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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1905年12月8日，湖南新化籍留学生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5个月后，好友姚宏业追随陈天华脚步，纵身上海黄浦江。两位湖南青年才俊投水自杀，自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两千多年前战国末期投汩罗江自尽的屈原——“此刻他们可被解读为重现屈原千古不朽的自杀壮举”。在裴士锋看来，陈、姚二人算得上近代湖南人精神的杰出代表。 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刻意聚焦近代湖南人，乃因在撰写《天国之秋》时，发现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反清革命领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会中湖南籍成员最多，而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则有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 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理位置上解读缺乏力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有近代湖南人才以一个星光闪耀的庞大群体，迅速走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通过梳理近代湖南人群体的精神脉络，裴士锋认为，屈原是近代湖南人极易追溯的第一个精神高地。不过，屈原更大程度上只是为湖南人提供了精神地标的象征意义，真正激励湖南人奋勇实践、克难奋进的，当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王夫之。 屈原与王夫之，二者均具有抵抗特质。前者以最为激烈的方式纵身跳进滚滚的汩罗江，后者则是在反清复明的行动努力失败后，退隐乡野，以潜心学究的方式，努力拓展反清复明的精神纵深及外沿。从屈原身上，湖南人读到更多的是抵抗。王夫之除了抵抗，还包括对汉族的忧思，这种从忧思出发的精神有效结合了他反清复明的行为实践，因此，对湖南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引领意义。 虽然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图谱总体上以抗争为主基调，但又表现出两个鲜明分野：一是崇尚激进激烈抵抗的方式，哪怕视死如归、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比如谭嗣同、唐才常、黄兴、杨毓麟、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和姚宏业等；二是在“永葆”抵抗精神本色同时，又能因时因势适当改造，比如曾国藩、左宗堂、杨度，尤以有过外交经历，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郭嵩涛改造为最力。 同许多思想精髓一样，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无疑极具现实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能够激励一代代湖南人奋力向前的根本所在。曾国藩、左宗堂虽然在弘扬王夫之思想方面出力甚伟，但他们显然无法改变王夫之思想中反清复明的出发点。王夫之著作虽经他们之手得到大力推崇，但“敏感”部位还是不得不打上“此处被编者删去若干字”的“马赛克”。 虽然认为清廷无能，但“郭嵩涛不主张革命”，这一点与王夫之的抵抗出发点显然有着泾渭之别。尤其是，在亲身体验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荣归”故里后，郭嵩涛很快深陷两难困境：一方面渴望迅速传播西方发达科技文明，造福于乡亲；另一方面又无法取得士绅们的认同。对郭嵩涛而言，继续弘扬王夫之精神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也许在郭嵩涛看来，士绅阶层即便对他郭嵩涛再如何心怀不满，但在弘扬王夫之精神方面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共同语言。郭嵩涛显然太过乐观，他所倡导的那些理念直到百年后才真正为人们所称颂。 如果说郭嵩涛有意借助王夫之的影响力，重塑湖南人的精神，那么，谭嗣同、杨度等人则深深感到王夫之思想在风云变幻时代下的局限性。他们发现，王夫之思想精髓要想能为新时期发扬光大，不能再拘泥于反清复明的狭隘圈子，而当放大到全中国的广阔视野。章太炎对于王夫之思想外延的改造拓展，因循同样路线，这也是王夫之思想精髓在清灭后得以延续并走向全国的重要转折点。 1911年辛亥革命的意外成功，表明王夫之反清复明理论面临失去问题导向的政治土壤，王夫之思想顿时面临收窄至文人道德层面的危险。改造王夫之思想迫在眉睫，这一重任落在湖南精英阶层包括社会有识之士的肩上——“独立精神”应运而生。 “独立精神”一开始仅具湖南地域意义，并广为当地知名人士的推崇。袁世凯称帝后，湖南终于树起独立大旗，但仅仅灵光一现。深处内陆腹地、与其它省份有着高度文化认同的湖南，不可能置身中国地域之外，周边省份也无法接受湖南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形象。于是，湖南“独立精神”被进一步改造，终上升为民族独立精神，并越来越获得湖南省外精英人士的认可。至此，王夫之的抵抗思想成功实现了改造，并升级为民族独立精神。 自太平天国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总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按照裴士锋的诠释，近代湖南人的精神起源于屈原特别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二者身上的抵抗特质，为近代湖南人提供了形形色色革命的精神动力，这是近代湖南人不变的精神内核。不过，近代湖南人抵抗表现形式并非一成不变：从曾国藩始，到左宗堂、郭嵩涛、谭嗣同、唐才常、杨度、杨毓麟、黄兴、蔡锷、陈天华、姚宏业……我们看到了湖南人抵抗精神在不断改造中得以弘扬的拼图。 换言之，湖南人抵抗精神的延续历程，其实也是这一精神特质不断与现实结合不断改造的过程。比如，在清廷上下普遍对国际发展形势缺乏清醒认知之际，尽管屡遭士绅白眼刁难，有过外交经历的郭嵩涛坚决将国际文明带到了湖南；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结合现实形势对王夫之民族观的升级改造，使王夫之的抵抗精神获得了新生；大批留日湖南学生将湖南人的抵抗精神与现代文明实现了有机化学反应，从而为中国寻路拓展了国际视野……抵抗精神在与现实频繁结合后，终焕发出强大推动力量。 顺着裴士锋勾勒的近代湖南人精神图谱可见，湖南人精神具有变与不变的两性：变的是与因时因势的结合，不变的是深入骨髓的抵抗精神特质。不过，历史又似乎给近代湖南人开了一个玩笑——近代湖南人前仆后继致力推翻的满清政府，最后没有按照他们的脚本瓦解，而是在那个叫武昌的城市，因为一起意外事件引发的暴动才得以退出历史舞台。这或许表明，湖南人精神虽很重要，但并非推动近代中国历史的唯一力量。 书名：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作者: [美] 裴士锋 译者: 黄中宪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5年11月 定价: 52.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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