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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者有其屋”为核心政策的社区建设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没有广袤的农村，从建国伊始就确立了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建国路线。因此，新加坡始终将“居者有其屋”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从而为长期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均表明，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旦出现大批居无定所、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必将发生动乱以至革命。在任何社会，发生大规模的革命需具备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大多数人贫穷到一无所有；第二，人民对今后的发展普遍绝望；第三，政府不作为，其治理的水平和效率都极其低下。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危害的“流寇”现象，也是这个原因，毕竟先有“流”，后有“寇”。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使得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居所，从一开始就培养了“有所失”的中产阶级，使其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 更具长远意义的是，新加坡通过“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将人口固定在其居住的区域，从而推动了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有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在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引导下，广大居民、非政府组织、社区和各级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形成了良性互动，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新加坡社会管理水平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其源有自。 为了确保“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有效实施，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始终抓住公共房屋建设（HDB）这一关键措施，严格按照居民的收入水平提供不同层次的住房。对于低收入的居民，新加坡政府大力提供补贴，使他们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必须强调的是，新加坡对住房的价格补贴并非通过行政措施来完成，而是让市场经济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首先，土地的分配、房屋的建造以及出售过程，都是以法治为基础，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下完成的，政府只是依法履行监督指导之责。这样就最大限度地杜绝了公共住房建设中的各种腐败现象，也使得公共住房的建设、出售、分配过程成为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过程，同时也是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的国策不仅仅从经济意义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从决策到实施中的民主政治，调动了广大新加坡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引进和管理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人才在政治、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整套人才的教育、选拨、管理和引进制度也因此形成。新加坡真正地做到了教育“从娃娃抓起”，由国家为具有各种特殊才能的青少年提供各类奖学金，通过最好的教育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挥，并将教育中人才的选拨和培养与人才的使用连在一起。人才选拔制度是新加坡一项十分独特的制度，使得新加坡在建国近50年来始终能够确保人尽其才，让优秀人才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各行各业充分发挥其才能和作用。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人才选拔和培养过程的高度制度化，保证了其公开透明和公正性，最大限度地制约了各种特权在人才培养中的破坏性作用，使得新加坡在发展中保持了高度的社会能动性，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 同时，新加坡也十分注重人才的引进与管理。首先，根据发展形势制定人才引进战略。新加坡在建国之初，由于经济建设是发展重点，因此新加坡着重引进工程技术等专业人才，确保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足够的人才支撑。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开始跃进到附加价值更高的、发展要求也更高的服务业，因此开始引进大量金融和经济管理人才。90年代，新加坡则开始大量引进法律人才，一方面满足其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新加坡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加深交往中，始终保有法律上的强力支持。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稳定与发展与世界潮流紧密相连，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新加坡又开始从顶尖的学术机构和智库引进具有前瞻战略意识的思想型领军人物，他们不仅为新加坡提供了超前的战略发展意识，同时也有助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思想之都”（capital of ideas）。可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新加坡不断引进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为其不断发展提供了人才上的保证。 其次，新加坡在法治基础上，依照市场经济的规范，设置了一套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引进人才只是人才管理机制的第一步。在新加坡，无论是自己培养的人才，还是被引进的人才，都被置于一个公平的、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下。除了保证人尽其才的竞争机制，新加坡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机制”来淘汰失去竞争力者，让有竞争力的人才不断加入。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使得新加坡始终在世界人才的竞争中名列前茅。 对中国来说，尽管人才引进方面投入巨大，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还远未形成，相关的法规也不健全，使得人才引进和使用上的“滥权”和“特权”现象普遍；对于失去竞争能力的人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机制。一方面不断引进，另一方面管理不善，造成了人才的“堵塞”现象，非但不能人尽其才，人才被“用坏”甚至“用废”的现象时有发生。更糟糕的是，形成了人才引进管理体制中的“近亲繁殖”，其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在一些研究领域和部门形成了“学术垄断”现象，成为中国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瓶颈甚至是阻碍。在人才引进和管理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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