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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宁(校报编辑) 《南渡北归:南渡》一书,用丰富史料描述了抗战期间,一批学界精英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术研究的往事。犹如一幅苍凉古朴的历史画卷,留下了一个个难忘的背影:梅贻琦、陈寅恪、傅斯年、李济、梁思成……伴随着余音袅袅的挽歌,逐步淡出我们的视线。该书封面提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为何“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议论由来已久,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而品读本书,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大师们何所思何所为,对何所谓“大师”领悟一二。 “南渡”本身就是一个颇为悲壮的词汇,因为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南渡类逃生、避难,且非个人之难、家族之难,而是国家之难、民族之难。当此大难关头、非常时刻,那些知识精英们与众不同。 学术非为稻粱谋,乃大师与庸常之人的重要区别。随着战事紧迫,京城开始大乱。陈寅恪嘱咐家人,其他东西都可放弃,唯书籍、手稿不能丢。不管是在长沙、昆明,还是在四川李庄,颠沛流离中梁思成、林徽因贫病交加,生活难以为继,却在阴暗潮湿的偏僻小镇完成了他们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金岳霖洋洋70万言的《知识论》,从躲避空袭的山洞写到穷乡僻壤的土房,本已基本杀青,跑警报时又遭丢失,只好一切从头再来,可谓历尽波折。“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两年间眼睁睁看着两位爱女先后病逝,精神极度痛苦。傅斯年所能给予他的帮助便是,催促他投身于川康古迹考察团,在繁忙的事业中暂时忘却这人生的大悲痛。 烽火连天,背井离乡,供给匮缺,饥寒交迫,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物质的回报,没有任何“奖励”的诱惑,却学者治学,先生教书,各司其职,从容不迫。学术的位置至高无上,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元气,是精神不倒的重要支撑。 大师们的高贵之处还在于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文化自觉。战争初期,面对虎视眈眈欲征服平津高校教育界的日本侵略势力,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陆。于是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大迁徙。国家危亡之际,大师们洞察时势的敏锐卓识、做出重大决断时的果敢气魄、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号召力,绝非手握权力的高官或拥有财富的大亨所能比拟。 西南联大的环境、条件之艰苦,甚于今天的边远贫困地区,却孕育出很多像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何炳棣这样的世界一流人才。一方面,那些师长、学者多有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不仅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又经海外优秀文化熏陶。陈寅恪并没有等到获取博士学位就回国。而当时的北大、清华,也可以将没有学位的陈寅恪、梁漱溟、钱穆奉为座上宾。大师并非一定具有大招牌,却一定要有大学问。一方面,政治不干预学术、不干预学校。“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学者们在一种相对自由的氛围中生存生长,所以风采各异,千姿百态,“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读《南渡北归》,明了所谓大师即是这样一种人:以学术探索为终生大任,即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依然不改初衷；且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献身真理,无所依附。如此,才堪称具备了成长为大师的基因,才有资格、有底气登临学术殿堂,一窥学术真谛。正如作者岳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作为知识分子,除了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应该是为人类文明进步所思、所虑、所作贡献的一个特殊群体。而大师,不仅是知识分子,还一定要能给后人留下启示和精神……要具有人格的力量,如果只有学问而无人格、精神,也决无成为大师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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