朝阳楼”、“余庆楼”三处。他那么多钱从何而来，令人疑惑。 清代福建武举鼎甲略要 既然说到黄国梁为清代武榜眼，顺带说一下清代福建武举鼎甲的情况。 《福建省志·教育志》第一章中，有附表《福建历代进士前三名表》[88]，但错漏较多，不太可信。根据许友根先生《武举制度史略》附录《清代武鼎甲人名录》[89]，我纠正了其中几个人的籍贯错误之后，统计如下： 有清一代，福建武举，共出武状元3人：同治十年辛未科（公元1871年），武状元丁锦堂，福建上杭（今龙岩上杭县）人[90]。光绪二年丙子科（公元1876年），武状元宋鸿图，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县）人[91]。光绪六年庚辰科（公元1880年），武状元黄培松，祖籍福建安溪（今泉州安溪县），出生于南安（今泉州南安市），后随父迁居福州[92]（他是位有故事的人物。今福州台江区中平路，仍有黄培松故居[93]）。另有1名武状元存疑：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公元1772年），武状元李威光，其籍贯注为“广东长乐”，显然有误，疑其非福建人（参见本文注71）。 此外，还有武榜眼2人：乾隆十七年壬申科（公元1752年），武榜眼林建鼎，福建福清（今福州福清市）人[94]（奇怪的是，福州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位武榜眼[95]）。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公元1781年），武榜眼黄国梁，福建平和（今漳州平和县）人。 另有武探花5人：乾隆四年己未科（公元1739年），武探花罗英笏，福建沙县（今三明沙县）人，他是清代福建武举鼎甲第一人[96]；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公元1763年），武探花叶时茂，福建同安（今厦门同安区）人[97]；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公元1793年），武探花周自超，福建永春（今泉州永春县）人[98]；光绪三年丁丑科（公元1877年），武探花林培基，福建闽县（今福州闽侯县）人（但他是以侯官县武举人的名义，去参加武进士考试）[99]。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公元1895年），武探花林宜春，福建大田（今三明大田县）人[100]。 “榜眼府”应该是“榜眼祠”或“榜眼宗祠” 关于钟腾村里的“榜眼府”，《平和县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榜眼府，在霞寨乡钟腾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系清乾隆武榜眼黄国梁宗祠府宅。面积600平方米，砖木结构，座向东南。布局依次为门楼、照壁、前厅、大堂。两侧各有5间厢房。门楼较为奇特，以座向右侧而立，照壁嵌入前围墙。前厅面阔3间，进深3间，两侧为卷棚式走廊。大堂面阔5间，进深3间，空间较大。府宅保存完好。”[101]“宗祠府宅”，显然，《平和县志》编者已经看到问题的关键，即：所谓“榜眼府”，从其实质来看，更像是一座黄氏宗族祠堂，或许该称为“榜眼祠”或“榜眼宗祠”更合适。首先，按当地民间传说，武榜眼黄国梁并未住回到钟腾村；而依清制，黄国梁所任的二等侍卫或一等侍卫，也不允许他住回到钟腾村，所以并不存在“榜眼府”一说。其次，按现在“榜眼府”的说法，则钟腾村里，偌大一支黄姓，只在“朝阳楼”中有一座小小的祠堂，与闽南“村村有宗祠，姓姓有宗祠”的文化传统明显不符；而如果是“榜眼祠”或“榜眼宗祠”的话，则难题迎刃而解。其三，2009年10月，我第一次到“榜眼府”时，那里正准备整修，尚看不出什么；到2012年2月我再到“榜眼府”时，大堂里已挂上新做的“榜眼及第”、“举人”、“进士”和几块“博士”匾，这种做法证明，当地黄姓村民，也将那里视为“黄氏宗祠”。事实上，2008年10月，漳州作家张万土先生在《钟腾毓秀“榜眼府”》一文中，已明确写道：“其实，这‘榜眼府’不是府第，而是祠堂，是榜眼黄国梁死后为供奉他的神位而建的。黄国梁死后，灵柩奉旨返乡厚葬。黄氏族人建了这座祠堂，供奉榜眼神位。这座祠堂，民间称为榜眼府，约定俗成，就这样叫了下来。”[102] 至于说到“榜眼府”（姑且这么称吧）“门楼较为奇特，以座向右侧而立，照壁嵌入前围墙”，更不奇怪，这是闽南大厝、包括闽南宗祠常见的建筑布局。外门开在边侧，上筑以亭，俗称“路亭”（不是“门楼”），为的是防风水外泄。路亭以内至前厅之间的宽阔空间，是闽南建筑特有的“埕”。而围绕“埕”的三面围墙，叫做“埕围”（不是“照壁”）。赖世贤、刘毅军两位先生在《深井与厝埕——闽南官式大厝外部空间简析》一文中说：“在两落大厝中，埕的比例一般可达整个建筑比例的三分之一。”对照该文所附《闽南官式大厝鸟瞰》一图可知[103]，“榜眼府”的建筑布局，与之几乎完全相同，正是典型的闽南官式大厝，或称为闽南官式大厝型宗祠。 虽说建筑布局普通，但“榜眼府”里的建筑细节，却令人击节赞叹。我注意到，在其前厅和大堂的屋檐挑坊下，都有龙头形插拱，大堂挑坊下还有莲花形垂柱；前厅内侧驼峰下，有彩绘诗书木雕；其前厅和大堂之间两侧回廊卷棚下，有砌上明造的穿斗式梁架；其前厅和大堂的雀替上，有漆金彩绘图案；尤其是前厅和大堂的穿斗式梁架和瓜柱上，有着极其精美的漆金彩绘人物图案，更令我深深着迷。
尾声 2012年12月17日，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榜上有名[104]。 现在，听说平和县及钟腾村等方面决定共同出资，好好保护这座“榜眼府”和钟腾村里的三座土楼，诚文物之幸也。希望他们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为子孙后代保留住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2时06分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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