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科举考试看上虞文风

陈绵武

清代在上虞县城（今丰惠镇）的东隅，有两座气势恢宏的古老建筑。西首是上虞县学宫，殿宇巍峩，高墙深院，第二进大成殿里设置“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神位，故学宫又称“孔庙”、“文庙”。东首是经正书院，为当年上虞最高学府，同时又是举行“县试”的考场。这两座苍老古朴的建筑，在读书人的眼里可非寻常，它是旧时上虞科举制度的象征，也是千万士子顶礼膜拜的精神殿堂。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我国古代朝廷设置各种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从中选取有用之才，然后分配官职的一种考试制度。清代科举沿袭明制，共有三级考试：第一级为“院试”，包括县试、府试两次预备考试；第二级为“乡试”；第三级为“会试”和“殿试”。

清代上虞学子一般十三四岁就参加县试。试场在经正书院内二进“丽泽试院”。丽泽试院左右两侧各有厢房38间，共76间，因南北朝向，故称“南北文场”，百姓俗呼“考棚”。考试由知县主持，故称“县试”。成绩合格者，可去府城绍兴参加由绍兴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取中的，就是“童生”。童生才有资格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一般在省内各府巡回举行，取中的始称“进学”，一般称“生员”、“诸生”和“秀才”。社会上习惯称为“相公”。

士子考秀才必须在本人祖籍所在地，还需出具证明。如我县著名学者罗振玉虽然出生在江苏淮安，但他祖籍在上虞，15岁那年还得千里迢迢地赶回故乡上虞参加考试。

县试、府试每年举行，故称“岁试”；秀才按科（如举人、进士等）举行考试， 故称“科试”。岁试和科试的基本任务相同：第一是从童生中选取秀才；第二是对秀才作甄别考试，按成绩高低分等次。岁试成绩列在一、二等的，可以参加科试。科试成绩列在一、二等的，才有资格参加省城举行的乡试。所以科试实际上是乡试前的一次预备考试。

士子考取秀才后，能进县学读书，故称秀才为“进学”。县学（儒学）设在学宫东侧，创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纵深五进，规模宏大。大门匾额题“上虞学”。第一进为“文昌阁”，祀文曲星（旧时传说是主持文运科名的星宿）；第二进“崇圣祠”，祀孔子父叔梁纥；第三进“四谏祠”，祀明代叶经、谢瑜、陈绍、徐学诗四位卓立千载的谏臣；第四进“承泽书院”；第五进“训导署”，训导是协助教谕教育、管理生员的学官。

生员（秀才）读书的场所，初在县学内的承泽书院。这里规模较小，仅有讲堂3间、厢房6间。后生员人数日增，不敷应用，才迁至学宫。学宫东西设两斋，东为明远斋，西为正己斋。左右设号房，为生员读书之所。生员每年参加岁试。科试两年一次。成绩处在一等前列的，称“廪生”，名额20名，由公家每月发给“廪膳”（米），补助其生活。廪生是资历较深的生员，其主要职责是具结保证应试童生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作弊行为。经办这种手续习惯上称“补廪”。生员成绩处在二等的称“增生”，名额20名。增生没有廪米，也无为童生作保的职责，成绩处在三等的，称“附生”。顾名思义，它处于附属地位，更无廪米和职责了。

生员一般隶属于本府、县学。如果考选去京师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古称“太学”）读书，不再是本府、县学生员，称为“贡生”，意思是说生员贡献给皇帝了。贡生又有优贡、拔贡、副贡、例贡、岁贡之分，合称“五贡”。贡生进入国子监读书，称为“监生”。监生除由生员考取的“贡监”外，还有举监，恩监、荫监、优监等名目。

科举时代的第一级考试——乡试，浙江省在省城杭州贡院（今杭一中原址）举行。贡院规模很大，有小屋一万余间，可容万名士子参加考试。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由皇帝直接委派任命。乡试规定3年考一次，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名为“大比”。考期定在农历秋季八月。考试分3场：第一场初九，第二场十二日，第三场十五日。取中的就是“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如果逢皇帝登位、大婚、寿诞等喜庆之年，则举行“恩科”考试，不受3年的限制。我县著名士绅王佐，他中的就是光绪皇帝大婚之年（1889）的恩科举人。百姓俗呼举人为“老爷”，具有做知县的资格，但须通过吏部考试。

上虞士子较多，中举的也不少。仅在晚清光绪元年至十七年（1875-1891）的17年中， 中举的就有莫峻、连文冲、贾淇、朱裳（士黻）、杜召棠、钱继曾、吴声律、黄采风、连文渊、赵琴、徐承宣、何绍闻、张晋鉴、徐绍谦、徐智光、王佐、夏钟浚、钱振麟、黄钟俊等19人。

第三级考试——会试和殿试，是在乡试的第二年（丑、辰、未、戌年）在京师北京举行。试期定在农历春季二月。会试亦分三场，从二月初九至十七日，每场3天。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会试的是全国各省的举人。取中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有资格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廷试）。殿试取中的，榜分三等：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三甲总称“进士”。

上虞是文化之乡，历代中文科进士多达266人。仅光绪朝就有莫峻（后任刑部主事）、连文冲（后任内阁中书）、朱士黻（后任湖南知县）、杜召棠（后任江苏宝应知县）、徐承宣（后任主事）5人。历代中状元的竟有7人之多。其中文科状元3人：张起岩（元仁宗延祐二年状元，，寄籍山东济南）、罗万化（明穆宗隆庆二年状元、东关罗村人）、梁国治（清高宗乾隆十三年状元，东关梁巷人）；武科状元4人：黄钺（明神宗万历廿九年）、顾文纲（明神宗万历卅二年）、顾景元（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罗淇(清圣祖康熙十七年)。曾有人统计，清代共有文科状元113人。其中顺天（今北京市）、河南、陕西、四川、内蒙等省均仅有一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甘肃、云南6省无状元而上虞就有一人，从中可见我县文风之盛。

上虞人不仅自己喜爱读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而且乐于助人求学上进，以期蟾宫折桂，为家乡增光，分享幸福。为使县学弦歌不辍，培育人才，于是设置县学基金——学产（学田）。起初主要集废寺产业作学田，后经上虞知县胡思绅、缪汝和劝说士绅捐田，至光绪年间学田总数达435亩，外加地14亩、山3058亩。经正书院的学田较少，约有三四百亩之谱。县学学田的每年花息，作县学学官、职员的薪金和主讲教师的束脩以及补助生员廪米、膏火费之用。

资助清寒子弟参加各级考试，上虞人显得更加热情关切。为了减轻童子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的经费负担，清咸丰元年（1851），邑人朱寅、夏廷彦慷慨解囊，合捐田50亩，作为助考基金——“童试费”。规定田地每年花息充作全县童生县、府、院试的正场卷费。复试之卷，仍由童子自付。

支助贫困生员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我县士绅主动捐田提供“乡试路费”。此项基金的筹建，早在乾隆廿七年（1762）由钱必迈捐田30亩作倡导。接着，叶向宸捐田200亩，杨光南捐田61亩，其孙杨懿捐田11亩余。至光绪十四年，“乡试路费”田总数达303亩。捐户的后人各自订立《乡试公费章程》，聘请经理负责收息和发放路费。

上虞举人赴京师参加会试，路途遥远，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一两个月行程的川资和京师较长时间的住宿，即使中产人家的子弟，也会感到财力不足。上虞有识之士有鉴于此，设立会试基金——“公车路费”。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即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公车路费”田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邑人徐惠迪捐助。徐惠迪一次性捐田119亩，其中19亩被县移作经正书院学田，100亩作公车路费。规定发给新旧举人进京会试以及优贡、拔贡进京朝考、副贡进京就职之需。

为了接待进京应试举人，还在京师建造了“上虞会馆”。上虞会馆位于京师（今北京市）正阳门外韩家潭，由清道光年间邑人翰林院编修袁希祖、户部郎中田士畇等筹款创建。会馆共三进：头进3间，二进厅堂3间，三进正屋5间，左右厢房各2间，正房西书屋2间，照间2间，合计19间，专供上虞赴京应试举人住宿之需。光绪年间，由编修陈梦麟多次募款重修，其中以邑人山东巡抚张曜捐银最多。

上虞士子也十分通情达理，知恩图报。他们不仅感谢先辈对他们的关爱和培养，而且还激励后人一心向学，攀仙桂，步青云，荣登翰苑。从宋代开始，他们在上虞县学和经正书院里，先后勒石撰记，树立了《上虞县进士题名碑》、《科甲题名碑》、《上虞岁贡题名碑》、《助学碑》、《公车路费碑》、《童试公费碑》等。其中《上虞县进士题名碑》，仿唐代“雁塔题名”故事（唐代新进士在曲江宴会以后，常题名于长安的大雁塔），上虞新进士就是在这块碑上题名，留作纪念。碑高二尺余，广三尺余，分上、下两列，刻赵汃（“湃”）夫、赵彦钮等20余人。

《科甲题名碑》于明代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由邑人、著名学者潘时撰《记》，告诫士子不要被名利所累，致力德业闻望，确保读书人清名。《记》云：

国家非贤才不重，贤才非科甲不荣。故自周以来，咸重进士，而进士必阶于乡举……盖欲合进士及举于乡者而类书之，用垂不朽也。……树之学宫，俾后之观者，循名责实，而指之曰：某道德之士也，某功名之士也，某志于富贵之士而已矣！庶几起自科目者，不随世浮沉，上之翊佐天子，下之润泽生民，而德业闻望，相映后先，昭在简册，乃为不负科甲之荣者也，立石之功可少乎哉？

《上虞岁贡题名碑》于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由上虞知县左杰撰《记》，他对上虞山川、人文作了揄扬，并对后学提出了期望：

古虞属会稽，号巨邑。诸峰嵚岑，万溪潺湲，抱真蕴异，钟灵藏奇，凝而为气，达而为光，自然之文，森布灿烂，而人材出焉。历代以来，德崇业广者，载诸青史，卓有可证……虞庠素称人材渊薮，弟子员彬彬相望，果能静以持志，博以辨物，虚以存诚，庄以绝俗，循循不已，而明德昭矣！

《公车路费碑》由浙江学政陈用光撰《记》，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立。《童试公费碑》由知县孙梦桃撰《记》，于清咸丰九年（1859）立。但这些石碑都先后毁于战火，今已荡然无存。

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逼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假意实行改革，她发布上谕：

从丙午科（1906）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从此，在我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结束，成为令人回忆、反思的历史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