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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里人 标题的称呼，是我本家堂嫂的亲叔叔。跟着堂兄后面，我也这么称呼应当在情理之中。何况在我的父亲那一代，他们是同乡又是同辈的人。当然，我的父亲知道他们的家，他却绝对不会知道我父亲的。虽然同一方水土，共一片天空。若不是当过炮兵的，大字不识几个，憨厚如加农炮弹般的我的这位堂兄，走了桃花运娶了堂嫂，我们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能与二叔他们的门户结为秦晋。参加过炮击金门的我的堂兄从部队复员后，娶了当时许多人想娶又不能不敢或不配去娶的，我的堂嫂。因为她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并且还有一个在国民党里做大官的父亲和一个当国民党军官的叔叔。 现在看来，我的这位堂兄是呆人呆福，好运被他撞上了。 与台湾实现首通(即去台人员可以回大陆探亲)时，堂兄第一次见到他的叔丈人，聊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他眼前的这位叔丈人，当时就在金门。不过，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的海军特派员，一个是共军炮兵连的加农炮二炮手，隔海相望，老乡打老乡。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二叔戏称，不打不相识。堂兄咧着厚厚的嘴唇嘿嘿直笑不知说啥是好。他和堂嫂生了三个男伢，土里刨食一路走来也确实不易。望着还住着草屋的侄女这一家子，二叔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盖三大间瓦房的钱，并且还给他们买了一台当时连乡的礼堂也没有的大电视机。庄上人和我的堂兄开玩笑说，以后再打金门，通知一声，他们也去放两炮。其实这是哪儿对哪儿的事，压根也扯不上边。大家伙儿助助兴罢了。 在探过亲后，回台湾路过南京，登机去香港(当时还没有直通，须从香港辗转)行程中，我的堂侄领着他的叔公来见我。因着这层关系我尽了地主之谊。第一次见面，这位老先生当时七十开外，约一米八的身材，满头白发梳理有致，笔挺的腰板和学者般的健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是因为有着亲戚的关系，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大发牢骚。他忿忿不平于当时宾馆收费的两重标准。他说:"在台湾，我们是外地人，回到家乡，我们又成了台湾同胞，这算什么事嘛，难道我们不是中国人？"在他气愤的话语中，我感觉到的，却是一种难言的悲伤和命运使然的无奈。我们不言政治，只谈乡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我与他的岁数有着一代人的差距，但是我那无多大变化的故乡和不变的地貌未改的村名，更有鬓毛已催而终生无改的乡音。充实了我们的谈话。再待见到我的父亲时，他们可以共言的故事就更加地多了。我的父亲年长他六岁。他们互相以亲家相称呼。他去台湾五十年，我父亲离开老家到南京六十年，都算是离乡背井的人吧。一个是逃跑，一个是逃荒。对共同生长的那方水土，有着一样的依恋。回忆，却又是不同的苦涩。过后，父亲不无感叹地告诉我，他们的家当年是我们那一方非常富足的地主，先人在清朝做过一品大员。但是这家人没有恶名，不做欺负人的事，反而经常地开仓赈灾接济穷人。 两年后的清明前夕，二叔又回到大陆。这次是一脚先到南京然后再去家乡上坟。他还带来他的哥哥我堂嫂的生身父亲。老先生在我的家里与我的父亲执手相见。他的个头比二叔更高，如果扮演叶剑英，不用任何化妆。他拍着我父亲的手背，感谢我们的家族对他女儿的关照，并为自己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而愧疚不已。我的父亲回道:"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身体允许的话，常回家来看看"。他比我爸大三岁，当时已年过八十。那天的晚宴，我特地找了一家烹饪地道淮扬菜的饭馆，又特地请饭店添加了软兜长鱼和钦工肉元这两道纯粹的淮安菜。三个老人享用的十分愉悦。乡音乡菜故乡情，真可谓其乐融融。但是我发现，不论在我家或是在饭馆，二叔都是恭敬地垂手侍立于他哥哥的一侧，只有当他的长兄示意他坐下时，他才坐下。但他所坐的位置，都是在其兄的左手边，且话语也不多。兄问弟答，半句也不岔。在我的父亲与大爷聊天的全过程中，二叔总是持以微笑地在听。觥筹交错间，他也决不逾兄长半分。长兄为父的传统规矩，在他们之间充分地得以体现。 他们在南京还有位叔伯关系的堂妹，第二天一早他们要赶奔苏北，饭后到宾馆，二叔从行李箱取出特备的笔砚，给他们的堂妹写了一封家书，告以时间匆促不能面晤，容归乡祭祖后再乞一见，云云。那一笔坚行纵列的繁体蝇头小楷，真让我开了眼界，尤其是在他写信时，那种气定神闲的容态以及斟酌语句时，眉宇间稍聚的凝重和行笔中自如的挥洒。让我真正领略了传统文化的庄重与严谨的蕴涵。信封缄后，他托我转交并告诉我地址。谈到写字，他告诉我，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小学都在私塾开蒙，私塾又叫作开蒙馆。一入塾馆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笔墨纸砚，初学称为描红。当时没有自来水笔(钢笔)即使有，先生也不允许用。因为毛笔字的建架结构是和做人关联着的，学字的端初便是做人的伊始，万不可草率马虎或者掉以轻心。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不敢苟同，因为从古到今人字割裂，德才分离大有人在。为长者讳且又在尽地主之谊，我不好明说，只有报以一笑。但是必须承认，那时的人在读书求学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是极为用功又能甘于吃苦的可谓莘莘学子。 最近几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熟悉又略显陌生的声音。二叔又到了南京，他是在苏北老家给亲人上过坟后来南京的。行程匆匆，已订好了回台湾的返程机票，只在南京待一昼两夜。这期间希望与我见见面。一晃已有十年不见，接电话后我即赶到了他下榻的饭店。依然是我的堂侄在陪伴着他。八十四岁的二叔，明显出苍老的颜容。他告诉我，前年他得了中风，硬是凭着毅力恢复了行走和吐语的功能。若不仔细观察，真看不出患过病的迹象，因为有着比较，我还是看出他嘴唇的左侧微微的斜线。二叔依然健谈。他说他此次单身回来，主要想测试自己是否还具有出远行的能力。从心理上看，他并不服老。 我引领他品尝了夫子庙的南京传统风味小吃，又参观了李香君的故居。给他摄影留念时，还跟他开玩笑，说这照片不能带回去，他问为什么，我说:"二婶…，你懂得。"他哈哈大笑，笑的不是我对他的戏谑，而是"你懂得"这三个字。回宾馆后，为次日上午赶赴机场计，我力劝他今晚住到我的家里。因为从我的住处往机场去开车比较方便。 回到家中后，我陪着二叔向我父亲的遗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三躬。他什么也没说，但是眼泪汪在他的眼里。 又隔了十年回来的二叔，对大陆的变化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同。当初他们离开大陆时，中国只有四万万人口，现在已达到十四亿的人口。他这次回家乡，我的堂兄家里也有了彻底的改观。三个儿子都成了家，各自都盖起了二层小楼。由一个当年把一颗铁钉也称为洋钉的，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中国。建设成今天的这个样子，二叔感叹道:"确实的不容易，这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奇迹。作为弹丸之地，蕞尔小岛的台湾，不靠着大陆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十四亿人口，一人一根香蕉，就会让台湾远远地供应不上。搞台独的，除了少数人顾着自身眼前的利益，他们对台湾的目前和将来是不负责任也负不起责任的"尽管有如此的感慨，二叔的语言中，依然称孙中山为国父，称北京为北平，依然把南京称为首都京华，蒋介石为老先生。我知道，这也许是他今生不会改口的称谓与习惯。他带出的学生中已有好几个是名列台湾的中将。我告诉二叔，大陆今天的发展，也有我曾经洒过的汗水，我和我的战友们为四十四年前的中国铁路建设洒过汗、流过血、许多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我仍然认为，当这样的兵，过瘾!因着内心的充实而深感着军人的自豪。二叔定定地看着我，他似乎在想着什么。沉默了半晌，他若有所思地说:一个心里只装着自己国家的士兵，才够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接着，他讲了自己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往事。他是中国第一批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当年他只有十六岁。他终生信奉的是三民主义。 他仇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他的母亲，他讨厌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最不守信用。"那么共产党呢？"我问他。他笑了。然后用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回应:"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过的话。二叔还告诉我，经国先生后来在台湾推行的政策，其动机与大陆并无多大的不同。我俩就这么东扯西拉地在不经意间，竟聊到了夜间的十二点钟，若不是明天我要开车送他去机场，恐怕聊到天亮还有话题。二叔邀请我和我的那一口子，到台湾去看看。教我们不要跟旅游团走，到台湾后就住在他的家里。他家的地方大，就他和二婶老俩口住。二叔说，到时由他来领着我们去游览观光。他希望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就去。我坦白地对他说，暂时还没有这种意向。"再过两年，二叔的情况可能就说不准了。"他说的很坦然但也不乏伤感于其中。我明白他的意思。"七十岁以后论年过，八十岁以后论月过，九十岁之后论天数过"。这是我爸曾对我说过的话。古人说过，六十岁可言生死，不避讳。我与二叔也聊了这个话题。对此，二叔对他的子女已有过交代，他的考虑是，自身的一部分洒在他父母的身边，以补生前未能侍奉之憾，其余的洒在台湾海峡，清明时节，他的子女祭祀时也方便，他也可以方便回大陆。"其实一死百了"二叔也是位无神论者。 用过早餐后送二叔到机场时，我们一路无语。只是在临别时，我郑重地给二叔行了个我们这边的军礼，二叔几乎是下意识的作了回礼。姿势非常地标准。整个动作的敏捷，丁点儿也看不出他是位八十四岁而且是患过中风的老人。我发现，我们敬礼的姿势，其实是一样的。更有意思的是，在写着"即停即走"的告示牌下，巡逻的警察和两名执勤的武警战士，都以唯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觉到的眼神，看着我俩。他们虽然不清楚我们的身份，却破例地让我的车子多停了十多分钟。我要目送二叔溶进排队领机票的人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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