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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古代隐士
我国古代所谓隐士，我理解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我理解其次隐士是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什么样的士？隐藏的士。士是谁？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隐藏，也肯定不能称其为隐士。我理解其三《辞海》解释隐士时，认为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可见，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当朝为官的人，是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但《辞海》这个解释，既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是不精确的。 趣谈古代隐士，最赫赫有名的大隐非陶渊明莫属。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名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陶渊明是个真隐士，追求诗意的栖居，注重“隐”的本质——回归人性，而不是唱高调。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文章用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也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 趣谈古代隐士，最有高风亮节的是东汉严子陵。 严子陵（公元前37——43年）名光，又名遵，字子陵。本姓庄，史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东汉会稽余姚人。80岁卒于家。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 严光少有高名，在长安遇到刘秀，于是两人同受业尚书，结成好友。当时刘秀尚微贱，得与严光交友常引以为荣。刘秀起兵反莽，严光积极拥护。新地皇四年王莽被杀，新朝灭亡，刘秀何时登位做皇帝还在犹豫中。前将军耿纯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依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因望攀龙附凤、附凤翼，以成其所志也。”就是说，跟随刘秀打天下的人，是为了做官，荣宗耀祖。严光对“攀龙附凤”甚不感兴趣。更始三年六月，刘秀登基做皇帝，即位为光武帝，定都洛阳。严光干脆易名改姓，隐身不见了。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遣使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刘秀至授谏议大夫，不从，归隐富春山(今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告诫侯霸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的两句话，在当时确是辅君治国要诀。可见他的心中装着国事、装着人民，后人对他“不事王侯”的高风亮节这样赞赏也就可以理解了。明著名学者徐渭在《严先生词》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趣谈古代隐士，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456～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人称“山中宰相”，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齐高帝萧道成诏书所问他山中有什么，陶弘景写诗作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首句即照应题目，齐高帝之问，带有劝其出山之意，颇不以弃功名、隐林泉为然。而诗人则平平淡淡地回答：“岭上多白云”。话虽简淡，含意却很深。是的，山中能有什麼呢？没有华轩高马，没有钟鸣鼎食，没有荣华富贵，只有那轻轻淡淡、 飘飘渺渺的白云。在述恋利禄的人看来，“白云”实在不值什麼；但在诗人心目中却是一种超尘出世的生活境界的象徵。然而“白云”的这种价值是名利场中人不能理解的，唯有品格高洁、风神飘逸的高士才能领略“白云”奇韵真趣。所以诗人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言外之意，我的志趣所在是白云青山林泉，可惜我无法让您理解个中情趣，就像山中白云悠悠，难以持寄一样。言词间颇替齐高帝感到惋惜。诗人以这种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谢绝出仕之意。此诗写得轻淡自然，韵味隽永，历代传诵。梁代齐而立，梁武帝萧衍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知道陶弘景是个奇才，称帝之后，几次想请他出山做官，但陶坚辞不出。皇帝的诏书逼得急了，他就画了两头牛让人带去呈给武帝。画中一牛散放在水草间，一牛则被加上了金笼，有人执着鞭子在驱赶它。武帝一看，明白了意思，笑着说道：“这人没有什么荣华富贵的欲念，看来是打算仿效在泥淖中拖着尾巴自由爬行的乌龟，哪有招徕的办法?”史书上称当时武帝对陶弘景“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书信、问候不停传递，使者车辆在途中一辆接一辆，可以相互远远地望见。“山中宰相”的名声便是这样形成的。 趣谈古代隐士，最被人称道的是“梅妻鹤子”林和靖。林逋（967一1028年）字君复，北宋浙江大里黄贤村人（今奉化市裘村镇黄贤村）。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以湖山为伴，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他的忙衣食之法，比较雷人。《西湖人物》中说他“梅三百六十余树，花既可观，亦可实售。每售梅实一树，以供一日之需。”来林先生也是个矫情的人，有意而为之，计算好了，不多种，也不少种，一天一棵树，卖掉这棵树的梅子，恰好够一日之费。林逋一生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妻”护“鹤子”，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他留下最有名的诗《山园小梅》：“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在此诗中，他将梅花写得超凡脱俗、俏丽可人，写照传神、言近旨远，尤以篇末的“身相许”的表白，更是提升了梅的品格，丰实了作品的境界，读来口齿噙香，令人赞叹。颔联是最为世人称道的，它为我们送上了一幅优美的山园小梅图。上句轻笔勾勒出梅之骨，“影”其轻盈，“若惊鸿”“斜”其妩媚，迎风而歌；“水清浅”显其澄澈，灵动温润。下句浓墨描摹出梅之韵，“暗香”其无形而香，随风而至，如同捉迷藏一样富有情趣；“浮动”言其款款而来，飘然而逝，颇有仙风道骨；“月黄昏”采其美妙背景，从时间上把我们带到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动人时刻，从空间上把我们引进一个“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迷人意境。既老，自为墓于庐侧，作诗云：“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现在杭州西湖孤山面对北山路一侧，仍有“放鹤亭”和“林和靖先生墓”，便是纪念林和靖的景胜。 趣谈古代隐士，最命运多舛的是才子唐伯虎。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唐寅出身商人家庭，自幼聪明伶俐，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20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在好友祝允明的规劝下潜心读书。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吏，从此便与官场无缘。此后遂绝意进取，以卖画为生，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便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36岁时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年生活困顿，54岁即病逝。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表露了他刻骨铭心的留恋人间而又愤恨厌世的复杂心情。唐寅擅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頫，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百美图》、《枯槎鸜鹆图》、《两岸峰青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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