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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印书局的整座大楼建于交通要道一角的两条路之间，东侧是南新华街，西侧是梁家园东胡同，南门前是繁华的广安大街，大楼的建筑平面布局呈不规则的矩形。因受门前道路的影响，作为大楼主要出入口的南部，平面为三角形，而楼的西南角成锐角状。此楼当初设计为印刷厂房，因而采用大跨度空间的钢筋混凝土梁柱结构，以满足放置印刷设备的需要。高耸突兀的大楼在四周低矮的平房群中如同鹤立鸡群，十分夺目。这在当时也是北京少有的新式建筑之一。
大楼的主立面（南面）为六开间，分为三段，柱子居中。一层为水泥抹面的仿块石墙，石墙上装有欧式风格的六扇券门和券窗，被相得益彰的窗棂疏朗分割，显得灵秀洒脱。门口曾装有的横拉式铸铁门栅，更增加了厚重的安全感。二三层中间四间为通柱廊，陶立克式的五根立柱比例粗壮，敦厚秀美。二层每间都有阳台，不同的是，中四间阳台饰以铸铁花式栏杆，而两边的各一间阳台为涡牛腿支挑的仿石栏杆，呈现出妩媚动人的秀雅之态。三层中间亦是四间作阳台，铸铁花式栏杆，东西两边各开有一个方窗，显得亦庄亦谐、精美华贵。在屋顶檐口的正中上砌凸形女儿墙，突起部分镶有的大钟，分秒相竟，司点更时。早年的大钟从德国进口，为机械运行，每两周人工上弦一次。 大楼的东、西立面因考虑印刷车间采光的需要，每层均开有壁柱相隔的巨大方窗。在窗内两侧铸铁块的牵拉下，大窗可以上下推动，以利换气通风。在大楼的东立面，考虑街景效果，做了一些节奏分明的横线条装饰，中三间突起的山花显得错落有致，并在二、三层窗间墙壁刻上建造年代的匾额。这些巧夺天工的隽秀特征，把整座大楼打扮的优雅得体、与众不同。而整座大楼的乳白色，更为其增添了风姿绰约的迷人色彩。
在大楼的内部装有一部当时京城首次出现的垂直运货的木轨电梯，这部唯一保存下来的木轨电梯，还保留着木制的箱体，现在还能够运行。大楼顶层南北的平台好似轮船的前后甲板，凸起的小屋好似轮船的标志塔，在它的东侧远远望去，大楼好像在波峰浪谷中航行的轮船，因而被称为“船楼”。 这座悄然停泊在闹市里的船楼，由德国建筑师设计，在当时是北京少有的新式建筑，而它作为京华印书局的印刷厂，在中国近代印刷业中则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京华印书局与康有为、梁启超在安徽会馆组织成立的强学会书局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公车上书”失败后，清末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忧心忡忡，感觉到中国要富强就要变法，而变法就必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成立了强学会书局。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5年12月）强学会书局把会刊《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作为“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的主笔梁启超不断扩充会刊内容，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及自然科学知识，探讨各国强弱的根本原因，倡导学习西方国家强国富民的先进理念。
一时间，强学会书局风头疾劲，当时连翁同龢、孙家鼐、军机大臣李鸿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都纷纷支持、赞助强学会。只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提供安徽会馆给强学会书局作为活动场所的李鸿章，却被康有为以“担心中堂的名声影响学会”为由拒之门外。
然而，正当强学会书局风头正劲之时，却遭到清廷守旧势力的诋毁攻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月）以御史杨崇伊（光绪六年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为首的保守派秉承妒意十足的李鸿章旨意率先发难，上疏朝廷弹劾强学会书局“植党营私”，其会刊《中外纪闻》“贩卖西学”，“请饬严禁”，随后，强学会书局遭到清廷的封禁，《中外纪闻》被迫停刊。
强学会书局遭到查抄、《中外纪闻》遭到封禁后，御史胡孚宸又上奏朝廷“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建议把强学会书局改为官办。清政府听从了胡孚宸的建议，下令将其改为官书局，隶属清政府的总理衙门，由孙家鼐任管理大臣。
然而，设在珠市口西大街乐平会馆的官书局，由于官商作风严重，业务一直不景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苟延残息的官书局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买断。而后，商务印书馆将官书局的办公家具、印刷设备连同未出版的书籍以及对外的印刷业务全部承接下来，并改名为京华印书局。
京华印书局经过整顿后重新进行市场定位，淘汰了木版印刷，采用当时先进的铅字印刷，使业务逐渐复兴起来。随后，因增添彩色石印业务的需要，京华印书局购买了和平门内北新华街西侧的吕祖阁作为厂房，始称北厂，而珠市口西大街乐平会馆的老厂被称为南厂。这也为京华印书局的印刷业务赢得了满钵满碗，使之成为当时北京一家有名的印刷企业。
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如火如荼，社会对书籍报刊杂志的需求量也是水涨船高，此时京华印书局的南北两厂显然已不够使用。为了应接不断扩大的业务范围，京华印书局投资十万元，于1918年破土动工，历时两年，于1920年在距乐平会馆往西仅一箭之遥的虎坊桥路口西北角，建成了四层的船形大楼。现在大楼东侧的墙壁上，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刻有“ 1920”的字样。 这时的京华印书局除了原有的平版印刷设备外，还增添了铜锌版、珂罗版和绘图等新型设备。在保留原有印刷书籍报刊、账册单据业务的基础上，还承印了北京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公司的外文报告、表册、刊物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画集、月刊等等。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还发展到天津、沈阳等地，职工也达到400多人，这应该说是京华印书局的全盛时期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北平的印刷业风雨飘摇、一落千丈，京华印书局也难逃厄运。在此期间，京华印书局由日本的友利洋行所控制，职工仅剩40多人，业务上一蹶不振。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它又经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摧残。直到北京解放前夕，京华印书局已破败的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它像风烛残年衣衫褴褛的老人，到了濒临死亡的境地。
解放后，京华印书局于1954年5月提前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归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印刷厂，名称仍叫京华印书局。1967年，京华印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排版厂、中华书局排版厂合并，更名为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京华印书局起名于1905年，止于1967年，历经清朝未年、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三个阶段，存世于六十余载，京华印书局的船楼也成为名实相符的老字号。
“文革”结束，这座历经沧桑的的船楼划归中国书店管理。至此，京华印书局的船型大楼已成为中国书店的一部分。1995年，在京华印书局的船楼里诞生了“京味书楼”，老船楼与书墨香再次融为一体，引得京城百姓趋之若鹜、蜂拥而至。书架上一本本京味儿十足的图书给处在商品浪潮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缕缕清新的文化之风。特别是京味儿作家的讲座，令观者如沐春风，令闻者如饮佳酿，使老船楼再次成为人们视线中的焦点。 为此，当年叶祖孚先生在他的《京味书楼的历史沿革》一文中回忆道：“我在1950年来到京华印书局，会见了当时京华印书局的经理宣节先生。他是原来上海商务印书馆派到北京来经营京华印书局的代表，熟悉这家华北有名工厂的历史。我俩坐在一张写字台边谈话，他指着这张桌子对我说：‘这张桌子就是康、梁当初办公用的桌子’。”
时针走到了2000年的时候，北京市开始了对两广大街的拓宽改造。为了保护京华印书局这座船型大楼，拓宽的大街专门在虎坊桥至珠市口之间拐了个弯儿，使船楼得以保存并露出街面。修复一新的京华印书局船楼作为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办公楼，仍像当年一样散发着一缕缕文化油墨的清香，展示着老而弥坚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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