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清代是岭南烈性传染病流行活跃时期。与岭南疫情关系密切、针对性强、有代表性的瘟疫防治专著有邱浩川的《引种保婴牛痘方书》、吴宣崇和罗汝兰的《鼠疫汇编》、黎佩兰的《时症良方释疑》、梁达樵的《辨证求真》、黄炜元的《辩疫真机》、林庆铨的《时疫辨》、李守中的《时疫核标蛇症治法》。岭南人于引进和推广牛痘接种法功不可没；岭南医家在防治烈性传染病鼠疫和霍乱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证治经验，不乏创见、新知与地方特色。 【关键词】 瘟疫 烈性传染病 中医典籍 岭南医学 1911年以前，岭南地区出版的中医古籍不少，仅广东地方志所载，粤地编著和重刻出版的医书存目有191种(据郭霭春主编《中国分省医籍考》下册第1922～1929页统计)，此外，还有相当多的著作未被收录，尤其是清末的著作。清代是岭南急性传染病流行活跃时期，也是岭南中医临证机会多、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岭南医家在防治烈性传染病鼠疫和霍乱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证治经验，不乏创见、新知与地方特色。岭南商绅于引进和推广牛痘接种法功不可没。而目前对此研究尚少，其原因与这一时期的文献发掘、整理不足有关。 清代岭南的瘟疫以天花、霍乱、鼠疫为主。对于岭南地区而言，这三者都是外来瘟疫，尤其是19世纪才传入的鼠疫和霍乱，危害最烈、发生最频繁、涉及范围最广。此外，在岭南古代瘟疫流行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已知瘟疫病病种还有乙类传染病疟疾和白喉。疟疾随着莽林的萎缩而日渐退居次位；白喉(古称喉痹、白缠喉、锁喉风等)虽“至危至速，且易传染”，但该病“盛于北省”，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在岭南出现一些局部流行(见：《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五·艺文》，民国十五年刻本)。因此，清代岭南在瘟疫防治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天花、霍乱和鼠疫三种烈性传染病。与岭南疫情关系密切、针对性强、有代表性的瘟疫防治专著有《引种保婴牛痘方书》、《鼠疫汇编》、《时症良方释疑》、《辨证求真》、《辩疫真机》、《时疫辨》、《时疫核标蛇症治法》。 天花防治论著 岭南人在防治天花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率先学习和引进18世纪末西方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并向全国传播。在这方面出力最著的是南海邱(浩川)、谭国，番禺梁辉及洋行商人郑崇谦等，此事《南海县志》、《番禺县志》、《广州府志》均有载。商人邱浩川是广东推行牛痘接种的重要人物。邱氏自言“素不知医”，牛痘接种法传入澳门时，正“操业在澳”，因自己未曾出过天花，见此法有“于毒之未发先行引之，不择天时，不烦禁忌，不延医，不服药”的优点，且易于掌握，便亲试之，感觉效果很好，就先在家人亲友间推行，“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会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凡间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无有损失”，而他自己“亦未尝以此取人丝毫之利”。［1］郑崇谦译有皮尔逊的《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中译本(皮尔逊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在澳门施行和传授牛痘术)，邱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据此撰写《引种保婴牛痘方书》，以图文方式介绍牛痘接种法。该书重印时附载有道光前期周纯熙的《洋痘释疑》、郭尚先的《种牛痘法初传京师都叙》、曾望颜的《创设京都牛痘局叙》等文献［1］，是牛痘接种法初传湖南宜章、1828年牛痘种入京和广东香山人翰林院编修曾望颜(卓如)在京设局种痘、推广牛痘术的重要史料。 霍乱防治论著 岭南与江南同是霍乱最早传入地和频繁流行地。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明清中医瘟疫、温病学说的孕育地，名医辈出。岭南医家在防治霍乱这一烈性传染病时，大量借鉴江南医家的经验，如光绪壬子年(1888年)，阳江医家林辅贤因“比年以来，每多霍乱急证，尤难乎其难，不揣谬妄，爰集先贤证治霍乱诸方，分其三阴三阳，辨其寒热虚实”，辑成《霍乱良方》，以便检阅(见：民国《阳江县志·卷三十五·艺文》)。与此同时，岭南医家亦不乏因地制宜的心得和经验。如南海人梁龙章(达樵)所撰《辨证求真》中的霍乱方论，注意到霍乱流行与气候的关系，尤其是与旱灾的关系；仕粤福州人林庆铨《时疫辨》中收入的广东新会区德森(子静)及南海劳守慎(朗心)的霍乱辨治经验，罗汝兰(芝园)《鼠疫汇编》中论及的霍乱证治经验等。岭南医家认为霍乱的病因病机为内外秽浊合病，阳气虚衰，治疗上以温阳救逆的四逆辈为主，充分发挥艾灸的温阳作用，详细内容见拙文《岭南医家对流行性霍乱病因病机和辨治的认识》［2］，兹不赘述。 鼠疫防治专著 也许鼠疫已经在我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直到19世纪末，人们对它仍然缺乏清楚的认识和专门研究。清末岭南受鼠疫之祸甚剧，或是时势造英雄，岭南在鼠疫防治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最大。我国第一部鼠疫专著《鼠疫汇编》(1891年)是广东吴川县人吴宣崇(存甫)草创、石城(今廉江县)人罗汝兰增修撰写的，这两个县正是清末岭南腺鼠疫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世界有名的鼠疫流行区安铺和梅就在这里。吴宣崇自谦“吾不知医，无从剖析方剂，姑就所闻于朋友者，述其避法治法于后”，但从其对疫情的细致观察、方治疗效的精到评判及“热毒在血分，必以凉血解毒泻热为主”的见解看［3］，吴氏当是知医的士人。罗氏在家乡救治鼠疫患者多年，后任职海南儋州学正，仍业此不辍。其于《鼠疫汇编》“再续治鼠疫方序”中说：“其症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予初闻此，遍阅方书，无对症者。光绪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铺；十七年春，延及县城。偶见《医林改错》一书，论道光元年京师时疫，日死人无数，实由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肿，予始恍然焉。盖鼠疫一症，初起红肿，结核如瘰疬，或忽起于不自知，或突起于所共见，其溃者流瘀血，非热毒成瘀之明验乎?其甚者热懵而毙，非热毒瘀血攻心所致乎?及观其方，专以治血为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症矣。试之八人皆验，因录示人，人疑谤也。十七年冬，遇吴川友人吴子存甫于郡，出所辑《治鼠疫法》一编，予读而善之，遂与茂名许子经，论列此方，随症加药，嘱书其后，而附于诸君子之末，爰捐赀付刻，以广其传。”［3］该书对鼠疫的病因、病机、辨证、治法、制方、用药都很有创见。自1891年初刊后，用之多效，罗氏乡人广为传诵，高、雷两州多处传刻，求者甚众。罗氏担心鼠疫反复流行而蔓延他处，将书“分赠同乡各位”，自己亦“每视病开方，即赠书一本”。［3］该书于1893年、1894年、1895年、1897年前后四次修订重刻，远播至琼、闽、江、浙等地。 此外，目前所见清末岭南鼠疫论著还有：潮州黄炜元的《辩疫真机》(1898年)，旅粤闽人林庆铨的《时疫辨》(1898年)，肇庆黎佩兰的《时症良方释疑》(1901年)，广州梁达樵的《辨证求真》(1905年)，李守中的《时疫核标蛇症治法》(1909年)等，诸书作者均为亲自经历和治疗鼠疫的医者。 黄炜元是大埔县医家，曾中嘉应州举人，业医二十余载，应聘行医于潮州，《辩疫真机》一书是其与门生友人就当时鼠疫一症问答而成。黄炜元认为腺鼠疫“系毒热由少阳直入少阴、厥阴之症”，［4］易感人群为“素系阴虚浮燥脾损之人”，［4］治“宜养阴活血”，［4］“设或服寒凉散泻之品，伤脾发泄则误矣!”［4］ 梁达樵早年从戎，闲暇精研医术，退役后居广州西关行医，历创崇正堂、述善堂、方便医院，以济贫黎疾困，是清末广州的名绅兼名医。每当核疫(腺鼠疫)流行，梁氏均积极救治，甚至“自备舆金前往督诊，救活无数”。［5］梁氏《辨证求真》论鼠疫证治，认为鼠疫“乃伏气为病”［5］，“由五脏秽浊，毒气伏气而起”。［5］根据对甲午(1894年)、辛丑(1901年)两年气运的分析，以“芳香辟秽浊，解内毒通内窍”为治疗该年鼠疫的大法。［5］ 黎佩兰，字咏陔，肇庆高要人。自1894年粤港鼠疫后，“肇城数年来患时症遭劫颇惨，轻者幸药而愈，稍重者十每难痊一二，人心皇皇，群医束手。当时虽有高州派来《鼠疫汇编》一书，唯苦于书少地广，不能周知，即知之，未遽深信，信之而先后缓急又未能如法善用，是以获效者寥寥”。［6］黎佩兰赞同罗汝兰鼠疫“由热毒所感”的看法，［7］认为“此症系由热毒炼血成瘀所致。虽有轻重迟速之分，必须用药追化血管之瘀，乃为对症”。［7］黎氏首先在自己患疫的家人身上试用罗汝兰《鼠疫汇编》方法，几经摸索，疗效渐著，既而推广于治疗其他亲友和患者，多有效验。因“原书词语繁重，临事匆遽，无暇详阅”，于是在1899年将该书撮要刊述，“以便省览”；1901年又与同道数人谋议，增附自己的应用心得和验案数十则(按：当地于1898、1901年发生两次鼠疫流行)，尤其详为介绍了自己对症加减解毒活血汤的心得，撰为《时症良方释疑》，刊行以广宣传。［7］吴粤昌认为：“由于其经治之鼠疫不仅多而且真，疗效亦可信。特别是在辨证方面，非亲身经验者不能道。”［8］ 《时疫辨》是仕粤闽人林庆铨(衡甫)光绪戊戌年(1898年)于新会县任上所撰。联元《时疫辨·序》说：“曩余观察粤东惠潮，见衡甫岩然道貌，卓然行品，知其隐于末吏。今衡甫巡检新会之沙村，冷官多暇，集此成书。”［9］该书收录了林氏和新会区德森(子静)的治核疫方论。林氏自序说，“近来鼠疫，辛凉不应，宣泄亦不应”，“愚于此道讲求十载，阅方书不下数百家。……犹恐可治常疫，不足以御奇症”，故“于方书时论汇忝之下，成变法分治八门”，“又儿子慎斋药谱，以备采择。盖疫之急症，宜以治痧之法治之，因录新会区氏子静疫论九篇附之”。［10］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年)，南海劳守慎重刻此书时，增附自家“累世所藏秘方”于后。［11］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中山地方文献馆藏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广州府城西关十六甫宏经阁板《时疫辨》两部，其一将林庆铨《时疫辨》自序去头，联元《时疫辨》序斩尾，拼接成“……曩余观察粤东惠潮，见衡甫岩然道貌，卓然行品(以上为联元序，以下为林庆铨序)所采良方，尽可治疫。但择其与症合者用之，其不合者舍之。又儿子慎斋药谱，以备采择。盖疫之急症，宜以治痧之法治之，因录新会区氏子静疫论九篇附之……侯官林庆铨识。”给人造成该书是衡甫原著，林庆铨选辑，附录慎斋药谱、区子静疫论的错觉。经取别本对比，才发现该书的作者衡甫即林庆铨，于此可见读书不可不细。林庆铨直承吴又可“戾气”学说，认为，“今夫瘟毒恶核，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疵疠之气，直中脏腑，邪毒内蕴，由血分而发，出气分”［12］，赞同罗汝兰解毒活血去瘀的治则。区德森则认为鼠疫是痰瘀与疫毒交结，于该书眉批中提出“温疫可用凉药而效，温疫而有恶核则非徒凉药可效。”［12］ 《时疫核标蛇症治法》作者李守中，籍贯未详，但从书中内容看，李守中当为粤地医家。李氏得湖南唐君所传治核症及标蛇症(粤地民间对以淋巴结肿大、淋巴管炎症为表现的急性传染病的俗称)各法，后复得闽中汪君、里人范君各法，治是症每多见效。该书施治均以外治方法，尤对针刺治疗腺鼠疫的手法、针刺部位、针刺的深浅和放血的多少、所用针具以及针刺禁忌等作了详细介绍［13］，颇具特色。李守中认为，核症与标蛇症，固因感天地不正之气而成，然必由平日喜食热毒肥腻煎炒，内外合邪所致［13］。李氏与顺德高超愚友善，遂将其术编成书交高某付梓。 结 语 百余年前，岭南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防治急性传染病作出独有的贡献。尽管他们的一些见解还存在分歧和差异，但是他们各自在临床实践中获得的新知、经验和成功，对今日的 瘟疫防治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和研究价值。(注：上述诸书的学术内容，详见《岭南瘟疫史》第9章“岭南对瘟疫防治的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参考文献】 |
|
|
来自： johnney908 > 《精读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