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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4月20日，邹永成跳黄浦江自杀未遂。此前的1905年，邹永成十分尊重的同乡兄长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 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杀。1906年4月6日，姚宏业迎接完老友陈天华的灵柩后，因万念俱灰，也投黄浦江自杀。为什么这些湖湘革命愤青，在巨大的压力下， 被愤怒和激情驱动，那么容易选择投水自杀？难道是因为屈原自沉于汨罗江的历史隐喻？ 
1913年4月20日，春夏之交的上海黄浦江边，游人来来往往，很是热闹。这座东方大都市的繁华，丝毫不因一年多前政权的更替而衰减。 突然有人高喊：“有人跳江了！”只见一男子已跳到水中，在波涛中浮沉，眼看就要没顶。幸亏离岸不远有一艘小船，闻声便驶往投水处，船上的人七手八脚将投水男子拖上船，送上岸。还好，抢救及时，人还活着。 投水的男子大约三十来岁，围观者在岸上发现了他留下的一首绝命诗： 轰轰革命十余年， 驱逐胡虏着祖鞭。 不料猿猴筋斗出， 共和成梦我归天。 通过绝命诗，人们才知道投水者非寻常人物，他叫邹永成，湖南新化县人氏，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现在清朝覆亡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呢？概言之，就是失望，革命的结果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当年满腔的革命激情变成对当政的“袁大总统”的愤恨与失望。 邹永成生于1882年，其家族是湘中著名的学术世家，曾祖父邹汉勋举人出身，是一位大学者，与左宗棠、魏源交情甚厚。太平天国事起，投笔从戎，入江忠源幕
府。1854年与江忠源一起战死在安徽庐州。其伯父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创始人邹代钧。其父早逝，
1903年时，伯父邹代钧让他去武昌协办舆地学会。可邹永成对地理学不感兴趣，却对革命感兴趣，特别是阅读新化籍同乡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后，
思想更趋激进。1904年回长沙参加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春，他和宋教仁、居正等人在寓所商议，决定回国后
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长江流域武装起义。接着他回国筹集资金。得知黄兴将在广州举事，他将名下的田产100多亩抵押给伯祖父，得2000元经费，在宝
庆城（今湖南邵阳市）设联络机关，召集当地革命党人，以图策应。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又回到武汉与焦达峰、孙武等商议起义事宜。武昌起义后，他回到湖南宝
庆，与谢介僧一起领导革命党，光复了宝庆府城和新化县。 邹永成的曾祖父是为大清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忠臣，而其本人则成了大清的掘墓人。 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中央政府和各地大吏，基本上是袁氏信任的前清官员。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被边缘化了。他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绝命诗中的“猿猴”，指的就是袁世凯。他伤心共和成梦，不如一死了之。 邹永成不是第一个跳黄浦江的湖南籍革命愤青。 1905
年，邹永成十分尊重的同乡兄长陈天华，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杀。在此之前，陈天华的老师、新化实学堂创
始人周叔川病逝在东京。周是新化县大乡绅，在家乡时与谭人凤结盟，准备策应黄兴在长沙的起义。消息泄露，清朝官府派兵抓捕。已年过半百的周叔川先生不得已
带着子女、外甥和学生流亡日本，到日本后参与创建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因患肝病逝世。 那时候的人讲究归葬故里。尽管东京离湖南千山万水，但同盟会的同志还是筹钱将周叔川、陈天华师生二人的灵柩经水路运送回祖国。 船在上海靠岸时，已经是1906年的清明节前几日。一些旅沪的湖南籍人士到码头迎接灵柩。其中有一位是陈天华的好友、益阳人姚宏业。 益阳和新化同饮一江水，分据资江的上游和下游。姚宏业和陈天华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员。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打压留学生中
的革命党人。在陈天华自杀前，姚宏业等3000余名留日学生退学回国。这些人回国后几乎都聚集在上海，因生活与学习没有着落，姚宏业与孙镜清等多方奔走，
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姚宏业任庶务（总务处长）。可办一所学校是何等的不容易，筹办之初，经费就严重不足，师生情
绪波动。身任庶务的姚宏业承担了巨大压力。当他迎接完老友陈天华的灵柩后，因万念俱灰，也在清明节那天（公历1906年4月6日）投黄浦江自杀。于是，两
口棺材变成了三口，运回湖南。陈天华和姚宏业葬在岳麓山上，现已成了一道风景。周叔川的灵柩，在其子女的要求下，运回新化葬进了周家坟山。 而邹永成投水得救后，一生不得志，活到1955年，得享高寿而辞世。比起他的两位好友陈天华、姚宏业，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为什么这些湖湘革命愤青，在巨大的压力下，被愤怒和激情驱动，那么容易选择投水自杀？难道是因为屈原自沉于汨罗江的历史隐喻？ 那个时代的革命愤青，怀着远大的目标，相信革命能毕其功于一役，敢于牺牲。陈天华在清、日官府勾结时，希望以自杀来唤醒同胞，可是同胞能唤醒吗？即使唤醒后参与革命，革命取得成功又如何？ 如果说陈天华的自杀尚有一丝悲壮，那么姚宏业和邹永成的投水，不必过多拔高。从这两人的选择或许能看出许多革命者的特点：有牺牲精神，而无坚韧意志。 世上没有一种“革命”的药方能药到病除。姚宏业选择回国办中国公学，但岂能以革命的思维来办学？办一所学校远比街头抗议、报纸上鼓吹革命复杂和艰难。同样 邹永成因革命成功后被边缘化倍感失望选择了自杀，说明他远远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革命，远不是“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那样简单。 （作者：十年砍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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