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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0 20:57 我们现今所谓的道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概括了自春秋以来到西汉为止的形形色色各种人物，因此若是从中读出帝王之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道家是一个非常博大的整体。如果就政治观，可以大略划分为黄老之术与庄子门徒。而被后来人非难与赞扬的道家帝王术出自于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庄子如同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都是身居于璀璨文明的末世，对世事绝望因而想尽可能远离政治，逃避政治，自然不可能发展出帝王学术。我们翻阅《庄子》全书，只有《说剑》一篇是主动接触政治，由于该篇尽显纵横家之心术，与其他篇目格格不入，因此很多人怀疑并非庄子学派的文章。 事实上在魏晋以前，人们所谈论更多的道家乃是关心政治的黄老之术，只有在魏晋时期士大夫们为了逃避频繁的政治斗争大谈玄学，老庄才开始并列。 现在的问题是，从老子一脉繁衍出的种种学说他们起初更关注的究竟是形而上的本体论、宇宙论，还是形而下的社会观、政治观。而我们考察先秦两汉文本可以发现彼时的哲人最在意的乃是政治，即在一个大争之世我们是否可以建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解决彼时纷纷扰扰的政治危机。
是以对于这群哲人来说，政治哲人的属性是第一位的，其他的认识论、宇宙论、美学、伦理学等领域的论述都是为政治哲学服务。就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雅典学派和启蒙时代的哲人们，他们的宇宙论都是为其政治学说服务。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为理想国埋下伏笔，霍布斯花大量篇幅阐述人性和人的认识能力，是为了推导出他钟爱的利维坦。道家并非先秦时的特例，阴阳家、法家、农家、墨家乃至儒家他们的论述方式大体相似，只是不如道家更加深入讨论宇宙体系。这是彼时的潮流，不涉及政治的学说少之又少，而且他们也很难流传下来。 对于先秦道家的政治属性，古人早就意识到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论及道家，强调“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黄老一脉的文本传承，黄老之学起于齐国稷下学宫，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人们甚少言及黄帝，到了战国却乐于谈及黄帝之事，可能是因为田氏篡夺了齐国，为了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将自己的祖先追溯至黄帝，上有所好下必投焉，再加上齐国乃是当时文化最为昌盛之国。当黄老学派主宰了齐国的思想界后，“黄老独盛，压倒百家”黄帝的影响力便跃出国界。其代表人物有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乃至《管子》。而有学者考证《道德经》乃成书于战国中叶，伪托于老子之手，与齐国黄老学派有莫大的关系。 黄老之术注重君王治国与驭下之术的研究，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君王宝鉴”学派。大体可以说，所谓清静无为乃是黄老一脉的治国手段，而因循利导乃是驭下手段，至于日常修身的态度甚少言及，真正的出世者乃是反政治的庄子一脉，这在上文已经阐述过。 从黄老学派当中衍生出了同样注重君王南面之术的法家学说，法家对道与理的划分，以及对于法、术、势的重视，都是黄老学派开启其先河。如果我们读过《韩非子》，可以发现韩非子专门列了《喻老》、《解老》两篇以法家学说解读《道德经》的文章，文章里大量涉及君王如何驭使臣下的理论和方法，很多人以为这是韩非子对《老子》的误读，但实际上除了法家以严刑峻法为本的治国理念与黄老学说不大相同以外（这一点其实也存疑的），确实掌握到了先秦道家帝王术的精髓。 因此倘若我们说先秦两汉时期人们所言及的道家本质上来说乃是帝王术，而非出世的人森精咽并无不妥，因此鲁迅在《小杂感》里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确实是至理名言，尽管我小时候读到这段话觉得他并不是针对道家帝王术这一特质。至于从帝王术跳跃到杜维明、南怀瑾之流津津乐道的天人合一的大道，则要涉及到魏晋时代的政治变革和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不是本文所涉及的范围了。（《老子·庄子·列子》书评/吉祥物陈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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