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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中华帝国的特异之处，在于其岁月之久长。从西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嬴政称帝，到西元后1911年清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两千年皇帝之国度，若说始于商鞅之见秦孝公，当无大谬。 壹 多年以后，当商鞅想起这次面试，心中一定是悲喜交集。更多年以后，当我们目送已经离去、却还未走远的帝国，心中的悲喜与他没有不同。 这样的结果，并不完全在商鞅的意料之外。当年见秦孝公的一波三折，已经预示了此后的悲喜。 初见，谈的时间很长，秦孝公这个面试官却时睡时醒，明显是兴趣不大。面试结束后，在背后骂商鞅是“妄人”，毫无用处；五天后，面试官似乎有了点回味，要求再见。见过之后，还是感觉不对，孝公又在背后开骂。商鞅于是求见，这次，面试官感觉不错了，但是仍然没有给商鞅安排工作。四见，孝公与其谈得兴起，甚至不自觉地向其靠近，如此数日而不厌。面试终于结束。 曲曲折折，问题何在？商鞅向人解释道：“夏、商、周三代君主所行，是帝道、王道，由此而天下太平。我请孝公依此行事。他说：‘这种方法见效缓慢，需要几十、上百年。我等不及。’于是我改讲‘强国之术’，他非常喜欢。但是，这样做事，道德上自然要逊于三代了。” 此语虚虚实实，可谓不中却也不远。 贰 说其不中，因为帝王之道只是商鞅狗肉铺上挂的羊头，“强国之术”才是他天性所爱、能力所及。。 太史公即如此认为。司马迁才、识兼备，其作品《史记》是中国最优秀的史书。他在其中为商鞅专设一卷、单独作“传”，显然对商鞅十分重视。但是太史公明确地说，商鞅的天性刻薄少恩，钟情的是强国之术，而帝王之道只是“浮说”。 凭着强国之术，商鞅得到秦孝公赏识。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西元前359年，他开始在秦国变法，厉行耕战，法制严苛。秦国本是僻处一隅的弱国，此后经济、军事实力大涨，所向披靡，统一了中国。 商鞅却在悲喜之中未得善终。他因为变法成功而在秦国封官晋爵，此之谓喜。但是，严刑峻法虽有立竿见影之效，却常常不近人情，伤及无辜。《资治通鉴》说商鞅“用法严酷……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当时也有人面陈商鞅，古语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他的酷刑是在“积怨畜祸”，此时的商鞅若是从善如流，华丽转型，其未来或会不同，但是，他选择了置之不理。变法十余年之后，秦孝公卒。商鞅失去靠山，沦为逃犯。途中欲入住客栈，却无证件，店主害怕连坐，将其拒绝。后来商鞅被秦军所杀，死后受车裂之刑，全族被灭。连坐、车裂、灭族，正是商鞅之法中最残酷的部分。如此作法自毙，其人之悲可以想见。 回首这次面试，如果可以选择，商鞅是愿意身死而留名千古呢，还是宁可生存而“曳尾涂中”呢？庄子提出的这个疑问，悬而难决。 叁 如果说，商鞅个人的命运或许还可以由其自由意志所控制，这片土地归为帝国似乎却是早已注定。 当然，帝国不是这片土地的专利。环顾全球，几乎每片土地都长出了帝国。而中华帝国的特异之处，在于其岁月之久长。从西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嬴政称帝，到西元后1911年清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两千年皇帝之国度，若说始于商鞅之见秦孝公，当无大谬。 随手即可找到两个证据。谭嗣同有语：“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都行秦政制”。究其实，秦政就是商鞅之制――其人虽横死，其策却在秦国贯彻到底。秦亦短命，秦政却延续千年。 自然，两千年帝国绝非一成不变。商鞅之制有时也隐于幕后，垂帘听政。前台大旗变幻，最著名的当然是儒家的“仁政”。然后是道家的“无为”。那么，商鞅之制为什么需要隐呢？ 这就说回到了上文所述的“不远”。即使是商鞅也明白，纯粹的法家政策，也即强国之术，或有一时之功，却难以久长，其他手段，如帝王之道，可以短时抛弃，却不能永远忽略。 这就好像高一的小朋友学习不好，家长面试家教。甲说：提高成绩，需从道德、责任感、态度做起。乙说：学习一事，本来就是庸人自扰。即使一定要学，也得顺其自然才行。丙说：一切都是空话，只有题海才是正解。若你是家长，面对两年后残酷的高考，从儒家、道家、法家这三个家教之中，你会选择哪一个？ 秦孝公选择商鞅，显然是选择了法家。但是，家长的脑子如果没有进水，千万要牢记，题海培养出的孩子有希望冲进复旦。倘若因此以为题海永远万能，孩子肯定完蛋。 秦帝国的命运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商鞅所谓耕战政策，就是把老百姓极端简化为执行两种功能的机器：耕田、打仗。不服从者，严刑峻法伺候。质言之，商鞅之法就是以“皇帝”为名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压榨民众一百余年，秦国的补给不充分、兵力不强大，那才是怪事。但是，“马上得天下”之后，秦始皇以为马上也能治天下：耕田者继续耕田，打仗者或北击匈奴，或修建长城、驰道、阿房宫等等浩大工程。法律依旧严苛，不恤人情。前209年，一队长途赴役的老百姓遇雨误期，虽是不可抗力，按律仍然当斩。当此绝境，良民也不得不反，是为大泽乡起义。随后天下响应。前206年，秦帝国灭亡。距离其横扫天下一统江山，仅仅十五年。 或许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从商鞅之法，或者绝对权力的角度观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高压日久，水必覆舟。 肆 整个中华帝国的起伏则是秦帝国命运的加长版。秦帝国未及在法家政策中加入儒家、道家的手段以改善药效，之后的帝国做到了。不过，商鞅之制永远是主流所在，商鞅的魔咒因而也就始终缭绕，儒、道手段既是辅料，只能延缓而无法避免帝国的灭亡。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华帝国呈现出明显的生生死死的三期循环。 详述三期循环之前，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会。传统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什么？大多数人会回答：儒学。远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近有以“打倒孔家店”指代反传统，都是证据。其实，汉宣帝刘询早就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谓德教、周政就是儒家的政策。霸道、王道杂之就是法家、儒家混用。这样的说法仍然有意无意提高了儒家政策的比例，降低了法家政策的比例。更好的表述是“儒表法里”――仍然是商鞅的玩法：挂着儒学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所以，答案是：法家学说为主体，儒家学说为修饰。 中华帝国的三期循环概述如下： 一期（或称“第一帝国”，下仿此）从秦开始，经汉（含王莽之“新”）、三国、两晋，到南北朝为止。起于西元前221年，止于西元后589年，共810年。 二期从隋开始，经唐（含武则天之“周”）、五代十国、辽西夏金大理，到宋为止。起点589，止于1279，共690年。 三期：元明清。起点1279，止于1911，共632年。 四个时间点划分了帝国之三期。前221年，秦始皇称帝（之前，秦王称帝时，尚是多国环境，因此不算），帝国之始；1911年帝制终；589年隋灭陈、1279年元灭宋，都不是胜利者建立帝国之始年，而是统一全境之时，更适宜作为新店开张的拐点。 三期之循环脉络昭昭，不下手分段几如暴殄天物。是的，一期与二期之似，宛若天成： 第一帝国，秦创制，汉盛开（新曲折），三国、两晋、南北朝离散。 第二帝国，隋创制，唐盛开（周曲折），五代十国、辽西夏金大理宋离散。 第三帝国也可套进“创制”和“盛开”两个阶段。创制归于元朝，固然有点牵强，终归离谱不太远，比如宋代理学的意识形态化，即是好例。盛开属于明、清，大约争议不多，尤其对于热爱大陆港台明、清题材电视剧的朋友。此后，外力袭来，帝国中断。 创制：秦、隋大刀阔斧改造旧世界，制度创新方面与事功方面的成绩，比如郡县制、科举制、驰道、运河成了后人阴凉，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从商鞅魔咒的角度看来，秦、隋因刚刚荡平天下，对法家之力有过度的迷信，遂一意孤行，肆意挥洒绝对权力，结果是迅速倒下。 盛开：汉、唐吸取教训，道家之修养生息政策于是登场，得以熬过柏杨先生所谓的效忠瓶颈期，终于混来“盛世”。此时儒家政策风光无限，站立前台。后台之法家闷声发财。此即鲁迅先生“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曲折”之后总有“中兴”，乃是狗尾续貂版的“盛开”。 曲折：虽云曲折，却是商鞅逻辑的必然。绝对权力缺乏竞争压力，皇帝遂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有最快捷的变革：“篡”――刘秀和李显们当然是这么骂人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跟着学腔却完全没有道理呐。平心而论，如柏杨所说，王莽与武则天比其取代的皇帝执政能力更强，“篡”的成本比起全国性的改朝换代战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不幸的是，他们牺牲一切得到绝对权力，反过来只能受制于此。没有效忠惯性支持的绝对权力本来就岌岌可危，王莽与武则天又比商鞅更迷信权力，武氏且无法将权力传与后人，曲折一代而终。 离散：“盛开”后期，绝对权力大而无当、与下层脱节，连柏杨所谓“宦官时代”都能出现，可见绝对权力之变态超越人类的想象力。顺便提一句，柏杨所说的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分别出现于东汉与唐末，亦是第一、第二帝国完美相似的例证之一。此刻，帝国终于散做几片，在较小的地域因了较低的成本而存活、成长，等待几百年以重新壮大。 帝国的生死轮回似乎是原地踏步，商鞅的逻辑却在岁月中逐渐强化。第一帝国时期，还有汉之郡国并行、两晋之门阀当朝，到了隋唐，已是“尽入彀中”，宋之积弱，明、清之高度集权即是绝对权力强化的不同表现。至于原因，宋吸取唐武将拥兵自重的教训、朱元璋因个人际遇而缺乏安全感、清是少数民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这些都是次要因素，关键问题在于，绝对权力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它控制着秦孝公们，追求权力集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找到了商鞅逻辑这个本质，则可以明白，帝国只是表象，是商鞅逻辑的实现。在其作用之下，历史绵延而非跳跃地前行，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些“大”王朝固然醒目，其间隙的过渡、边角料、插曲也有了意义。其他史家关于三个帝国的说法因而也就不够合理。费正清先生有三个帝国之论：秦汉、隋唐、元明清，但是他把上述“离散”时期处理为三者之间的过渡，更把唐代从中两断，以此点之前为古代，之后为近代、前现代。三段是循环、两段是进化，分节点不同，不知道二者怎么协调。黄仁宇先生也讲第一、第二、第三帝国，但只包括汉、唐宋、明清，不够连贯。顺便说一句，按照本文的看法，黄先生强调的中国之缺乏“数目字管理”只是商鞅逻辑的结果，而非原因。 伍 斯人已逝，帝国也已消亡。人死不能复生，帝国却如百足之虫。今人不必苛责商鞅，但是，“后”帝国能够“后”成什么样子，还远未定论、定型，只有留待今天、明天的学者、行者，以商鞅为鉴，勉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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