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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帝王术」？一般而言，「帝王术」或者「君人南面之术」有两种互有纠缠的所指。 其一是指运用「内暗外明」或「内圣外王」 的「人君驾驭臣下之术」，亦即一方面君心玄冥难知，另一方面又使臣下明能任职的心术，又称「主术」或「主道」。这是偏向古代道家或者以《管子?心术篇?白心篇?内业篇》、《韩非子?解老篇?喻老篇》、《淮南子?主术训》等文献为代表所言之「帝王术」。 其二是指如司马谈〈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中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那样，杂用各家之所长而以道德为主的「道家」，亦即战国秦汉之间所谓「黄老术」或「黄老道德之术」，又称「秦汉新道家」。此种道术之特色是「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之术，所讲求的是「可因循」之道，惟「时变是守」。此种帝王术之代表文献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黄帝四经》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 这两种帝王术的指意各有千秋。 前者可通贯于先秦两汉甚至隋唐儒道墨法各家之说，至少其迹深远；后者则可用于讨论战国秦汉时期道家之特色，以有别于古代道家与魏晋以后的道家，特别有助于讨论汉初儒道两家之争替问题。因此，本文所谓「帝王术」，不但以后者为主，而且由于在用语指意上，后者有杂用各家所长和通贯为一之特色，故此大都以前者之用法为其可因循利用之一部分，甚至经常为主干部分。 一、儒家帝王术 西汉董仲舒的儒术，跟战国时期荀子的儒术一样，都可以说是一种「儒家帝王术」。 此种「儒家帝王术」跟盛行于战国秦汉之间的黄老道术之为「道家帝王术」， 可以说是分庭抗礼的。 荀子和董仲舒之术之所以能称为「儒家帝王术」，除了同样具有如同「杂家」那样的「杂用和通贯」和「务为治者也」的特点以外，还具有一种不同于黄老新道家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阴阳之道是「正面体现的」，所谓「阴阳和合」，上位者是下位者之典范，体现阴阳和合的良好状态，故此人君必须把自己修养成仁义之君。司马谈说得好：「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虽然这是从道家无为的观点来批评儒家有为的说法，但是也的确说出了双方差异之关键所在。 二、阳儒阴法帝王术 儒家倡言仁政，法家奉行法治；儒家称性本善，法家说性本恶，二者好象水火不相容。但历代统治者虽然有的信佛有的迷道，但大致上都是儒法并用，表面上奉儒家为圭臬，内里却紧紧抓住法家不放。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儒法二家在建立专制政体上是一致的，并无矛盾；二是法家自有吸引统治者的地方，儒家好听，法家实惠。 法家的论述是“货于帝王家”的君王南面术，以《韩非子》为例，旁征博引，有例有据，端的是雄辩滔滔，显然比儒家苍白的说教更有说服力。法家教给君王驭官治民、面对各色人等（包括后宫）的权术，简练实用，例如要使官吏本份尽职，只给出八个字：“越官必死，不当则罪。”超越权限者处死，处事不当者入罪。而人君只须神龙见首不见尾，“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不动声色，不要让臣下了解你的打算，暗中观察，抓住了毛病就治，反正刀把子是在你手里拿着。 法家洞察人性之黑暗，深知朝堂险恶，过于江湖。打开著作，只见满纸权术、阴谋，弥漫着血腥恐怖之气。里面列举了许多父子相残、夫妻相噬、君臣斗法、以邻为壑的事例，是“他人即地狱”的活注脚。韩非子说，“夫妻非骨肉之恩”，要提防后宫的女人。后妃作为准王位继承人的母亲，在争夺权位的斗争中，不是“母以子贵”，便是“子废母亡”，所以她们宁可牺牲丈夫也要成全儿子。这虽然残酷，却是赤裸裸的真理。类似的说教不胜枚举，法家的典籍真是统治者的“葵花宝典”！ 法家的代表人物活得太明白了，所以难逃猜忌。他门难道不怕“教会老虎上树害了猫”？韩非不是说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吗？但他们不得不说，这也许是历史为他们选定的宿命。强秦居功至伟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遭车裂，李斯被灭族，一介书生韩非也难逃瘐死狱中的厄运……，作茧自缚，作法自毙，不亦悲夫！ 法家论述的法治，与现代意义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给后人留下了可观的精神资源。比如：“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夫，善赏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些原则，是超越时代的。平等的精神，是法治的灵魂。韩非子的一些担心，比如“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我们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切近。假如统治者丢弃法制，法治就无从谈起；违法犯法的常常是有权势者，而遭受刑罚的却往往是下层的草民，长此以往，老百姓求告无门，绝望之余，会干出什么事来，就难说了。 三、道家帝王术 1、君人南面之术 《道德经》主旨是帝王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这里最重要的断语是“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虽说班固针对的是整个的道家，但《道德经》该是他做出如此概括的主要依据。这一方面是由于老子在道家学派中拥有的创始者地位，另一方面也比较合乎实际的情形。众所周知，从《庄子》到《史记》，都说老子具有周王室史官的身份。如果考察《老子》一书，其中对天道的重视和推崇，对历史及礼制的熟悉和了解，辨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以侯王为主要的说话对象，都体现出史官身份的特点。杨雄在《法言·五百》中曾经说：“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老子和孔子学术的差异。老子继承了“史以天占人”的特点，所以全书中都充满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孔子则罕言天道，尽人事而畏天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说正是这一基本的事实。 有周一代，史官乃是学术的大宗，知识的渊薮。其最重要的职责，正是利用有关天道和历史的知识，充当天子或者侯王的顾问。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史官活跃在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政治和思想舞台，如伯阳父、史伯、内史叔兴、史墨等，与天子或者侯王大夫们进行对话。这些正是老子的先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老子说话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们。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圣人之治也”的问题，显示出该书的主要关怀，即在于君主应该以何种方式统治百姓，管理好国家。书中出现了大量的“侯王”或者“王”、“万乘之君”等字样，都表现着作者的兴趣所在。他是想以帝王师的身份给他们说法，内容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 如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房屋或者宫殿，都是面南而建，君臣相见之时，君主南面而坐，臣子北面而立，所以有“南面称君，北面称臣”之说。“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统治术或者统治方法之义。对统治术的探讨，一直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领域。譬如老子之前有《尚书·洪范》，借箕子和武王的对话铺陈出“九畴”，提出天子统治国家的九项基本原则。老子之后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之极，大凡有关“君道”“主术”的探讨都属于此类。 2、黄老之术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 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新道家之所以成为“帝王术”而与其先前之古代道家不同，端在其“务为治者也”上。古代道家之术，如以《老子》和《庄子》二书之全体内容为准，或者光以《庄子?天下篇》所论为准，则显然是以修道为主，治国其兼及耳。然而到了司马谈笔下，这些道术全都变成“务为治」之术。 这不免让人想起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言及相当于“黄老新道家”之“杂家”时所给的批语：“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班固（或谓刘歆） 所凑合而言的“议官”，岂不正可能是战国稷下学宫中那些不治而议治乱之术的谈说之士和那些应君王策问而对策献言治国之术的汉初谏臣吗？荀子年五十而游学于齐，三为祭酒，不亦“议官”之属乎？莫怪《荀子》书中所论亦全为治国之术，而且说“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因此，视荀子之学为一种务为治的“帝王术”，不亦宜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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