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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科举考试看上虞文风

2014-05-22  新虞舜客
 
 

从清代科举考试看上虞文风

 

陈绵武

 

清代在上虞县城(今丰惠镇)的东隅,有两座气势恢宏的古老建筑。西首是上虞县学宫,殿宇巍峩,高墙深院,第二进大成殿里设置“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神位,故学宫又称“孔庙”、“文庙”。东首是经正书院,为当年上虞最高学府,同时又是举行“县试”的考场。这两座苍老古朴的建筑,在读书人的眼里可非寻常,它是旧时上虞科举制度的象征,也是千万士子顶礼膜拜的精神殿堂。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我国古代朝廷设置各种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从中选取有用之才,然后分配官职的一种考试制度。清代科举沿袭明制,共有三级考试:第一级为“院试”,包括县试、府试两次预备考试;第二级为“乡试”;第三级为“会试”和“殿试”。

清代上虞学子一般十三四岁就参加县试。试场在经正书院内二进“丽泽试院”。丽泽试院左右两侧各有厢房38间,共76间,因南北朝向,故称“南北文场”,百姓俗呼“考棚”。考试由知县主持,故称“县试”。成绩合格者,可去府城绍兴参加由绍兴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取中的,就是“童生”。童生才有资格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一般在省内各府巡回举行,取中的始称“进学”,一般称“生员”、“诸生”和“秀才”。社会上习惯称为“相公”。

士子考秀才必须在本人祖籍所在地,还需出具证明。如我县著名学者罗振玉虽然出生在江苏淮安,但他祖籍在上虞,15岁那年还得千里迢迢地赶回故乡上虞参加考试。

县试、府试每年举行,故称“岁试”;秀才按科(如举人、进士等)举行考试, 故称“科试”。岁试和科试的基本任务相同:第一是从童生中选取秀才;第二是对秀才作甄别考试,按成绩高低分等次。岁试成绩列在一、二等的,可以参加科试。科试成绩列在一、二等的,才有资格参加省城举行的乡试。所以科试实际上是乡试前的一次预备考试。

士子考取秀才后,能进县学读书,故称秀才为“进学”。县学(儒学)设在学宫东侧,创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纵深五进,规模宏大。大门匾额题“上虞学”。第一进为“文昌阁”,祀文曲星(旧时传说是主持文运科名的星宿);第二进“崇圣祠”,祀孔子父叔梁纥;第三进“四谏祠”,祀明代叶经、谢瑜、陈绍、徐学诗四位卓立千载的谏臣;第四进“承泽书院”;第五进“训导署”,训导是协助教谕教育、管理生员的学官。

生员(秀才)读书的场所,初在县学内的承泽书院。这里规模较小,仅有讲堂3间、厢房6间。后生员人数日增,不敷应用,才迁至学宫。学宫东西设两斋,东为明远斋,西为正己斋。左右设号房,为生员读书之所。生员每年参加岁试。科试两年一次。成绩处在一等前列的,称“廪生”,名额20名,由公家每月发给“廪膳”(米),补助其生活。廪生是资历较深的生员,其主要职责是具结保证应试童生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作弊行为。经办这种手续习惯上称“补廪”。生员成绩处在二等的称“增生”,名额20名。增生没有廪米,也无为童生作保的职责,成绩处在三等的,称“附生”。顾名思义,它处于附属地位,更无廪米和职责了。

生员一般隶属于本府、县学。如果考选去京师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古称“太学”)读书,不再是本府、县学生员,称为“贡生”,意思是说生员贡献给皇帝了。贡生又有优贡、拔贡、副贡、例贡、岁贡之分,合称“五贡”。贡生进入国子监读书,称为“监生”。监生除由生员考取的“贡监”外,还有举监,恩监、荫监、优监等名目。

科举时代的第一级考试——乡试,浙江省在省城杭州贡院(今杭一中原址)举行。贡院规模很大,有小屋一万余间,可容万名士子参加考试。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由皇帝直接委派任命。乡试规定3年考一次,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名为“大比”。考期定在农历秋季八月。考试分3场:第一场初九,第二场十二日,第三场十五日。取中的就是“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如果逢皇帝登位、大婚、寿诞等喜庆之年,则举行“恩科”考试,不受3年的限制。我县著名士绅王佐,他中的就是光绪皇帝大婚之年(1889)的恩科举人。百姓俗呼举人为“老爷”,具有做知县的资格,但须通过吏部考试。

上虞士子较多,中举的也不少。仅在晚清光绪元年至十七年(1875-1891)的17年中, 中举的就有莫峻、连文冲、贾淇、朱裳(士黻)、杜召棠、钱继曾、吴声律、黄采风、连文渊、赵琴、徐承宣、何绍闻、张晋鉴、徐绍谦、徐智光、王佐、夏钟浚、钱振麟、黄钟俊等19人。

第三级考试——会试和殿试,是在乡试的第二年(丑、辰、未、戌年)在京师北京举行。试期定在农历春季二月。会试亦分三场,从二月初九至十七日,每场3天。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会试的是全国各省的举人。取中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有资格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廷试)。殿试取中的,榜分三等: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三甲总称“进士”。

上虞是文化之乡,历代中文科进士多达266人。仅光绪朝就有莫峻(后任刑部主事)、连文冲(后任内阁中书)、朱士黻(后任湖南知县)、杜召棠(后任江苏宝应知县)、徐承宣(后任主事)5人。历代中状元的竟有7人之多。其中文科状元3人:张起岩(元仁宗延祐二年状元,,寄籍山东济南)、罗万化(明穆宗隆庆二年状元、东关罗村人)、梁国治(清高宗乾隆十三年状元,东关梁巷人);武科状元4人:黄钺(明神宗万历廿九年)、顾文纲(明神宗万历卅二年)、顾景元(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罗淇(清圣祖康熙十七年)。曾有人统计,清代共有文科状元113人。其中顺天(今北京市)、河南、陕西、四川、内蒙等省均仅有一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甘肃、云南6省无状元而上虞就有一人,从中可见我县文风之盛。

上虞人不仅自己喜爱读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而且乐于助人求学上进,以期蟾宫折桂,为家乡增光,分享幸福。为使县学弦歌不辍,培育人才,于是设置县学基金——学产(学田)。起初主要集废寺产业作学田,后经上虞知县胡思绅、缪汝和劝说士绅捐田,至光绪年间学田总数达435亩,外加地14亩、山3058亩。经正书院的学田较少,约有三四百亩之谱。县学学田的每年花息,作县学学官、职员的薪金和主讲教师的束脩以及补助生员廪米、膏火费之用。

资助清寒子弟参加各级考试,上虞人显得更加热情关切。为了减轻童子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的经费负担,清咸丰元年(1851),邑人朱寅、夏廷彦慷慨解囊,合捐田50亩,作为助考基金——“童试费”。规定田地每年花息充作全县童生县、府、院试的正场卷费。复试之卷,仍由童子自付。

支助贫困生员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我县士绅主动捐田提供“乡试路费”。此项基金的筹建,早在乾隆廿七年(1762)由钱必迈捐田30亩作倡导。接着,叶向宸捐田200亩,杨光南捐田61亩,其孙杨懿捐田11亩余。至光绪十四年,“乡试路费”田总数达303亩。捐户的后人各自订立《乡试公费章程》,聘请经理负责收息和发放路费。

上虞举人赴京师参加会试,路途遥远,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一两个月行程的川资和京师较长时间的住宿,即使中产人家的子弟,也会感到财力不足。上虞有识之士有鉴于此,设立会试基金——“公车路费”。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即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公车路费”田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邑人徐惠迪捐助。徐惠迪一次性捐田119亩,其中19亩被县移作经正书院学田,100亩作公车路费。规定发给新旧举人进京会试以及优贡、拔贡进京朝考、副贡进京就职之需。

为了接待进京应试举人,还在京师建造了“上虞会馆”。上虞会馆位于京师(今北京市)正阳门外韩家潭,由清道光年间邑人翰林院编修袁希祖、户部郎中田士畇等筹款创建。会馆共三进:头进3间,二进厅堂3间,三进正屋5间,左右厢房各2间,正房西书屋2间,照间2间,合计19间,专供上虞赴京应试举人住宿之需。光绪年间,由编修陈梦麟多次募款重修,其中以邑人山东巡抚张曜捐银最多。

上虞士子也十分通情达理,知恩图报。他们不仅感谢先辈对他们的关爱和培养,而且还激励后人一心向学,攀仙桂,步青云,荣登翰苑。从宋代开始,他们在上虞县学和经正书院里,先后勒石撰记,树立了《上虞县进士题名碑》、《科甲题名碑》、《上虞岁贡题名碑》、《助学碑》、《公车路费碑》、《童试公费碑》等。其中《上虞县进士题名碑》,仿唐代“雁塔题名”故事(唐代新进士在曲江宴会以后,常题名于长安的大雁塔),上虞新进士就是在这块碑上题名,留作纪念。碑高二尺余,广三尺余,分上、下两列,刻赵汃(“湃”)夫、赵彦钮等20余人。

《科甲题名碑》于明代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由邑人、著名学者潘时撰《记》,告诫士子不要被名利所累,致力德业闻望,确保读书人清名。《记》云:

国家非贤才不重,贤才非科甲不荣。故自周以来,咸重进士,而进士必阶于乡举……盖欲合进士及举于乡者而类书之,用垂不朽也。……树之学宫,俾后之观者,循名责实,而指之曰:某道德之士也,某功名之士也,某志于富贵之士而已矣!庶几起自科目者,不随世浮沉,上之翊佐天子,下之润泽生民,而德业闻望,相映后先,昭在简册,乃为不负科甲之荣者也,立石之功可少乎哉?

《上虞岁贡题名碑》于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由上虞知县左杰撰《记》,他对上虞山川、人文作了揄扬,并对后学提出了期望:

古虞属会稽,号巨邑。诸峰岑,万溪潺,抱真蕴异,钟灵藏奇,凝而为气,达而为光,自然之文,森布灿烂,而人材出焉。历代以来,德崇业广者,载诸青史,卓有可证……虞庠素称人材渊薮,弟子员彬彬相望,果能静以持志,博以辨物,虚以存诚,庄以绝俗,循循不已,而明德昭矣!

《公车路费碑》由浙江学政陈用光撰《记》,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立。《童试公费碑》由知县孙梦桃撰《记》,于清咸丰九年(1859)立。但这些石碑都先后毁于战火,今已荡然无存。

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逼于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假意实行改革,她发布上谕:

从丙午科(1906)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从此,在我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结束,成为令人回忆、反思的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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