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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现即受追捧，50年来畅销不衰
20世纪90年代以前，凡路过建国门外八王坟的人都会闻到浓浓的酒香，因为建国门外大街南侧是北京酿酒总厂占地100余亩的厂房和近50亩的酒糟池。据上年纪的人说，原来每逢周末都会有不少人托亲戚朋友混入酒厂，接几桶红星二锅头的“静流”(原浆)，因为它比勾兑出来的成品更纯、更烈，而且是自家泡制药酒的极品原料。但进入2
1世纪后，北京酿酒总厂更名为红星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老厂房被高档写字楼取代，老厂址上只剩下一座红星大厦，老酒友们只能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去觅红星的身影了。
喝烧锅酒是老北京人的习惯
今年60岁的张世荣，从小每天到胡同口的小酒铺给父亲老张打二两酒铺自制的烧锅酒。遇到年节，老张还会嘱咐他把普通烧锅酒换成二锅头，改善一下生活。可新中国成立后，胡同口的小酒铺关闭了，老张便开始了每天到外面找酒喝的生活。
明清时期，除了皇家御用特制的名酒外，民间也出现了不少酿酒作坊，当时因其酿酒的方法被称为“烧锅”。由于朝廷规定距城40里之内不准开设“烧锅”，因此酿酒作坊多在四郊。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对酒业未加管制，北京酒类生产作坊很多，尤其是生产白酒的“烧锅”多达40余家，其中市内28家，近郊10余家，共有制酒甑桶56个，工人650余人，日产3万斤白酒。当时京城酒友们都到离家较近的“烧锅”打酒喝，而且都把喝上两口醇正的二锅头当成最大的享受。
 据原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张晋孝介绍，1949年4月，北京市酒业专卖公司成立后，政府对酒实行专卖，停止私人经营，并要求昕有“烧锅”关闭，只有龙泉、同泉涌、永和成、同庆泉等8家京城著名“烧锅”与酒业公司签订了加工代烧白酒的合同，合同规定：交一斤65度白酒，供给高梁二斤八两八钱、大曲半斤和煤一斤二两五。一时间，京城白酒成为最紧俏的商品，酒友们逢年过节都很难喝到醇正的烧锅酒，更别说梦寐以求的二锅头了。
红星二锅头一出现就受追捧
由于没了烧锅酒，老张虽然坚持每天到外面喝二两，但回家来老没笑模样，还总念叨着老“烧锅”。直到1954年的一天，老张破天荒地带回来一瓶酒，笑逐颜开地说，总算又能喝到二锅头了，还让小张记住这酒是红星牌的。
1949年5月6日，华北酒业公司派黄秋芳和其他5位同事在东郊八王坟原北京屠宰场的基础上筹建华北酿酒实验厂，同年9月，该厂生产出了第一批二锅头，作为北京酿酒行业献给新中国的礼物。原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全国著名评酒师黄秋芳说，当时实验厂并没把二锅头作为主要生产项目。在1950年收编上义、大喜两家著名果露酒厂和石家庄黄酒厂后，实验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酿酒厂，并改名北京酿酒厂。该厂把研制、生产葡萄酒和黄酒作为主要项目，其出产的白酒主要是挂靠小酒厂生产的普通烧酒，质量较差，因此未得到京城百姓认可，白酒一度因此滞销积压。
黄秋芳说，为缓和不利局面，创立北京的白酒品牌，1953年轻工业部给红星商标所有人石家庄酿酒厂发函：“希望红星牌注册证转与北京酿酒厂”。北京酿酒厂于1954年1月正式拥有“红星牌”商标，并规定红星牌二锅头为保证质量必须是红粮酿造，否则不生产。自此，65度绿色玻璃瓶红星二锅头出现在北京百姓的酒桌上，为缓和市场供应，北京酿酒厂还开始生产55度红星二锅头。
粮食紧张时期红星一直陪伴北京百姓
在粮食紧张的年月里，凭本才能买到二锅头，小张和老张被迫改变了每天都喝二两的习惯。小张为保证父亲喝酒，还一度戒酒。但令他们欣慰的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红星二锅头一直陪伴着他们，只要有“本”就有酒喝。
1954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20世纪60年代初又遇到自然灾害，饮料酒粮供应紧张，白酒粮更是逐年大幅减少，连同代用粮在内，仅为北京酿酒厂正常生产的三分之一。黄秋芳说，在酒粮紧张的情况下，北京酿酒厂就用芋头、烂白薯和烂柿子维持生产，把仅有的高梁全部用于红星二锅头的酿造，以保护红星品牌和对北京市场的供应。
在竭力维持二锅头生产的同时，北京酿酒厂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据原北京酿酒总厂职工任可达说，1
960年酒厂在农村建起11个小烧点，利用多穗高梁秆和玉米芯等农业废料酿制白酒，4个多月共生产62度白酒7万多公斤，缓解了白酒市场的压力。而且酒厂还开始进行酒精、丙酮、丁醇等粮食代用品的实验。在去上海溶剂厂考察之后，厂里决定进行酒精和溶剂生产。当年产量3000吨的酒精车间投入使用后，北京酿酒厂彻底摆脱了粮食紧缺的困境，使红星二锅头再次飘香满京城。1962年，巴金、刘白羽等著名作家考察酒厂，刘白羽挥毫写下“闻香下马，飘飘欲仙”8个字，以表彰该厂对北京酒业的贡献。
几经变革酒香依旧
现在，老张已经不在了，小张却还保持着每天喝二两红星二锅头的习惯。小张说，虽然红星酒后来又推出了精品二锅头、红星御等品种，但他还是独爱绿玻璃瓶的二锅头，并且在他的影响下，小小张也每天二两酒下肚才觉着舒服。
1965年，北京酿酒厂、北京葡萄酒厂、北京啤酒厂和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组成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5个县属酿酒厂。过去的北京酿酒厂也一分为四，设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北京酒精厂、北京溶剂厂和北京酿酒机修厂，并成立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使北京酿酒业走上规范化、专业化和机械化发展之路。1987年，总厂又将5个直属厂上交北京市一轻工业总公司管理，总厂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并负责对全市酿酒企业实行行业管理。1993年，总厂又与北京酒精厂和北京夜光杯(东郊)葡萄酒厂重新合并，成立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正式以红星品牌命名。
原北京酿酒总厂党委书记张菊明说，虽经历了几次分分合合，北京酿酒总厂吸取了过去白酒滞销的教训，一直以红星牌二锅头作为龙头产品，且在30年间逐步开发了红星御酒、精品二锅头等新产品，充实红星酒家族。
如今，集团公司又转变成为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酒厂也迁到了郊区。但无论酒厂的名称怎么变，厂址迁到哪里，只要红星二锅头在酒友中“上口、提神、解乏”的口碑不改，它就仍然会在京城飘香。也许，当酒友们拿起红星标志性的绿色玻璃酒瓶倒酒时，还能想到当年老红星盛极一时的场面。
人的因素才是老字号存活的关键
很多北京人都说，北京著名商业街有这样一条隐藏的规律：千万别挪地儿，一挪地儿准兴旺不起来了。北京人在说到这条规律时往往会搬出三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是东大桥的白云小商品市场，自从搬到四环以外就没了生气，直到关门大吉；二是雅宝路服装市场，在把路边摊位收编进“老番街”后便一蹶不振，连传统主颐俄罗斯人都不见了踪影；三是与三里屯酒吧街并立的三里屯服装一条街，搬入旁边的雅秀服装市场后也曾一蹶不振，还好管理者改变了经营思路，才使其起死回生。
 令人不解的是，雅宝路和三里屯并没有搬出原来的位置，怎么也没延续过去的兴旺呢?看来改变地理位置只是导致它们衰落的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是经营者的改变。让这些小商户从路边摊位进驻商厦时，他们自然有很多顾虑，其中大部分老商户会选择离开，这也就造成了整个商业街区固有经营理念和购物氛围的遗失，而新商户构筑起来的理念和氖围还没来得及积淀，很难让挑剔的北京人买账。
由此可见，人与其创造的精髓是决定一个地方兴衰的关键，不仅现代商业街区如此，过去京城的老字号也不例外。先看长春堂和德寿堂这两个京城著名的药铺，在北京人认药不认店的年代。如果长春堂没有孙老道自制的消暑闻药“避瘟散”，德寿堂没有老掌柜康伯卿与著名中医吴鸿溪研制出的“康氏秘制牛黄解毒丸”．并将其传承至今，他们的字号很难挂到现在。再看看反面例子，曾在北京艺术界红极一时的刻刀张，便因为老掌柜张凤鸣没把全部手艺传给后人而招来消亡的结局，即使其徒弟想东山再起，由于没了一脉相承的精髓，也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北京红星是解放后创造出来的白酒名字号，其兴盛凭的是“掐头去尾截取中段”的北京烧锅酒酿造工艺和在北京人中“大众名酒”的口碑。虽然酒厂几经变革，但红星二锅头“一等质量。二等价格，三等包装”的风格始终没变，才使红星品牌至今仍极为响亮。在一切都现代化的今天，红星酒厂变成了股份制公司，二锅头也尝试着用瓷瓶包装，下一个改变又会是什么?真希望红星现在的掌门人能以刻刀张为前车之鉴，并且看到曾经尝试改变商标和包装给销量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更换厂址后坚守工艺、质量和El碑，让红星二锅头继续成为北京百姓心中抹不去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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