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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方玺印
浓缩了清代一代代帝后的时光 祖宗的荣耀 权力的梦想 ………… 凝固为历史的沧桑  <> 故宫博物院 <> 天子宸章 皇帝宝玺若从秦始皇“乘舆六玺”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建立皇帝制度，与此相对应，皇帝的印章则称“玺”，自此“玺”成为皇帝印章的专用名词。皇帝的“玺”有公、私之分。凡是皇帝发布诏书或其他文告时所钤用的具有公章性质的印章，人们称其为“御宝”、“御玺”、“国宝”等。它们是国之重器，皇权象征。除御宝外，皇帝也制作和使用一些独有的表示收藏、玩赏性质的闲章。我们现今能看到的皇帝闲章的印记以唐代为最早。唐太宗李世民用其年号为印文，刻成了“贞观”联珠文印，钤盖于书画法帖之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各朝代的皇帝宝玺存世者寥寥无几，唯明清两朝的帝玺有较多的遗存，特别是清代皇帝宝玺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除少数因战乱散失民间和海外，绝大部分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帝后宝玺不论从数量、种类、质地、印文，还是用途、刻制、装潢，无不体现出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大到清朝重要历史典制，小到帝后一言一行，在方寸玺印中多有体现。 <> <> 一 皇权标识——国宝 封建社会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国家，一言九鼎，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具有征信作用的皇帝宝玺，尤其是国宝，则是这种最高权力的标志。清朝政权作为中国封建制度最后也是最高阶段的政权，曾大量吸收了历代统治方略的精华，其中也包括国宝制度。综观清代国宝制度，既有满族统治的特点，也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前者如御宝宝文中增加了满文，后者如御宝数目及宝文内容等。清代国宝制度从肇始、确立到消亡，也正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过程。  碧玉盘龙纽“皇帝奉天之宝”  碧玉盘龙纽“皇帝奉天之宝”钤本 “皇帝奉天之宝”，清早期，碧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玺书体。面14cm见方，通高15.2cm，纽高11.5cm。附系黄色绶带。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交泰殿宝谱》记此宝“以章奉若”之用，以示皇帝对上天的尊崇和礼敬。但这只是一种象征，实际上，迄今还未发现钤盖此宝的档案文书，表明此宝极少使用。 关于此宝的含义，乾隆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厘定国宝时曾有过如下考辨：“至谓‘皇帝奉天之宝’即传国玺，两郊大祀及圣节宫中告天青词用之，此语尤诞谬。大祀遵古礼，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宝。圣节宫中未尝有告天事，或道箓祝厘时一行之，亦不过偶存其教耳，未云命文臣为青词，亦未尝用宝。且此玺孰非世世传守，而专以一宝为传国玺，亦不经。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曾请旨取裁，只沿用明时内监所书册档，承伪袭谬，遂至于此。”指出康熙朝和雍正朝《大清会典》对此宝的认识错误及其原因，并最后将其确定为敬天之表征物。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未改刻而保持原貌。 <> <>  金交龙纽“大清嗣天子宝”  金交龙纽“大清嗣天子宝”宝匣  金交龙纽“大清嗣天子宝”钤本 “大清嗣天子宝”，清早期，金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本字。面7.9cm见方，通高7.6cm，纽高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也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金质宝玺。《交泰殿宝谱》记此宝为“以章继绳”之用，是皇位传接承递的象征。但实际上却很少使用，只在宫中殿堂内的御笔匾额上偶尔钤用。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同样被乾隆帝认为是“先代相承，传为世守”的旧物而未被改刻。 <> <>  栴檀香木盘龙纽“皇帝之宝”  栴檀香木盘龙纽“皇帝之宝”钤本 “皇帝之宝”，清早期，栴檀香木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5.5cm见方，通高16.6cm，纽高11cm。附系黄色绶带。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为“以肃法驾”之象征物，故凡清帝行围及驻跸圆明园或避暑山庄时，都要以这方“皇帝之宝”随驾。此外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使用状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二十五宝中用得最频繁、范围最广的也是这方木质“皇帝之宝”，诸如皇帝登基、皇后册命、皇帝大婚、发布殿试金榜及其他重要诏书上均钤用此宝。可以说此宝是清朝皇权的重要标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 <>  白玉盘龙纽“皇帝尊亲之宝”  白玉盘龙纽“皇帝尊亲之宝”钤本 “皇帝尊亲之宝”，清早期，白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6.8cm见方，通高6.1cm，纽高4.3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荐徽号”，主要是为前朝后妃上徽号或尊号时钤用。据《大清会典》记载：“凡加上尊号、徽号，册立皇后、皇太子，册封皇贵妃、贵妃、妃、嫔……其应给纸册诰命，中书科缮写，送阁用宝。”其中的加上尊号、徽号时所用之宝就是“皇帝尊亲之宝”，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记载上徽号情况的清代档案中也钤盖有此宝。 <> <>  青玉交龙纽“制诰之宝” 青玉交龙纽“制诰之宝”钤本 “制诰之宝”，清早期，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4.7cm，纽高8.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谕臣僚”，但实际上多是在册书或诰命上钤用。按清朝定制，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则颁发诰命，诰命因发放的对象不同名称也不同，官员本身受封称为“诰授”，封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生者称“诰封”，死者称“诰赠”。但不管是“诰授”，还是“诰封”、“诰赠”，都要钤盖“制诰之宝”。 据《大清会典》记载：“凡给功臣世袭罔替诰命，分别世次敕书，由该衙门开载功绩，移送内阁，交中书科缮写，送阁用宝，仍行该衙门给发。其子孙承袭时，令该衙门将原给诰敕送阁，中书科填写承袭人名年月，仍送阁用宝。”这里所用之宝，绝大多数是这方“制诰之宝”，此宝是二十五宝中使用较多的一方。 <> <> 碧玉交龙纽“敕命之宝” 碧玉交龙纽“敕命之宝”钤本 “敕命之宝”，清早期，碧玉质，交龙纽，汉文篆书满文篆书。面11.3cm见方，通高9cm，纽高5.5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据《交泰殿宝谱》，用此宝“以钤诰敕”，而大部分是在敕书上钤盖。清代的敕书分为敕命和敕谕两种。敕命用于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次者，为卷轴形式，六、七品二轴，八、九品一轴。敕谕则有敕任官员、敕谕臣民、敕封或谕告外藩之别。敕书最后都要书明颁发年月日，并加盖“敕命之宝”。 “敕命之宝”是二十五宝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方。 <> <> 金交龙纽“天子之宝” 金交龙纽“天子之宝”钤本 “天子之宝”，清早期，金质，交龙纽方形玺，满文篆书。面11.9cm见方，通高8.3cm，纽高5.1cm。附系黄色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书满汉字“天子之宝匮”。 “盛京十宝”之一，用于祭祀祖先及百神。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二十八日遣大臣阿拜代祭清帝列祖，其祭文中钤有“天子之宝”，所钤极有可能就是这方宝玺，制作当在清太宗崇德时期。此宝的交龙纽及满文篆字的印文风格也与这一时期的金质“奉天之宝”一致，是清前期十分重要的典章文物。 墨玉交龙纽“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玺 墨玉交龙纽“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玺钤本 “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玺，清早期，墨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玺书体。面15.6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黄色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书满汉字“奉天法祖亲贤爱民宝匮”。 “盛京十宝”之一。据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当时共有御宝二十九方，其中内宫收储六方，内库收储二十三方。此方“奉天法祖亲贤爱民”宝即为内库收储者之一，其制作当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 <> <> <> 白玉盘龙纽“大清受命之宝”及宝匣 白玉盘龙纽“大清受命之宝” 白玉盘龙纽“大清受命之宝”钤本 “大清受命之宝”，清崇德，白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满文本字。面14cm见方，通高12cm，纽高8.2cm。 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之一，位列二十五宝之首。据《交泰殿宝谱》所记为“以章皇序”之用，即表明清王朝受天之命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又据乾隆帝《交泰殿宝谱序后》，此宝原是太宗皇太极以来“先代相承，传为世守”的旧物，故乾隆十三年（1748）诏改玺印中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宝得以保持原貌。其材质洁白温润，盘龙纽线条简洁流畅，技艺纯熟，显示出清前期玉石雕刻的水平。 <> <> 檀香木交龙纽“大清皇帝之宝” 檀香木交龙纽“大清皇帝之宝”钤本 “大清皇帝之宝”，清晚期，檀香木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5.6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黄色绶带。黑漆木匣承之。 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新政与立宪成为国家政局的一大至要。清政府国家机构围绕着君主立宪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的转化。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此方“大清皇帝之宝”便制作于这一时期，似应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的文件。而此宝本身也无使用痕迹，刻宝时所着墨迹如初，抑或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故而被束之高阁。 <> <> 二 独领乾纲——有关朝政方略的闲章 “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这是乾隆皇帝对皇帝宝玺内容的基本看法，实际上，也是所有皇帝宝玺在择取印文时要考虑到的。清代皇帝在选择闲章印文时，都力求充分体现其为政思想，尽管这类闲章在全部皇帝宝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通览之后，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清朝皇帝施政方略的某些痕迹。 檀香木异兽纽“育德勤民”玺 檀香木异兽纽“育德勤民”玺印面 檀香木异兽纽“育德勤民”玺钤本 “育德勤民”玺，清康熙，檀香木质，异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cm见方，通高10.8cm，纽高6.2cm。附系黄色绶带。 “育德勤民”语源《易经》：“山下有风，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盖言君子自当外振穷民，内育己徳，以成天下之大治，强调涵养道德在施政临民中的重要性。康熙此宝稍作变通，改“振民”为“勤民”，凸现出其勤政爱民的“民本”思想。 <> <> 寿山石海水行龙纽“雍正敕命之宝”全形之一 寿山石海水行龙纽“雍正敕命之宝”全形之二 寿山石海水行龙纽“雍正敕命之宝”钤本 “雍正敕命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海水行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4cm见方，通高11.5cm，纽高6cm。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详细记载了此宝的制作过程：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寿山石九龙钮雕夔龙边大宝一件，奉旨：镌‘雍正敕命之宝’。钦此。于二月二十四日寿山石九龙钮雕夔龙边大宝一件，镌‘雍正敕命之宝’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宝四周浅浮雕夔龙纹饰，上部海水行龙借天然石色，雕刻精细。 <> <> 寿山石卧象纽“雍正尊亲之宝” 寿山石卧象纽“雍正尊亲之宝”印面 寿山石卧象纽“雍正尊亲之宝”钤本 “雍正尊亲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卧象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8cm见方，通高9.7cm，纽高6.2cm。 卧象雕刻细腻，身体各部位比例恰到好处，体态生动，象侧置宝瓶一，取“太平有象”之意。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怡亲王交太平有象寿山石图书一方，奉旨：镌‘雍正尊亲之宝’。钦此。本日郎中保德交袁景邵、滕继祖各篆字样二张，呈怡亲王看。王谕：准袁景邵篆的三行样式，但笔画掩草，收拾好再照样镌刻。遵此。于九月十四日太平有象寿山石图书一方，镌刻‘雍正尊亲之宝’完，怡亲王呈进。”其宝文由南匠袁景邵篆写，完成后曾在康熙帝景陵内雍正御笔的明楼、隆恩门、隆恩殿匾额及功德碑、神道碑上钤用，开创了帝后陵寝碑匾由嗣皇帝御书并钤盖“尊亲之宝”之制，以后各帝陵均效仿之，成为定制。故后来诸帝于继位之初都刻制“××尊亲之宝”，以备钤用。 <> <> 寿山石鼍龙纽“敬天尊祖”玺全形之一 寿山石鼍龙纽“敬天尊祖”玺全形之二 寿山石鼍龙纽“敬天尊祖”玺钤本 “敬天尊祖”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鼍龙纽方形玺，篆书。面6.6cm见方，通高9.5cm，纽高4.5cm。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鼍龙钮图书一方，奉旨：镌‘敬天尊祖’。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色寿山石鼍龙钮图书一方，镌‘敬天尊祖’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据此，知此宝刻于雍正元年。乾隆皇帝上雍正尊谥册文曰：“钦惟皇考大行皇帝道协清宁，功隆位育，敬天而虔昭事，孚精意于郊坛；法祖而笃显承，致孝忱于庙佑。”比照雍正帝一生之言行，则知此评之不谬。雍正帝曾言：“自古帝王统御天下，必以敬天法祖为首务。”何谓敬天，则曰：“人君出治，仰承天命，俯临百官，必也上之明于天戒，而省愆修德，而选才任能，以收赞襄之益，故曰厥后惟明明也。苟不能明于天戒，是不知敬天，固无足论矣。”所谓法祖，则为“祗遵成宪”、“一切遵循成法”，具体而言，则是“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者，皆皇考所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敬天尊祖是雍正继位初期十分重要的执政思想，并一直贯穿于其整个执政过程之中。此宝正是这一思想的真实反映。 此宝是雍正帝早期重要宝玺之一，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法之上。 <> <> 寿山石飞熊纽“朝乾夕惕”玺全形之一 寿山石飞熊纽“朝乾夕惕”玺全形之二 寿山石飞熊纽“朝乾夕惕”玺钤本 “朝乾夕惕”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飞熊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cm见方，通高7cm，纽高4cm。 “朝乾夕惕”语出《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意为终日勤奋谨慎。此宝刻于雍正元年（1723），《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飞熊钮图书一方……奉旨：飞熊钮图书镌‘朝乾夕惕’……钦此。于三月十三日红色寿山石飞熊钮图书一方，镌‘朝乾夕惕’四字……怡亲王呈进。”该宝是反映雍正帝勤政思想的重要文物，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法之上。 雍正帝勤政在清代帝王中是出名的。他的多篇诗文记录了其孜孜不倦勤奋工作的情景。“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旸匀。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最能体现雍正帝勤政的是他留下来的大量朱批谕旨。这些谕旨都是雍正帝在地方官员上奏的密折上随手而批，每折 “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对这些密折，雍正帝是每折必看，并作出相应的批示。“此等奏摺，皆本人封达朕前，朕亲自览阅，亲笔批发，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紧张的时候，每天要批阅几十件，常常到深夜。在朱批上经常看到他夜以继日工作的记录。 雍正帝认为“朝乾夕惕”讲的是人君之事，只有人主才配得上此四字，故而极重视之。雍正三年（1725）二月年羹尧上表，颁扬雍正帝的朝乾夕惕，但把“朝乾夕惕”误书为“夕阳朝乾”，雍正帝大发雷霆，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雍正帝曾颇为自信地说：“因思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以励精为先，以怠荒为戒，朕非敢以功德企及古先哲王，而惟此勤勉之心，自信可无忝于古训，实未负我皇考付托之深恩也。”他把“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刻入他的印章中，既是自励，也是自诩。 此宝之飞熊纽雕刻精细，为清早期印纽雕刻之代表作品。 <> <> 寿山石双螭玦纽“兢兢业业”玺 寿山石双螭玦纽“兢兢业业”玺钤本 “兢兢业业”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双螭玦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4.3cm，长9.4cm，通高4.5cm，纽高1.8cm。 “兢兢业业”语出《尚书?6?1皋陶谟》：“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意思是说“为人君当兢兢然戒慎，业业然危惧。言当戒慎，一日二日之间而有万种几微之事，皆须亲自知之，不得自为逸豫也。”雍正帝时自谓：“宵旰焦劳，无日不兢兢业业也。”又言：“圣祖仁皇帝所以乾健日新，为万世立极也。朕兢兢业业永怀绍庭陟降之义尔。”他颇引以为自豪者惟此耳。“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以励精为先，以怠荒为戒。朕非敢以功德企及古先哲王，而惟此勤勉之心，自信可无忝于古训，实未负我皇考付托之深恩也。”该玺刻于雍正帝即位后不久。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白寿山石双螭玦长方引首一件。奉旨：两边磨去些，镌‘兢兢业业’。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白寿山石双螭玦长方引首一件，镌‘兢兢业业’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该玺为雍正帝自励自勉之作。 寿山石双兽纽“亲贤爱民”玺全形之一 寿山石双兽纽“亲贤爱民”玺全形之二 寿山石双兽纽“亲贤爱民”玺钤本 “亲贤爱民”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双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6cm见方，通高9.2cm，纽高4.5cm。 此宝刻于雍正元年（1723），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双兽钮图书一方，奉旨：镌‘亲贤爱民’，钦此。于四月初八日红色寿山石双兽钮图书一方，镌‘亲贤爱民’字样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此宝为雍正帝御极后的自箴之作。其一向以为君者当以亲贤为治国之本，以爱民为立政之基，尤其甫乘大统之际，更时刻不忘，以此作为律己待人之警言。与清朝皇帝一贯提倡的“敬天法祖亲贤爱民”的政纲正相吻合。 <> <> 寿山石螭纽“乾隆敕命之宝”全形之一 寿山石螭纽“乾隆敕命之宝”全形之二 寿山石螭纽“乾隆敕命之宝”钤本 “乾隆敕命之宝”，清乾隆，寿山石质，螭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3cm见方，通高13.4cm，纽高5cm。 宝四周浅浮雕夔龙及曲线纹饰，上部雕形态各异的螭龙，其印体和边饰的做法与雍正元年（1723）刻制的“雍正御笔之宝”如出一辙，可知乾隆帝此宝是利用宫中原存的早期成品刻制的。此宝应专钤于乾隆帝发布的敕书之上，其地位与“二十五宝”之中的“敕命之宝”同，为乾隆帝诸宝玺中规格较高者。 <> <> 白玉交龙纽“敬天勤民”玺 白玉交龙纽“敬天勤民”玺钤本 “敬天勤民”玺，清乾隆，白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6cm见方，通高9.2cm，纽高4.6cm。附系黄色绶带。 玺四周刻乾隆帝御制《敬天勤民宝四言诗》。按：清代皇帝制作“敬天勤民”宝始于康熙帝，是一方檀香木宝，一直存放于乾清宫中，质地虽不贵重，但却是反映康熙帝思想的重要实物。鉴于此，雍正帝继位后，便把一方原来刻有“万几余暇”四字的康熙白玉交龙纽宝上的印文磨去，将“敬天勤民”四字仿刻上去，仍存放于乾清宫中，并把康熙帝原檀香木宝妥善保存。 乾隆帝继位后，遵照雍正帝的成例，仍然把这方宝玺单独存放于乾清宫中，并于乾隆十三年（1748）命工匠把他的《敬天勤民宝四言诗》刻在宝的四周。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火灾，雍正帝重刻的白玉“敬天勤民”被焚毁。于是乾隆帝又命重新制作一方，不仅印文一样，同时也将《敬天勤民宝四言诗》原样复制，这就是此方“敬天勤民”宝。关于一再复制“敬天勤民”宝的原由，乾隆帝曾有过解释：“皇祖御书钤用诸玺，皇考制箱以藏之，惟留是宝于外以钤用御书。予小子敬遵成典，收藏皇考御宝时亦留是宝于外，常钤用焉。是宝也，经三世而一例宝用，且将垂之奕禩而无穷，岂以追琢其章哉？盖取义有足重耳。”可以说，雍正帝、乾隆帝之所以一再重镌康熙帝“敬天勤民”玺，更多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康熙帝“敬天勤民”的宝贵思想。他们重视的并不是宝玺本身，而是“敬天勤民”四字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正如乾隆帝所说：“匪贵其材，实珍其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敬天勤民”不仅是康熙帝的座右铭，也是雍正帝、乾隆帝的为政之本。宝玺本身的一再复制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所蕴涵的深刻意义的理解。 <> <> 寿山石卧兽纽“所宝惟贤”玺 寿山石卧兽纽“所宝惟贤”玺钤本 “所宝惟贤”玺，清乾隆，寿山石质，卧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cm见方，通高4.5cm，纽高1.9cm。 此玺与“乾隆御笔”、“德日新”为一组，相配使用，钤诸御笔书画之上。“所宝惟贤”语出《尚书?旅獒》：“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说明宝贤用能的重要性。正如后人所释：“宝贤生能，则近人安，近人安则远人安矣。”乾隆帝于此亦深有感悟，将其视为定国安民的根本。故有“圣人养万民而不能不赖贤之时亮天工。是以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圄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寰区至广也，生民至众也，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其敝精劳神而迄无成功，亦不待烛照数计而龟卜矣。自古贤王劳于求贤，逸于得人，然得人始逸而求贤则劳，毋论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实，所得非其人，所求非其贤，而天下之万民，不可以一日而不养”的论述。 乾隆帝将此为文入玺，以明其求贤若渴，绥远抚近之心迹。 <> <> 青玉交龙纽“归政仍训政”玺 青玉交龙纽“归政仍训政”玺钤本 “归政仍训政”玺，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3cm见方，通高5.6cm，纽高2.7cm。附系黄色绶带。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帝在宣布传位皇十五子颙琰，并于次年新正举行禅位大典的同时，又颁布谕旨：“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此后，训政便作为乾隆帝的合法权力和施政方式，时时出现于其言谈话语中，并在他归政后切实执行。“侥幸已躬最无射，频繁眷佑愧难承。虽云归政仍训政，两字心传业与兢。” “今又届元夕，风月清佳，余揣精神纯固，训政如常，实为高年盛事。” “自丙辰元日授玺，心愿符初，迄今已阅三年，而训政敕几，仍未敢一日稍懈。” “归政仍训政”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权力运行的基本机制，一直延续到乾隆帝去世为止。他以此约束嘉庆帝，保证了国家政治仍然按照他的意图运转。在乾隆晚期诸玺中此玺尤为重要。 <> <> 寿山石随形纽“嘉庆尊亲之宝”全形之一 寿山石随形纽“嘉庆尊亲之宝”全形之二 寿山石随形纽“嘉庆尊亲之宝”钤本 “嘉庆尊亲之宝”，清嘉庆，寿山石质，随形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7cm长，9.3cm宽，通高17.8cm。 “尊亲之宝”一般在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制作，为上尊谥或徽号而用。此方“嘉庆尊亲之宝”在嘉庆初年的乾隆帝裕陵的神道碑上已经使用，是嘉庆帝宝玺中制作较早的一方。 宝周身雕山石树木和出没于其间的螭龙，并有代表“天保九如”的图案穿插其间，顶端有总括所雕形象含义的“瑞叶九如，万寿无疆”的题记。其雕刻细腻传神，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宝身正面下部有“含章发采，镂形九如，义标雅什，珍俪璠璵。旃蒙大渊献月在执徐”的题款及“清宫”、“鉴赏”印记。据《尔雅?释天》，太岁“在乙曰旃蒙”，是为岁阳；“在亥曰大渊献”，是为岁名。“旃蒙大渊献”即乙亥年。从题款和印记可知，此宝的雕制至少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乙亥年）由内府御用工匠完成，以为祝寿之用，至嘉庆初年又刻上现在的印文，因此此宝表现了乾隆年间宫廷寿山石雕刻水平。 <> <> 昌化石雕云龙“惟几惟康”玺 昌化石雕云龙“惟几惟康”玺印面 昌化石雕云龙“惟几惟康”玺钤本 “惟几惟康”玺，清嘉庆，昌化石质，随形雕云龙方形玺，汉文篆书。面7.1cm见方，通高14cm。 “惟几惟康”语出《尚书?益稷》：“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盖言人君奉天命以临民，安其位者，惟在慎几，惟在慎微。嘉庆以“惟几惟康”为治世之要道，故刻之于玺，垂诸万世，固当与典谟训诰共昭法守。 <> <> 青玉云龙纽“传心基命”玺 青玉云龙纽“传心基命”玺钤本 “传心基命”玺，清嘉庆，青玉质，云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cm见方，通高7.3cm，纽高3.1cm。 “传心”，指继承古代贤王圣哲之心法，宫中一处名为传心殿的宫殿内所祭祀的对象为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即可为证。“基命”，语出《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原是颂扬周成王为继续光大文武之业而竭尽心力，后多用于颂扬帝王之德。嘉庆帝以此为文刻玺，自有其深意。 此玺与“嘉庆御笔”、“毓庆宫”相配成一组，并刻制了多套，是嘉庆宝玺中同一玺文复刻较多者，原存嘉庆帝做皇太子和继位初期所居住的毓庆宫内。通过与之相配的其他二玺，可以略窥嘉庆帝毓庆宫时期生活之一斑。在这里，他一方面要进行一些艺事活动，怡情翰墨，故有“嘉庆御笔”之玺；另一方面还要学习治国方略，故有“传心基命”之玺。嘉庆帝自己也说：“传心基命，帝心之宥密可见。”其所传所基者何心何命？当然是圣人之心、乾隆之命。此时的嘉庆帝对乾隆帝的成命奉之若天，同时亦图有所振作，此正与周成王以自身的努力使文王、武王开创的基业得以发扬传承的事例相若。可以说，这方宝玺基本反映了嘉庆帝毓庆宫受教阶段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 <> 青玉瑞兽纽“保泰持盈”玺 青玉瑞兽纽“保泰持盈”玺钤本 “保泰持盈”玺，清嘉庆，青玉质，瑞兽纽葫芦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4cm，长4.1cm，通高3.1cm，纽高1.9cm。 “保泰持盈”，意即当人处盈泰之时，更要常怀敬慎之心，以使圆满状态得以保持，即以谦慎之心处盈泰之时。 清代皇帝中最早系统提出“保泰持盈”思想的是乾隆帝。乾隆中叶，统一新疆战事胜利之后，清朝进入了全盛时期，乾隆帝的施政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持盈保泰”屡屡出现在其御制诗文中，并不断得到阐发。“重熙累洽诚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时”；“惟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愿与中外臣民共之”。“持盈保泰”逐渐成为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 嘉庆帝继位后，仍然以此为施政要略，多次申明，并时时以“艰哉时保泰，凛若慎持盈”自勉。道光帝在追述其父功绩时，也把所谓“九有归怀”的局面归因于嘉庆帝的“承累洽重熙之治，著持盈保泰之规”，说明嘉庆帝对“持盈保泰”的方略同样是非常重视的，此方宝玺可以说是一个例证。 提倡“持盈保泰”，以防止皇帝个人因盈泰而骄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将其作为治国方略，则会使统治集团逐步丧失进取精神，为维持现状而“护守成宪”，各种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乾隆朝晚期以后的社会就是如此。 <> <> 寿山石雕云龙“政贵有恒”玺 寿山石雕云龙“政贵有恒”玺钤本 “政贵有恒”玺，清道光，寿山石质，通体雕云龙纹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6cm见方，通高9.9cm。 “政贵有恒”语出《尚书?毕命》周康王向毕公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将“政贵有恒”刻成宝玺，表明道光帝继位后对国家政策保持持续性、连贯性和稳定性的基本看法，与清帝一贯遵循的“法祖”政纲正相一致。 寿山石雕灵芝葡萄“恭俭惟德”玺全形之一 寿山石雕灵芝葡萄“恭俭惟德”玺全形之二 寿山石雕灵芝葡萄“恭俭惟德”玺钤本 “恭俭惟德”玺，清道光，寿山石质，随形雕灵芝葡萄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cm见方，通高9.5cm。 “恭俭惟德”语出《尚书?周官》：“推贤让能，庶官乃和，盖言谦也；恭俭惟德，无载而伪，盖言德也。”道光《养正书屋全集定本》卷三二在引述这段话之后，又进一步申明为政之要，首尚节俭：“在内则节身谨度，屏去浮华，崇尚恭俭，而忠良任之勿贰，谗佞去之勿疑，虚心礼下，常念满损之戒。”充分显现出道光帝对节俭的重视。他认为作为帝王治理国家，重要的是节用和爱人。所谓节用，就是要汰除奢华，节所当节。帝王治国，要量入为出，皇室的一切费用，都要以节俭为要，有用有节，不伤财，不害民；要理顺财政，将节俭开支形成制度，只有这样，国家有事，才不会忧虑国库空虚。继位以后，道光帝又着重把节俭从经济角度引申到治国之道中去，作为修身图治的必要措施，力求贯穿于施政中，并谕令把节俭作为制度和治国的原则固定下来，使其成为振兴王朝的永久图治之道。在道光眼中，节俭不仅是一项经济措施，同时也是他的施政纲领，是他要推行的节俭政治的重要内容。为了提倡节俭，道光帝还身体力行，从我做起，衣食俭朴，裁减贡物，力戒宫廷浮华，几十年如一日，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曾有记载：“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俭，为史册所罕见。所服套裤，当膝处穿破，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于是大臣效之，亦缀一圆绸膝间。”其节俭程度在有清一代帝王中是十分罕见的。此玺是反映道光帝节俭思想的重要实物。 <> <> 水晶连环桥纽“同治尊亲之宝” 水晶连环桥纽“同治尊亲之宝”钤本 “同治尊亲之宝”，清同治，水晶质，连环桥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8cm见方，通高5.2cm，纽高2cm。 同治帝宝玺。此宝用一块水晶雕制，尤其是桥纽及连环，雕刻难度很大，不易成型，故十分难得。此宝曾钤于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行乐图》以及咸丰帝定陵神道碑之上。 <> <> “同道堂”与“御赏”二玺 “同道堂”与“御赏”二玺之二 “同道堂”与“御赏”二印钤本 “同道堂、御赏”玺，清咸丰，二方一组，共装于一黑漆盒内。其中“同道堂”玺，青田石质，光素，篆书。面2cm见方，通高8cm。“御赏”玺，田黄石质，光素，篆书。面宽1cm，长2cm，通高5cm。 两玺原是咸丰帝奕詝所用的闲章。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临终前遗诏立六岁的载淳为皇太子，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嗣皇帝处理政务。同时将“同道堂”、“御赏”两方小玺分别赐给载淳和皇后纽祜禄氏，并规定凡以后下发谕旨必须钤用此二玺为凭。据《热河密札》记载：“两玺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玺，上用‘同道堂’玺，凡应朱笔处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由于载淳年幼，“同道堂”玺便被其生母慈禧太后控制，代子钤印，从而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 二玺作为谕旨下发的凭证，其使用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始，约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结束，是晚清政治的见证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 怀抱古今——有关生活情趣的闲章 印章虽小，但约千言于数字，缩寻丈于径寸，诚可谓尽乎碑版铭勋赋诗乐志之胜。皇帝闲章亦不例外，尤其是嘉言诗词玺，多凭借诗词文句表达其个人的胸襟怀抱，优美的文辞，加之篆刻家的细心经营和巧妙雕琢，在方寸之间，呈现出典雅的意境和风神。 清代皇帝常于万几之暇，读书研史，鉴赏吟咏，以琴棋书画自娱。这在他们的闲章中表现很明显。如写字作画的有“××宸翰”、“××御笔”，描绘自然中物象的有“平生知己是梅花”，此外，调琴鼓瑟、吟诗读书等也有闲章表现。 由于皇帝的闲章多是根据他们的旨意而作，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落入印文，借以抒发一己之心性，即便是内外臣工的进献，也都揣摩上意，因此，综合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印文中所反映出的皇帝鲜明的个性特点。 <> <> <> 寿山石雕夔龙瓦纽“雍正御笔之宝”全形之一 寿山石雕夔龙瓦纽“雍正御笔之宝”全形之二 寿山石雕夔龙瓦纽“雍正御笔之宝”钤本 “雍正御笔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雕夔龙瓦纽，汉文篆书。面13.2cm见方，通高15cm，纽高6.5cm。 此宝体量硕大，瓦纽上雕出没于云间的九条夔龙，形态各异，宝周边浅浮雕博古夔龙纹饰，古朴典雅，做工精细，为典型的清早期寿山石雕作品。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详细记载了此宝的制作过程：雍正元年（1736）“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出寿山石夔龙钮宝一方，上书朱字‘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镌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邵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划微细，照袁景邵篆书的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何讲究。钦此。于正月廿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邵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 ’，将‘之’字下横取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于正月廿九日刻得。怡亲王呈进讫。奉旨：将此宝好生收着。钦此。”可知此宝刻于雍正元年正月，是雍正继位后首批制作的宝玺中最早完成的。宝文由清代著名书法家翰林张照撰写，并按照雍正帝的意见进行了局部修改。为雍正宝玺中的重器。 <> <> 寿山石云龙纽“雍正宸翰”玺 寿山石云龙纽“雍正宸翰”玺钤本 “雍正宸翰”玺，清雍正，寿山石质，云龙纽，汉文篆书。面6.2cm见方，通高7cm，纽高4.5cm。 此宝纽雕云如流水，行龙出没云端，飘逸生动。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元年（1736）“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红色寿山石苍龙教子钮图书一方，奉旨……苍龙教子钮图书镌‘雍正宸翰’。钦此。于三月十三日……红色寿山石苍龙教子钮图书一方，镌‘雍正宸翰’四字，配做一锦匣，怡亲王呈进。” 此宝经常与“朝乾夕惕”或“亲贤爱民”相配，钤于雍正帝御笔书画之上，印迹至今多有留存。 <> <> 寿山石狮纽“圆明主人”玺 寿山石狮纽“圆明主人”玺钤本 “圆明主人”玺，清雍正，寿山石质，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8cm见方，通高7.7cm，纽高3cm。 该玺为雍正帝皇子时期所制，大致刻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因是年康熙帝把畅春园北赐给皇四子胤禛，并“赐以园额曰‘圆明 ’”，此后雍正便以“圆明主人”自居。“至若嘉名之赐以圆明，意旨深远，殊未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知也。若举斯义以铭户牖，以勖身心，虔体天意，永怀圣诲。含熙品汇，长养元和，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则“圆明主人”之蕴义可知矣。此玺曾钤于《御选语录》之《御制总序》及《御制序》后。 <> <> 寿山石“破尘居士”玺 寿山石“破尘居士”玺钤本 “破尘居士”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光素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7cm见方，通高2.7 cm。 此玺为雍正帝皇子时期所制。此玺与“雍亲王宝”相配使用，钤于御笔书法之上。雍正自云少年时代既喜读佛家典籍，成年后更事研讨，与僧侣往来甚密。他自号“破尘居士”，表明其身不出家，却于家修佛。“破尘居士”之号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即已使用，因其时书赠友人马都统中即有 “雍王破尘居士”句，可为一证。此玺雍正帝即位后便不再使用。 <> <> 寿山石雕山水人物“万国咸宁”玺 寿山石雕山水人物“万国咸宁”玺钤本 “万国咸宁”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随形雕山水人物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3cm见方，通高7cm。 “万国咸宁”语出《周易?乾卦》：“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又出《尚书?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洲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盖言万民当有君主，立百官，以明统绪，以分尊卑，则天下安宁，万民安生。康熙帝时将“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镌于乾清宫御座后的屏风之上，雍正帝则更将“万国咸宁”入玺，皆有“综括治道无遗，而为君者必如是，然后可谓尽君道”之意。乾隆帝申论：“人莫不衣食也，足之则宁。民犹水也，澄之则清。使菽栗布帛如水火，亦其难矣。岂可虚诩升平乎？”则“万国咸宁”并非虚诩升平，而有为君自警深意于其中。 <> <> 昌化石雕荷塘小景“乾隆宸翰”玺全形之一 昌化石雕荷塘小景“乾隆宸翰”玺全形之二 昌化石雕荷塘小景“乾隆宸翰”玺钤本 “乾隆宸翰”玺，清乾隆，昌化石质，随形雕荷塘小景方形玺，汉文篆书。面8.4cm见方，通高15.2cm。 此玺用昌化鸡血石刻治，印石鸡血虽然不多，只丝丝缕缕散布于顶端，但质地却极温润，近似于牛角冻。尤其是雕刻者依据材质表面不同的色彩巧妙构思，精心布局，使之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如篷的荷叶密密而布，点点红蕊或含苞，或怒放；荷丛中双鹤漫步，悠闲自得；鸳鸯比肩而游，鱼儿嬉于水底。荷叶间有蜻蜓、蜘蛛、青蛙、小蟹、鹭鸶等鸟虫，生机勃勃，使人自然联想起南国水乡的迷人景色。整个作品设计新颖独特，雕琢精微细腻，形象生动传神，被人喻为“巨灵妙手，小幅丹青”，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是乾隆帝宝玺中雕制最为精美者之一。 该印本为文人印章。印体四周山石间有时人题记多处，书法灵动，词句隽永，极富韵致。其中前面石上作者题款云：“莲塘三十里，四面起清风。鸳鸯飞不去，只在藕花中。己卯夏日过西湖，见莲花烂漫，摹之于石，以博大雅一哂云尔。”可知此印制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取材于西湖景色。通过题记，不难想象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相当满意，并经常和朋友同好一起品评的情状。 这件当初抒写文人雅兴的案头清供，是什么时间、通过何种途径进入宫中收藏的，今天已无从了解。乾隆帝将其刻成御用玺印后，同样爱不释手，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画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风雅皇帝的文人情调。 田黄石“信天主人”玺 田黄石“信天主人”玺钤本 “信天主人”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长方形玺，汉文篆书，玺文两边围二升龙图案。面宽2.5cm，长3.2cm，通高5.5cm。 乾隆帝早年曾著《开惑论》，仿四子讲德之意，设为春秋硕儒、臻成大夫二人问答，其文中有：“枭瞷文身，无不内属，慕义归仁，鸿庸爰建，千古未闻。若子者所谓菽麦未辨，安足以知我信天主人哉？信天主人乃召大夫硕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谓楚即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其中“信天主人”乃乾隆自称，取“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意。乾隆在七十五岁时又作《信天主人自箴》诗云：“开惑昔年著论曾，信天爰以主人称。谓危反用成安屡，逮失还资为得仍。事定不堪迥回忆，途长惟益励心兢。信天天眷古稀有，顾我何修遇此能？”表达了乾隆帝以“信天主人”为号的意旨。 <> <> 田黄石子母狮纽“乾隆御笔”玺 田黄石子母狮纽“乾隆御笔”玺钤本 “乾隆御笔”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子母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7cm见方，通高6.2cm，纽高3.5cm。 此宝与“所宝惟贤”、“德日新”为一组配合使用，是乾隆帝宝玺中钤用较多的一方。如著名的“三希堂”匾上就钤有此玺。 <> <> 昌化石质“惟精惟一”玺全形之一 昌化石质“惟精惟一”玺钤本 “惟精惟一”玺，清乾隆，昌化石质，随形雕苏轼《赤壁赋》文意，汉文篆书。面6.9cm见方，通高11.9cm。贴黄签一，上墨书“惟精惟一御宝一方”。 “惟精惟一”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言所以为君治民之心法。恰如孔颖达注疏所云：“居位则治民，治民必须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经也，物所从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为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民必须明道，道心微则难明，将欲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必须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盖言为人君者，应“精”、“一”兼执，修行己身。乾隆帝以此为玺文刻制了多方宝玺，此为其中之一。此玺与“乾隆宸翰”相配，钤诸御笔书画之上。 <> <> 碧玉交龙纽“古稀天子之宝” 碧玉交龙纽“古稀天子之宝”钤本 “古稀天子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9cm见方，通高10.8cm，纽高5.2cm。 宝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古稀说》。此玺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年乾隆七十万寿。稽诸史籍，“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汉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 。但在乾隆帝看来，其中前面四君均是不足为法的，余下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虽为创业之君，于国于身皆有建树，但仍不乏“礼乐政刑有未遑焉”的遗憾，而把他自己看成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于是，便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以纪念之，并作《古稀说》云：“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即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其未归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犹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励己躬也。”此时的乾隆帝还相当明智，虽自负但不自满。“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天之本，必益凛且明，勿敢或逾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他要做到“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才把“犹日孜孜”作为“古稀天子之宝”的副章相配使用。透过这方“古稀天子之宝”及其产生的背景，恰好反映出乾隆帝那种壮志未泯，雄心未已，励精图治而且是相当自负的精神状态。 <> <> 碧玉交龙纽“八徵耄念之宝”及宝匣 碧玉交龙纽“八徵耄念之宝” 碧玉交龙纽“八徵耄念之宝”钤本 “八徵耄念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1cm，纽高5。4cm。附系黄色绶带。 宝四周阴刻乾隆帝御笔《八徵耄念之宝记》曰：“予年七十时，用杜甫句镌‘古稀天子之宝’，而即继之曰‘犹日孜孜’，不敢怠于政也。蒙天眷佑，幸无大损，越于兹又浃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开袤之庆，镌为玺，以殿诸御笔，盖莫若《洪范》八徵之念。”观此文，可知乾隆在八十万寿时镌刻此宝的原因。在刻治“八徵耄念之宝”之同时，又刻治“自强不息”玺作为副章，其用意也显而易见。 <> <> <> 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及宝匣 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 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钤本 “十全老人之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8cm见方，通高15.3cm，纽高5.4cm。 宝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十全”，指乾隆帝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十全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两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但到后来乾隆帝命刻此“十全老人之宝”时，却赋予了“十全”更多的内容。他在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中讲到宝玺的制作及其原由：“十全记既成，因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并为说曰：十全本以纪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宝’则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幸赖天佑，劼劬蕆局，未加一赋而赋乃蠲四；弗劳一民而民收无万。祗或免穷黩之讥耳。若夫老人之十全，则尚未全也。盖人君之职，岂止武功一事哉？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一日不敢立乎其位。官者何？职之谓也。君子职不能尽言，况敢云尽其职乎？未尽其职，则‘十全老人之宝’，不亦涉自欺与夸而增惭愧乎？然老人之十全，实更有奢望，不敢必以敬持天佑者。十全之武功，诚叨天佑矣。则十全之尽君职，或亦可以希天佑乎？夫适百里者半九十里，予今三年归政之全人，不啻半九十，而且如三十年之久矣。是以逮七十而系‘犹日孜孜’以为箴，至八十而系‘自强不息’以为勉，则此可必可不必。三年中敢不益励宵衣旰食之勤，益切敬天爱民之念，虔俟昊贶，或允臻十全之境，祖三年诚如三十年之远。幸何如之，企何如之，惕何如之。”可知乾隆帝制此宝，不仅是要显扬其十全武功，而且是要时时勉励自己尽君之全职，以实现其“千古全人”之夙愿。可以这样说，此玺既是乾隆帝的纪功之物，也是他的自励之玺。 <> <> 白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 白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钤本 “太上皇帝之宝”，清乾隆，白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1cm见方，通高8.5cm，纽高3.5cm。 “太上皇”之称谓出现甚早，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便尊其父为太上皇，以示崇敬。历代皇帝传位于太子，亦自称太上皇。历史上为太上皇者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但多数是受形势所迫勉强让位。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怕非清代乾隆帝莫属。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第二年新正，乾隆帝亲自举行授受大典，并下诏：“……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这样，乾隆帝结束了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皇帝生涯，成为清代唯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帝。 就在宣布传位顒琰之同时，乾隆帝也为即将到来的太上皇生活进行积极准备。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帝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此后，在乾隆帝授意下，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多方“太上皇帝之宝”。 此宝四周阴刻乾隆帝御制《自题太上皇宝》诗。乾隆帝对此玺十分看重，成为太上皇帝身份的证物，是乾隆帝最为重要的宝玺之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 <> 青玉质瑞兽纽“即事多所欣”玺 青玉质瑞兽纽“即事多所欣”玺钤本 “即事多所欣”玺，清乾隆，青玉质，瑞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5cm见方，通高7cm，纽高3.9cm。 “即事多所欣”语出东晋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之二。原诗为：“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此诗是陶渊明三十九岁时闲居在家，于新春参加耕种时对古人的怀想与抒怀。其中“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句是说：虽然还无法预测一年的收成，但眼前所见到的情景就已经使人非常高兴。乾隆帝对陶渊明此诗肯定非常熟悉，因为在他为宫内重华宫中的书房“抑斋”题写的对联“赏心于此遇，即事多所欣”中，就巧妙地借用了此句，同时又将其作为玺文刻成宝玺，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碧玉“心愿符初之宝” 碧玉“心愿符初之宝”钤本 “心愿符初”玺，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7cm见方，通高10.3cm，纽高5.2cm。 此为乾隆帝晚年所制宝玺。乾隆帝晚年，训政之暇，还经常沉浸在对自己一生辉煌历程的回味之中，津津乐道于“得遂初心”、“心愿符初”，在回味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和精神寄托。乾隆帝晚年多次提到有关“心愿符初”的事情。比如：“朕自御宇初年，即焚香敬告上苍，若纪年周甲，当传位嗣子，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之数。节经明降谕旨，宣于中外，今敬迓洪厘，幸符初愿，新岁大廷授玺。”“纪元周甲，心愿符初，今岁元正大廷授玺，称太上皇帝，幸为千古全人。”“朕今寿望九秩，精神康健，视听未衰。若来岁归政，遂思自暇自逸，竟至天下重务于不顾，则非所以敬承天眷，亦非御极初年定期归政，不肯恋位之初心矣。”“自丙辰元日授玺，心愿符初，迄今已阅三年。”通过以上引文，可知乾隆帝所谓 “心愿符初”，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纪元周甲。作为皇帝，御极天下六十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乾隆帝虽口口声声强调“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之数”，但实际上其享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康熙帝，这是他从未明言的心愿。其二，授玺归政，称太上皇，从而有资格同历史上的贤主明君比较，堪称“古今帝王第一”。此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刻制的，充分反映出乾隆帝的晚年心态。 <> <> 碧玉盘龙纽“心清闻妙香”玺 碧玉盘龙纽“心清闻妙香”玺钤本 “心清闻妙香”玺，清乾隆，碧玉质，盘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4cm见方，通高6.7cm，纽高3.4cm。 “心清闻妙香”语出杜甫诗《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三。原诗为：“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迥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若见尘沙黄。”乾隆帝择此句刻入宝玺，与杜甫当时之心境不同，而是以心清自比，以妙香喻外，盖言身处太平之世，身心俱佳，得无限清幽之乐。 <> <> 寿山石佛手茎蔓纽“福绪祥源”玺 寿山石佛手茎蔓纽“福绪祥源”玺钤本 “福绪祥源”玺，清嘉庆，寿山石质，佛手茎蔓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cm见方，通高9.3cm，纽高3.5cm。 <> <> 寿山石“嘉庆宸翰”玺 寿山石“嘉庆宸翰”玺钤本 “嘉庆宸翰”玺，清嘉庆，寿山石质，通体浅浮雕松石小景。汉文篆书。面3.3cm见方，通高7.5cm。 此宝质地一般，有微细裂痕，颜色深浅不一，但治印者因形就势，用浅浮雕技法雕出苍松、山石、亭榭，布局恰到好处，巧妙地掩盖了石材本身的瑕疵，堪称妙品。此宝在嘉庆帝御笔上钤用较多。 <> <> 鸡血石“咸”“丰”对玺 鸡血石“咸”“丰”对玺之“咸”玺 鸡血石“咸”“丰”对玺之“丰”玺 “咸”“丰”对玺，清咸丰，鸡血石质，光素。其中“咸”字阳文玺，汉文篆书，面径4cm，高15.7cm。“丰”字阴文玺，汉文篆书，面4cm见方，高15.7cm。 两玺为对印，组合使用，以一圆一方、一阴一阳连珠成为年号玺，并用万字回纹装饰。这种组合方式始于乾隆时期，以后诸帝皆有制作。此对玺系用一块昌化鸡血石剖解而成，赭色冻地上遍布鲜红明艳的鸡血，为鸡血印石中的上品。 <> <> <> 墨晶狮纽“咸丰之宝” 墨晶狮纽“咸丰之宝”钤本 “咸丰之宝”，清咸丰，墨晶质，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2cm见方，通高12.3cm，纽高5.7cm。 <> <> 田黄石瑞兽纽“克敬居”玺 田黄石瑞兽纽“克敬居”玺钤本 “克敬居”玺，清咸丰，田黄石质，瑞兽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8cm，长4cm，通高4.8cm，纽高2.8cm。 “克敬居”位于内廷西六宫之一的咸福宫后院正殿的同道堂内，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在同道堂为道光帝守孝，期满后仍经常居住于此，故这里与咸丰帝有关的遗存较多。其中咸丰帝御笔楠木填石青满汉文“克敬居”匾就悬挂在这里。“克敬”语出《尚书?太甲中》：“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意即天于人无亲疏，惟敬能亲。居名“克敬”，并刻此玺，反映出咸丰帝克敬于天的思想。 <> <> 寿山石双鱼纽“平生知己是梅花”玺 寿山石双鱼纽“平生知己是梅花”玺钤本 “平生知己是梅花”玺，清嘉庆，寿山石质，双鱼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1.7cm，长3.1cm，通高4cm，纽高2.2cm。 寿山石夔龙纽“嘉庆御笔之宝” 寿山石夔龙纽“嘉庆御笔之宝”钤本 “嘉庆御笔之宝”，清嘉庆，寿山石质，夔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8.6cm见方，通高8.5cm，纽高4.1cm。 此宝周边满刻浅浮雕夔龙及博古纹饰，上部雕夔龙出没于云间，体态生动，其质地与四边纹饰、纽雕等都与康熙朝晚期的寿山石印章风格一致，说明此玺是嘉庆时利用宫中收藏的旧宝改刻的。这也是帝后宝玺制作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 <> 青玉交龙纽“夙闻诗礼凛心传”玺 青玉交龙纽“夙闻诗礼凛心传”玺钤本 “夙闻诗礼凛心传”玺，清嘉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6.5cm见方，通高5.8cm，纽高2.7cm。附系黄色绶带。 “夙闻诗礼”，语出《论语?6?1季氏》：“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凛心传”，《大学衍义》云：“师弟以学说相传授亦曰心传。”嘉庆帝深受传统诗书礼仪熏陶和皇父言传身教，铭刻心间并要承继下来。 宝亲王宝（组玺） 宝亲王宝（组玺），清雍正，共十六方，置于黄绫须弥式玺座之上，外承以檀香木匣，匣面刻写玺文。为乾隆帝御极之前所制作。《乾隆宝籔》云：“右宝皇上青宫时所制……其语句可通为标识者，今宸翰仍一例钤用云。”又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封弘历为宝亲王。则知道这些宝玺作于雍正十一年二月之后。除斋堂名号玺之外，其余各方皆言其读书之生活，自然之情趣，为人之准则，可谓乾隆帝为皇子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载，乾隆帝“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于经史典籍甚为熟悉，故其宝玺之文，多出于经史诗辞，被之玛瑙、青金、碧玉、白玉等珍贵印料，雕刻精致，文优而质美，可谓乾隆早年制印的代表作品。 碧玉虎纽“宝亲王宝”、“长春居士”连珠玺 碧玉虎纽“宝亲王宝”、“长春居士”连珠玺钤本 “宝亲王宝”、“长春居士”连珠玺，清雍正，碧玉质，虎纽。篆书。面宽1.1cm，全长2.7cm，通高1.5cm，纽高0.9cm。 <> <> <> 碧玉螭纽“爱竹学心虚”玺 碧玉螭纽“爱竹学心虚”玺钤本 “爱竹学心虚”玺，清雍正，碧玉质，螭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4cm，长1.9cm，通高1.4cm，纽高0.7cm。 <> <> 白玉螭纽“掬水月在手”玺 白玉螭纽“掬水月在手”玺钤本 “掬水月在手”玺，清雍正，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4cm，长1.6cm，通高1.3cm，纽高0.6cm。 <> <> 紫晶螭纽“乐善堂”玺 紫晶螭纽“乐善堂”玺钤本 “乐善堂”玺，清雍正，紫晶质，螭纽椭圆形玺。篆书。短径1.6cm，长径2.3cm，通高1.5cm，纽高0.8cm。 <> <> 青玉兽纽“千潭月印”玺 青玉兽纽“千潭月印”玺钤本 “千潭月印”玺，清雍正，青玉质，兽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4cm，长1.6cm，通高1.3cm，纽高0.6cm。 <> <> 玛瑙龟纽“抑斋”玺 玛瑙龟纽“抑斋”玺钤本 “抑斋”玺，清雍正，玛瑙质，龟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3cm，长1.6cm，通高1.6cm，纽高0.9cm。 白玉螭纽“追逐其章”玺 白玉螭纽“追逐其章”玺钤本 “追逐其章”玺，清雍正，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4cm，长1.8cm，通高1.3cm，纽高0.7cm。 <> <> 玛瑙“齐物”玺 玛瑙“齐物”玺钤本 “齐物”玺，清雍正，玛瑙质，异兽形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4cm，长1.7cm，通高2cm，纽高1.2cm。 <> <> 玛瑙螭纽“菑畬经训”玺 玛瑙螭纽“菑畬经训”玺钤本 “菑畬经训”玺，清雍正，玛瑙质，螭纽方形玺。篆书。面1.8cm见方，通高1.6cm，纽高0.9cm。 <> <> 青金石螭纽“大块假我以文章”玺 青金石螭纽“大块假我以文章”玺钤本 “大块假我以文章”玺，清雍正，青金石质，螭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5cm．长1.8cm，通高1.3cm，纽高0.7cm。 <> <> 青金石螭纽“月明满地相思”玺 青金石螭纽“月明满地相思”玺钤本 “月明满地相思”玺，清雍正，青金石质，螭纽方形玺。篆书。面1.6cm见方，通高1.2cm，纽高0.6cm。 <> <> 白玉螭纽“众花胜处松千尺”玺 白玉螭纽“众花胜处松千尺”玺钤本 “众花胜处松千尺”玺，清雍正，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7cm，长1.9cm，通高1.4cm，纽高0.8cm。 白玉螭纽“如如”玺 白玉螭纽“如如”玺钤本 “如如”玺，清雍正，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3cm，长1.9cm，通高1.2cm，纽高0.5cm。 如如，佛语，指真如常住，圆满而不凝滞之境界。《金刚经》：“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乾隆三十三年（1768）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即钤此玺。 <> <> 白玉螭纽“落花满地皆文章”玺 白玉螭纽“落花满地皆文章”玺钤本 “落花满地皆文章”玺，清雍正，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篆书。面宽1.7cm，长1.9cm，通高1.4cm，纽高0.8cm。 <> <> 玛瑙螭纽“半榻琴书”玺 玛瑙螭纽“半榻琴书”玺钤本 “半榻琴书”玺，清雍正，玛瑙质，螭纽方形玺。篆书。面1.7cm见方，通高1.7cm，纽高1.2cm。 <> <> 白红玛瑙螭纽“随安室”玺 玛瑙螭纽“随安室”玺钤本 四 天府珍藏——鉴藏玺 紫禁城不仅是朝政重地、帝后的起居之所，同时还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典藏宝库，其中的中国历代书画作品以及古籍文献，堪称首屈一指。这些书画和古籍文献，有的是直接从前代内府收藏承继过来的，有的是从民间征集的，有的是当时臣工的创作，还有的则是皇帝自己的御笔。皇帝在研习鉴赏之余，常常要在其上钤盖收藏印记，累朝叠加，有的竟多达几十方，成为宫藏书画和文献的一大特点。与之相对应，皇帝宝玺中便出现大量的鉴藏玺。 嘉庆帝“三希堂精鉴玺”组玺 “宜子孙”钤本 “嘉庆鉴赏”钤印 “三希堂精鉴玺”组玺，清嘉庆，计三方。“三希堂精鉴玺”，白玉质，狮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3cm，长4.4cm，通高4.2cm，纽高3cm。“宜子孙”，青玉质，螭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2.9cm见方，通高2.3cm，纽高1.1cm。“嘉庆鉴赏”，青玉质，螭纽圆形玺，汉文篆书，直径3.1cm，通高4.2cm，纽高1.1cm。 此三玺为嘉庆帝著名的鉴藏类宝玺, 相互配套使用，共贮于一紫檀木匣内。三玺主要钤盖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之上，具体使用情况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的“凡例”中有明确说明：凡古今臣工书画则用“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可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著录过的古今臣工的书画作品上都钤有嘉庆帝的这套“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玺。显然，嘉庆帝这套宝玺完全仿自乾隆帝的“三希堂精鉴玺”组玺，但二者仍有细微差别，这是鉴别清宫书画收藏著录情况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青玉蹲龙纽“宝笈三编”玺 青玉蹲龙纽“宝笈三编”玺钤本 “宝笈三编”玺，清嘉庆，青玉质，蹲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cm见方，通高5cm，纽高2.3cm。 “宝笈三编”即《石渠宝笈》三编的简称。此玺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内府收藏书画作品必钤宝玺。《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凡例”规定：“恭遇列圣宸翰、皇上御书则用‘珠林三编’或曰‘宝笈三编’、‘秘殿珠林所藏’或曰‘石渠宝笈所藏’凡二玺。古今臣工书画则用‘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或曰‘秘殿珠林’、或曰‘石渠宝笈’，凡五玺。又加‘珠林三编’或曰‘宝笈三编’一玺，以示别于续编。”此为鉴别清宫书画收藏的标志性宝玺。 <> <> <> <> <> 青玉蹲龙纽“珠林三编”玺 青玉蹲龙纽“珠林三编”玺钤本 “珠林三编”玺，清嘉庆，青玉质，蹲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cm见方，通高5cm，纽高2.2cm。 “珠林三编”是《秘殿珠林》三编的简称。《秘殿珠林》是内府收藏释道题材书画的著录书目。乾隆九年（1744）和五十八年（1793）分别有初编和续编。嘉庆年间，又收集前编、续编所未载入的顺、康、雍、乾四朝宸翰千余件，嘉庆帝御笔书画、臣工所进及旧编缺略者又千余件，编辑而成《秘殿珠林》三编，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其“凡例”所定诸玺使用情况为“恭遇列圣宸翰、皇上御笔则用‘珠林三编’……‘秘殿珠林所藏’……凡二玺。古今臣工书画，则用‘嘉庆御览之宝’……凡五玺，又加‘珠林三编’，以示别于续编。”此同样为鉴别清宫书画收藏的标志性宝玺。 <> <> 寿山石夔龙桥纽“雍正御览之宝” 寿山石夔龙桥纽“雍正御览之宝”钤本 “雍正御览之宝”，清雍正，寿山石质，雕夔龙桥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8cm见方，通高9.2cm，纽高2.8cm。 此宝制作于雍正元年（1723），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四喜桥梁钮寿山石图书一方，奉旨：改做夔龙式，镌‘雍正御览之宝’。钦此。于四月十九日四喜桥梁钮寿山石图书一方，改做夔龙，镌‘雍正御览之宝’完，配做锦匣，怡亲王呈进。”该宝是雍正帝继位后首批制作的御用宝玺之一。印纽按照雍正帝的意见进行了改刻，为双夔龙隔桥相戏之状，印体上部呈覆斗形，周边及纽上刻云纹地夔龙。夔龙体态丰腴遒健，细部雕琢一丝不苟，可以作为查考雍正时期寿山石印纽雕刻的范本。 乾隆帝“三希堂精鉴玺”组玺 乾隆帝“三希堂精鉴玺”组玺钤本 乾隆帝“三希堂精鉴玺”组玺之“宜子孙”玺钤本 “三希堂精鉴玺”组玺，清乾隆，二方一组，其中“三希堂精鉴玺”，青玉质，螭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2cm，长4cm，通高1.9cm，纽高1cm；“宜子孙”，汉玉质，瓦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2.5cm见方，通高1.5cm，纽高0.8cm。 此二玺是乾隆著帝名的鉴赏类印章，二玺相互配套使用，共贮于紫檀木圭璧式匣内。匣盖两端错金圆双龙捧乾卦和方双龙捧“隆”字玺，四周浅浮雕“天保九如”图案，底错银“乾隆御用”四字。同匣装有青玉圆形印泥盒。 三希堂，在紫禁城内养心殿西暖阁，因这里藏有稀世之珍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而得名。从艺术鉴赏角度看，“三希堂”便成为著名艺术品的典藏地而闻名于世，与之相对应的“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玺便当然成为鉴定性标志。二玺主要钤盖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之上，具体使用情况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编的“凡例”中有明确说明。如《石渠宝笈》初编，凡书画分贮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四处，俱各用鉴藏玺以别之，又“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二玺，册、卷、轴皆同。上等者则盖以“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而《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入选者，则钤用“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秘殿新编”或“珠林重定”、“石渠宝鉴”或“宝笈重编”。而这两方玺在钤盖时的位置也基本固定，一般都在作品的右下方， 且“三希堂精鉴玺”在上，“宜子孙”玺在下。 <> <> <> 白玉狮纽“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玺 白玉螭纽“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印（印谱） “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玺，清乾隆，白玉质，狮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4cm见方，高6.1cm，纽高3.7cm。 该玺置于紫檀木宝匣内，为《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部分书画作品上所钤盖的八玺之一，刻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石渠宝笈》续编编纂期间。《石渠宝笈》续编“凡例”规定，凡收入《石渠宝笈》续编的古今臣工书画，除照例钤盖“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秘殿新编”或“珠林重定”、“石渠宝鉴”或“宝笈重编”各玺外，其分贮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宁寿宫五处的书画作品，还要分别加盖五处的鉴藏宝。因此，凡宁寿宫所藏被收入《石渠宝笈》续编者，都加盖此方 “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玺，是鉴别清宫书画收藏的重要标志。 <> <> 寿山石“嘉庆御览之宝” 寿山石“嘉庆御览之宝”钤本 “嘉庆御览之宝”，清嘉庆，寿山石质，随形雕山水小景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长4.3cm，宽3.1cm，通高8.5cm。 该宝钤用于嘉庆帝御览鉴赏过的古今书画作品之上，主要为《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据《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凡例”，凡三编所录古今臣工书画则用“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玺。其中的“嘉庆御览之宝”就是这方。 <> <> 寿山石“咸丰御览之宝”全形 寿山石“咸丰御览之宝”全形之二 寿山石“咸丰御览之宝”钤本 “咸丰御览之宝”，清咸丰，寿山石质，随形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9.3cm，长9cm，通高13cm。 此玺三面都有题款，分别为： “惟清”、“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心逸”、“玉蜜滋”。其中“心逸”为题款者的名号，可知此玺原非宫中之物，被宫廷收藏后才被改刻为咸丰帝御用宝玺。 <> <> 寿山石卧狮纽“咸丰鉴赏”玺 寿山石卧狮纽“咸丰鉴赏”玺钤本 “咸丰鉴赏”玺，清咸丰，寿山石质，卧狮纽圆形玺，汉文篆书。面径3.8cm，通高3.1cm，纽高1.5cm。 此种圆形“××鉴赏”玺的刻制始于乾隆帝，以后历朝皇帝皆有仿制，主要钤盖于内府收藏书画。咸丰帝此玺的印纽雕工为清早期寿山石印纽的风格，应是利用旧玺改刻的。 <> <> 象牙“无逸斋精鉴玺” 象牙“无逸斋精鉴玺”钤本 “无逸斋精鉴玺”，清宣统，象牙质，光素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4cm，长4.9cm，通高5.9cm。 无逸斋位于紫禁城养心殿东院，清代末帝溥仪在宫中居住时可能用于存放书画等艺术品，故有“无逸斋精鉴玺”之制作。宣统“无逸斋精鉴玺”共有两方，小朝廷时期，曾对收藏于宫内的古代书画进行过清点，钤盖“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等玺。此玺即是其中之一，是鉴别清宫书画收藏的重要标志。 五 母仪天下——后妃玺印 清代的后妃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是随着清政权的建立而逐步完善起来的。在后金努尔哈赤时期，没有明确的后妃建制。入关初期，后宫基本上延续皇太极时期所设立的后、妃两级制。至康熙朝，清代后妃制度才逐渐确立下来。皇后居中宫，主内治。皇后以下设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六宫，佐助皇后治理内廷。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没有固定的数额，随皇贵妃等分居十二宫。每当皇帝册立皇后，册封妃嫔时都要颁给相应的宝印。以上这些后妃册封宝印作为后妃身份的证明，只有在举行了相应的册封礼之后才能有效。经过册封程序后，后妃宝印便被放在后妃居住的宫中，起到“身份证”的作用。故宫博物院存有清代晚期的后妃册封宝印，如“皇后之宝”、“玫妃之印”、“懿妃之印”等，与前述后妃宝印形制基本一致。 册封宝印和尊号徽号宝都属于典章文物，对使用对象和等级有严格的要求。与之相比，后妃们平时使用的闲章则要随便得多。 清代后妃的闲章无论是选材、形制，还是印文、使用范围等均无明确的规定，可以依后妃的喜好随意为之。其印材有金、玉、石、木，形制有长方、正方、圆形、椭圆等，纽则有龙纽、兽纽、花卉纽、随形纽等。宝文全部用汉文篆写，内容涉及到后妃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后妃闲章的多寡和内容往往与后妃个人的艺术修为有很大关系。清代后妃中留下闲章最多的当属慈禧太后和同治帝的瑜皇贵妃。 <> <> 青玉交龙纽“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 青玉交龙纽“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钤本 “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清同治，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满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9.5cm，纽高4.7cm。附系黄色绶带。 此宝宝文为满文和汉文篆书“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为同治帝给慈安皇太后上徽号时所制作的徽号宝。慈安端裕皇太后，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扬阿女，咸丰帝为皇子时即侍奉于潜邸。咸丰二年（1852），被封为贞嫔，不久晋封为贞贵妃，后又立为皇后。同治帝继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曾在同光年间与慈禧太后一起两度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崩逝。其徽号在同光年间累有叠加，同治帝继位时尊称皇太后，加徽号“慈安”，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大婚时又加徽号“端裕”。此宝就是同治帝大婚加“端裕”徽号时为其制作的。 <> <> 银镀金“贵妃之宝” 银镀金“贵妃之宝”钤本 “贵妃之宝”，清晚期，银镀金质，蹲龙纽方形玺，满汉文篆书。面13.1cm见方，通高9.8cm，纽高5.9cm，附系黄色绶带。 此宝宝文为满文和汉文篆书“贵妃之宝”四字。贵妃之宝是册立贵妃时颁发的用以证明贵妃身份地位的信物，为宫廷重要的典章文物。关于贵妃金宝，《清史稿》记载：“皇贵妃金宝，清、汉文玉著篆，蹲龙纽，平台，方四寸，厚一寸二分。贵妃金宝，与皇贵妃同。” 此方贵妃之宝除材质外，均与上述规制相符，为晚清时期制作的。 <> <> 镀金龙纽“珣皇贵妃之宝” 镀金龙纽“珣皇贵妃之宝”钤本 “珣皇贵妃之宝”，清宣统，金质，蹲龙纽方形玺，满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12.8cm，纽高4.1cm。 此宝宝文为满文和汉文篆书“珣皇贵妃之宝”六字，为晚清册封宝印。珣皇贵妃，同治帝妃，大学士赛尚阿之女，最初封为珣嫔，后晋妃。光绪二十一年（1895）晋封为珣贵妃。宣统继位后尊封为皇考珣皇贵妃。1913年加封为皇考庄和皇贵妃。1921年去世。此宝即是宣统初年尊封其为珣皇贵妃时所制作的。 <> <> 金龟纽“珍妃之印” 金龟纽“珍妃之印”钤本 “珍妃之印”，清光绪，金质，龟纽方形玺，满汉文篆书。面11cm见方，通高11.5cm，纽高8cm。 此印印文为满文和汉文篆书“珍妃之印”四字。清代后妃中被封为珍妃者，除光绪帝珍妃他他拉氏外，还有道光帝珍妃赫舍里氏，其于道光五年（1825）八月晋封为珍妃。从此印的纽式、印文风格分析，当是光绪帝珍妃之印，是反映晚清后妃册封制度的重要典章文物。 <> <> 寿山石“慈禧太后御览之宝” 寿山石“慈禧太后御览之宝”钤本 “慈禧太后御览之宝”，清晚期，寿山石质，随形雕龙凤瑞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4cm见方，通高12cm，纽高9.9cm。 此玺为慈禧太后的闲章。值得注意的是，其印体雕刻极为精微细腻，尤其是凤鸟占满印的顶端，似乎将其下的龙和麒麟揽于双翼之下，形成凤上龙下的态势，这与当时慈禧太后的权势相呼应。 铜青金石柱纽“慈禧太后御笔之宝” 铜青金石柱纽“慈禧太后御笔之宝”钤本 “慈禧太后御笔之宝”，清晚期，铜质，青金石柱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5cm见方，通高11cm，纽高10.7cm。 慈禧太后是清代后妃留有墨迹最多的一位。此宝常钤用于其御笔书画之上。慈禧太后御笔多为代笔，翰墨、匾联代笔者有 潘祖荫、张仁黼等，绘画代笔者为缪嘉蕙及屈兆麟等。 <> <> 檀香木交龙纽“慈禧太后御笔之宝” 檀香木交龙纽“慈禧太后御笔之宝”钤本 “慈禧太后御笔之宝”，清晚期，檀香木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25.3cm见方，通高16.7cm，纽高7.3cm。附系黄色绶带。 慈禧晚年，怡情翰墨，尤喜书“龙”、“福”、“寿”等大字用于赏赐，亦喜书巨匾，悬于宫殿之中。虽多为代笔，然仍钤其巨玺。故慈禧太后晚年制作了许多大型宝玺，如“慈禧太后御笔之宝”、“慈禧太后之宝”、“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玺、“数点梅花天地心”玺等。由于这些宝玺体量巨大，玉石等材质找寻不易，也不好钤用，故都是用较轻的檀香木制作。这方慈禧太后御笔之宝即其巨玺之一，钤用于其御书大字或匾额之上，为迄今所见最大的帝后宝玺。 <> <> 本帖最后由 喜平瓷 于 2013-8-3 14:16 编辑 檀香木交龙纽“数点梅花天地心”玺 檀香木交龙纽“数点梅花天地心”玺钤本 “数点梅花天地心”玺，清晚期，檀香木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9cm见方，通高13.9cm，纽高7cm。附系黄色绶带。 慈禧太后御笔匾额上经常钤用的巨玺之一，一般与“慈禧太后御笔之宝”、“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两玺相配，三方一组，并排而用。“数点梅花天地心”语出宋代遗民翁森的《四时读书乐》诗。全诗为：“木落水尽千崖枯，炯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霜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 <> <> 鸡血石“怡情悦性”玺 鸡血石“怡情悦性”玺钤本 “怡情悦性”玺，清晚期，鸡血石质，随形光素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8cm见方，通高5.8cm。边款“臣吴永恭制”。 慈禧太后宝玺。从边款可知此玺为吴永刻制进呈之物。吴永，浙江吴兴人，同治四年（1865）生，童年时家道殷实，先后就读于刘复初、郭绍先、郭嵩焘等名师。“涉猎经史之余，工绘事，通音律，摹刻汉印，古茂有致，雅俊称于时”，曾“鬻书画镌刻以自给”。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惶出逃，经山西而到西安，“间关道途，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床榻，饥寒羸瘁”，情状落魄。幸亏当时任怀来知县的吴永途中迎驾，服侍恭谨有加，才使窘况稍有好转。吴永因此深得慈禧太后宠信，被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随扈西行。擢升知府，准专折奏事，宠冠群僚，朝里尽为侧目。此玺大概就是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以后吴永刻治进献的。 <> <> 檀香木荷花纽“大雅斋”组玺及宝匣 檀香木荷花纽“大雅斋”组玺  檀香木荷花纽“大雅斋”组玺钤本 “大雅斋”组玺，共四方，分别为“大雅斋”玺、“天地一家春”玺、“澂心正性”玺、“乐寿堂”玺，共贮于一木匣之中。四玺皆檀香木质，荷花纽方形玺，汉文篆书。其大小相同，皆面宽1.2cm，长3.1cm，通高3.7cm，纽高1.6cm。 这是一组慈禧太后通用的闲章。其中“大雅斋”、“天地一家春”、“乐寿堂”均为宫殿玺。大雅斋在宫中和圆明园均有，此玺所指当为宫中养心殿后殿的大雅斋，是慈禧太后经常光顾挥毫染翰之处，清人宫词中的“大雅斋中写折枝”即指此事。天地一家春在圆明园，位于九州清晏东路，为妃嫔寝宫。慈禧太后当年也住在这里，并受到咸丰帝的宠幸。对此发迹之地她一直念念不忘，故制作多方“天地一家春”玺。乐寿堂亦有多处，此玺所指盖为宫中宁寿宫中的乐寿堂，慈禧太后曾居住于此。关于乐寿堂，乾隆帝在其《题乐寿堂诗》注中曾讲道：“向以万寿山背山临水，因名其堂曰乐寿，屡有诗。后得董其昌《论古帖》，知宋高宗内禅后，有乐寿老人之称，喜其不约而同，因以名宁寿宫书堂，以待倦勤后居之。”晚清时这里是慈禧太后的重要活动场所。 “澂心正性”为成语玺，“澂心”即澄心，指人思想纯洁、清静，出自《淮南子?傣族训》：“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可谓知略矣。”澂心正性意为澄清思想，理顺情志，表明思想纯正与情志端正同样重要，只有加强品德修养，才能通达治国方略。清代在宫中长春宫前门和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间都悬挂有“澂心正性”匾额。慈禧太后以此为文，刻制了多方宝玺，钤盖于其御笔书画之上，亦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 <>  檀香木交龙纽“所乐自在山水间”玺  檀香木交龙纽“所乐自在山水间”玺钤本 “所乐自在山水间”玺，清晚期，檀香木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9.6cm见方，通高9cm，纽高4.5cm。 此玺为晚清敬懿皇贵妃的闲章，与“敬懿皇贵妃之宝”、“静者之怀和若春”玺共为一组，储于一木匣中。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初以嫔侍奉同治帝，同治十三年（1874）由瑜嫔晋封为瑜妃，光绪二十年（1894）又晋封为瑜贵妃，宣统继位后晋封为皇考瑜皇贵妃，1913年被末帝溥仪尊封为皇考敬懿皇贵妃，是小朝廷时期著名的四大太妃之一。她天资聪颖，能画山水，墨笔作兰、自题小诗，常署“懒梦山人”之款，《清宫词》中有专门咏她的诗篇：“懒梦山人冰雪姿，婕妤宠幸冠当时。焚香绣佛应多暇，自绘林峦缀小诗。”才学在晚清后妃中首屈一指。其一生共刻制过七八十方印章，数量之多仅次于慈禧太后。 六 琼楼玉宇——宫殿玺 刻宫、殿、楼、阁、馆、院等室名于印章之上，是为室名印。相传始于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玉印，后来士人纷纷仿效，多有斋堂馆阁印之制作，到宋代，这一风气已相当普遍。但有时室名并非实有其室，只是将它刻在印章上赏玩而已。文徵明曾说：“我之书屋多起造于印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清文人斋堂馆阁印的风尚。清代诸帝后之宫殿玺即为这类印章的遗绪，所不同的是，清代帝后的宫殿玺所示之宫殿多实有其室，从宫史中俱可找到其具体位置及出处。也就是说，在清代帝后印章与宫殿建筑之间，多先有宫殿之命名，再有殿名玺之刻制。可知在制作宫殿玺这一点上，清代帝后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 清代帝后的宫殿玺，自顺治帝起代有制作。道光帝以后殿名玺就越来越少了。  寿山石双螭纽“圆明园”玺  寿山石双螭纽“圆明园”玺钤本 “圆明园”玺，清雍正，寿山石质，双螭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3.6cm见方，通高7cm，纽高2.5cm。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海淀，最初是康熙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花园，后经过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近百年的经营，成为一座集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和江南园林的委婉多姿于一体，多种形式、不同风格造园艺术有机融合的大型皇家园林，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与紫禁城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抢劫后焚毁。 雍正帝此玺所指圆明园专指康熙帝的赐园而言，并不包括后来并入的长春园和绮春园。 <> <>  寿山石“五福堂”玺  寿山石“五福堂”玺钤本 “五福堂”玺，清雍正，寿山石质，随形雕荷叶椭圆形玺，汉文篆书。面椭圆形，宽2.5cm，长3.9cm，通高6.1cm。 五福堂位于圆明园之“天然图画”景区内。“五福”语出《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是古代中国人对人生幸福追求的目标。清代皇帝对“五福”同样十分看重，康熙帝御题“五福堂”匾赐给雍正帝，雍正帝又敬摹此三字并悬于雍和宫、圆明园两处，以垂永世。此玺即刻制于康熙帝赐匾之后。 <> <>  瓷“乐善堂”玺  瓷“乐善堂”玺钤本 “乐善堂”玺，清雍正，瓷质椭圆形玺，上部为青花云龙纹，汉文篆书。面椭圆形，宽6cm，长9cm，通高10cm。 该宝制作于雍正帝继位之前。根据乾隆帝的《乐善堂记》，乐善堂系乾隆帝皇子时期的堂名，共有两处，分别位于圆明园桃花坞和宫中重华宫的潜邸之内。但乾隆帝所说的这两处乐善堂，其命名最早的是位于雍正四年（1726）其被赐居的圆明园桃花坞内，显然与此玺所指的乐善堂不同。根据此玺，知早在雍正帝继位之前，在其潜邸之内便有“乐善堂”这一堂名，但具体情况不详。 <> <> <>  青玉交龙纽“文华殿宝”  青玉交龙纽“文华殿宝”钤本 “文华殿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2.8cm见方，通高10.6cm，纽高5cm。附系黄色绶带。 文华殿是紫禁城内位于太和殿东面的一组建筑，自成体系，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最早为皇太子的东宫，嘉靖帝时改为皇帝斋戒时的居所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这里也是皇帝举行御经筵的宫殿。经筵，即御前讲席，讲官先讲解《四书》《五经》中的某些议题，皇帝再阐发义理。明朝早期无定月，亦无定日。正统初年始为常仪，每月初二日御定文华殿进讲，每月三次。万历时分春讲和秋讲。清承明制，仍以文华殿为经筵之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定每年二月八日举行，以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学士、詹事充任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以后虽经筵细节稍有变化，但其制不改。 <> <>  青玉交龙纽“文渊阁宝”  青玉交龙纽“文渊阁宝”钤本 “文渊阁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篆书。面12.7cm见方，通高9.5cm，纽高4.9cm。附系黄色绶带。 文渊阁位于文华殿后，是著名的宫廷藏书处。清代《四库全书》正本和《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大百科全书就藏在这里。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乾隆帝谕：自四月四日始，每册用御宝二。前曰“文渊阁宝”，后曰“乾隆御览之宝”。说明此宝是专门钤盖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的宝玺。 <> <> 本帖最后由 喜平瓷 于 2013-8-3 21:30 编辑  青玉交龙纽“乾清宫宝”  青玉交龙纽“乾清宫宝”钤本 “乾清宫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6cm见方，通高8.5cm，纽高4.4cm。附系黄色绶带。 乾清宫为紫禁城内廷等级最高的建筑，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代是皇帝的寝宫和日常活动的场所，内部有暖阁九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皇帝可以随意居住。明朝震撼宫廷的宫女绳勒嘉靖帝的“壬寅宫变”以及晚明三大宫廷奇案中的“红丸案”和“移宫案”均发生在这里。清代顺治帝、康熙帝仍住于此，自雍正帝移居养心殿后，这里便成为皇帝读书、批阅奏章、召见大臣、引见官员以及举行内廷典礼和家宴之地。殿中“正大光明”匾为顺治帝御笔，雍正帝定秘密建储制，建储匣即高置于此匾之后。  青玉交龙纽“养心殿宝”  青玉交龙纽“养心殿宝”印面 “养心殿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7cm见方，通高9.5cm，纽高4.6cm。附系黄色绶带。 宝四周浅刻乾隆帝御制《养心殿铭》，绶带上系黄签，两面写有不同的文字，分别为“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常禄交养心殿宝一方，青玉”和“玉匠周文玉认看，廿一日”，为同治时期整理宝玺时所留。养心殿位于后三宫西面，西六宫的南端，明代和清初都是皇帝活动的重要场所。康熙帝崩逝后，雍正帝在养心殿为其守孝，礼成后再未迁回乾清宫，而是以养心殿为皇帝寝宫，从此直到宣统帝，清朝共有八位皇帝居住于养心殿，使这里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召见臣工和寝兴之所。其东暖阁曾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同样是在这里，宣统帝秉承隆裕皇太后的旨意，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 <>  青金石蹲龙纽“重华宫”玺  青金石蹲龙纽“重华宫”玺钤本 “重华宫”玺，清乾隆，青金石质，蹲龙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cm，长3.4cm，通高5.8cm，纽高2.6cm。 重华宫原是明代乾西五所之中的第二所，乾隆帝为皇子时的居所，其十七岁成婚以后就一直居住于此，故继位后将其升格为宫，名重华宫。乾隆帝非常看重这处“勤圣学而谈王道”的龙兴之地，认为这里是他“少而居之，长而习之，四十余年之政皆由是而出之”的地方，故每年除夕、元旦，无不于此少坐，新正与诸臣茶宴联句，成为例典。该宫是乾隆帝极为重要的活动场所。 <> <>  田黄石“三希堂”玺  田黄石“三希堂”玺钤本 “三希堂”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随形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3cm，长4.2cm，通高8.5cm。 三希堂在养心殿西暖阁西次间，是清宫著名的古代艺术品收藏地。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这三件中国书法史上的稀世珍宝，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至乾隆初年为内府所收藏。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特别在养心殿西暖阁专辟一小室珍藏这三件法帖，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堂虽然只有四平方米，但陈设幽雅、古朴，高雅与精致始终充溢着这个狭小的空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三希堂始于乾隆朝，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都从未有变动，至今仍保持原貌。 <> <>  青玉交龙纽“五福五代堂宝”  青玉交龙纽“五福五代堂宝”钤本 “五福五代堂宝”，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3cm见方，通高9.8cm，纽高4.9cm。附系黄色绶带。 “五福五代堂”原为宫中景福宫内明间，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世，故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亲书“五福五代堂”匾悬挂在景福宫内，并特作《五福五代堂记》：“兹蒙天貺，予得元孙，五代同堂，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获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饷其事。则予之所名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同时命镌刻多方“五福五代堂宝”玺以纪其事。不仅如此，乾隆帝又再书“五福五代堂”匾悬挂于避暑山庄东宫“卷阿胜境”殿内，并镌“避暑山庄五福五代堂宝”。所有这些，都是对他“古稀有七，曾元绕膝”这一人生重大历史的记录。 <> QQ：790849936 <> 烦躁莫侵身 心静自然凉~ <> <> <> <>  白玉螭纽“学诗堂”玺  白玉螭纽“学诗堂”玺钤本 “学诗堂”玺，清乾隆，白玉质，螭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cm，长3.2cm，通高6.7cm，纽高2.6cm。 “学诗堂”位于紫禁城东六宫之一的景阳宫的后殿，是清代宫中一处十分重要的收贮书画图籍的地方，“学诗堂”的得名便与殿内所收藏的书画名迹有密切的关系。“学诗堂”里的“诗”，是指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诗经》。南宋初，宋高宗命宫廷画家马和之，以汉代毛公所传的《诗经》为依据绘《毛诗全图》，并亲自书写经文与之相配，成为中国书画史上的著名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散失很多，到乾隆朝时，内府共收藏有十七卷。经过乾隆帝的审定，认为其中的五卷为赝品，其余十二卷为马和之的真迹，乾隆帝在每一卷的后面都书写了跋语，合在一起，收藏于宫内景阳宫后殿，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题写了“学诗堂”匾额悬于殿内。乾隆帝于第二年春正所作的诗句 “东壁图书贮景阳，新颜后殿学诗堂。缘收赵宋君臣迹，企想姬周礼乐场”正是当时情况的实录。 <> <>  田黄石“长春书屋”玺  田黄石“长春书屋”玺印面  田黄石“长春书屋”玺钤本 “长春书屋”玺，清乾隆，田黄石质，光素方形玺，篆书。面2.5cm见方，通高8.3cm。 此玺为乾隆帝的闲章。乾隆帝为皇子时，雍正帝赏赐其长春仙馆，并赐号长春居士，故以后所御书屋，多以长春命名。以“长春书屋”命名的书屋在圆明园、宫内和避暑山庄都有，是乾隆帝重要的文事活动场所。  碧玉交龙纽“避暑山庄”玺  碧玉交龙纽“避暑山庄”玺钤本 “避暑山庄”玺，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0.7cm见方，通高13cm，纽高4.7cm。附系黄色绶带。 此玺原存放于避暑山庄。印台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叙述避暑山庄建造之原委。配紫檀木宝匣，匣顶刻“必是山庄”四字，匣四周亦阴刻填金《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落款“乾隆丁卯仲秋月瀚御制”，知此玺制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钤用于有关避暑山庄的书画碑刻之上。 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建成的大型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是清代皇帝避暑及处理政事的重要场所。 <> <>  青玉交龙纽“纪恩堂”玺及宝匣  青玉交龙纽“纪恩堂”玺  青玉交龙纽“纪恩堂”玺钤本 “纪恩堂”玺，清乾隆，青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9cm见方，长6.5cm，通高9.4cm，纽高4.5cm。 此玺质地温润，雕刻精细。印台四周浅刻填金乾隆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配紫檀木雕龙宝匣，匣四周亦阴刻填金同一篇御制文，落款为“乾隆三十八年岁在癸巳仲夏月御制”，可知此玺制作是在1773年。按：纪恩堂共有两处，一处在避暑山庄，一处在圆明园，是乾隆帝为纪念祖父康熙帝将其养育宫中的深恩而特意命名的。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中讲道：“圆明园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自。避暑山庄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迹。名同而实异，文异而事同。”所谓受恩之迹，即指乾隆帝十二岁时曾随康熙来到避暑山庄，康熙安排他在万壑松风之侧室居住、读书，令其日夜陪侍左右，对他呵护备至。乾隆帝即位后特书“纪恩堂”匾悬于此殿。从此玺四周所刻御制文，可知此玺是专门为避暑山庄内的纪恩堂制作的，平时放在其中，以备钤用、纪念。 <> <>  碧玉交龙纽“戒得堂宝”  碧玉交龙纽“戒得堂宝”宝匣  碧玉交龙纽“戒得堂宝”钤本 “戒得堂宝”，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11.5cm见方，通高8.6cm，纽高4.1cm。附系黄色绶带，配紫檀木浮雕海水云龙纹宝匣。 戒得堂位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左，命名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则知此宝制作于是年或稍后，专门存放在此书堂内。关于戒得堂命名之始末，乾隆帝曾有《戒得堂记》云：“我皇祖圣寿望七时，尝欲镌通用小玺，命内廷翰林拟文，皆无当圣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然当时圣意引而未发。予今亦届七秩，于元旦试笔，即隐括此语为什。兹驻跸避暑山庄，乃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玺之处，而予受恩之所也。适作书堂于清舒山馆之左，即以此题额而为记，以阐皇祖之意。曰：帝王之学，与佔毕书生有不同，则所戒亦当各异。未定方刚之戒，兹不复论，兹所戒者，当在得矣。”可知此堂之命名，既有仰体康熙“戒之在得”之训的意思，也包含乾隆自我鞭策、自我警励的成分。 <> <>  碧玉交龙纽“四知书屋”玺  碧玉交龙纽“四知书屋”玺钤本 “四知书屋”玺，清乾隆，碧玉质，交龙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3.5cm，长6.5cm，通高7cm，纽高3.4cm。 四知书屋位于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之后，是召见王公大臣之所。康熙帝曾题“依清旷”匾悬于内檐，乾隆时又题“四知书屋”匾悬于外檐。关于“四知书屋”的含义，乾隆帝在其《四知书屋记》中有详尽的解释：“予之所谓四知者，盖引孔子《系辞》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之意，内以正心，外以敕政，而更慎于用兵之际。……盖微，柔阴也；彰，刚阳也。阳动而阴静，动无不由静，彰无不由微，刚无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刚，微能揜彰，静能胜动，此又圣人扶阳抑阴之本义。正心敕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深知。”以此作为修身养性、熙政诘戎之大法。 <> <>  青玉蹲龙纽“毓庆宫”玺  青玉蹲龙纽“毓庆宫”玺钤本 “毓庆宫”玺，清嘉庆，青玉质，蹲龙纽长方形玺，汉文篆书。面宽2.8cm，长4.6cm，通高7cm，纽高3.2cm。 毓庆宫位于内廷东路奉先殿与斋宫之间，系清康熙十八年（1679）在明代奉慈殿基址上修建而成，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嘉庆六年（1801）分别添建、扩建，光绪年间曾加以修缮。毓庆宫是康熙年间特为皇太子允礽所建，后作为皇子居所。乾隆皇帝十二岁到十七岁间一直居于此宫。嘉庆皇帝五岁时曾与兄弟子侄等人居于此宫，后迁往撷芳殿，乾隆六十年（1795年）即位后又迁回毓庆宫。嘉庆帝亲政后，规定此宫不再让皇子居住，关于此，嘉庆帝在《毓庆宫记》中写道：“予之不令诸皇子居此宫者，亦敬法皇考，慎简元良，维持久远，非敢别有创造为几暇游观之地。敬申此义，书于宫庭，观斯记者，亦可知予承先垂后之深意矣。”但同治、光绪两朝，此宫均作为皇帝读书处，光绪皇帝曾在此居住。 <> Kill time <> <> <> <>  “味余书室”玉章  “味余书室”玉章钤本 “味余书室”玺，清嘉庆，白玉质，螭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3cm见方，通高3cm，纽高2cm。 味余书室为嘉庆帝皇子时期的书房名，嘉庆帝继位之前所作的《味余书室纪略》一文纪录了此书房命名的经过：“予居禁中，有室五楹，不雕不绘。公余绎昼所习书史，游艺于诗文，或临法帖一幅，怡然自得其趣也。欲题其楣端，请于石君先生，先生曰：‘勤学者有余，怠者不足，有余可味也，名之曰味余书室’。”可知此书房名是根据嘉庆帝的学师朱珪的意见命名的。嘉庆帝继位后又将这一匾额移置毓庆宫后殿继德堂的东次间悬挂。反映出嘉庆帝孜孜于退食之时，游情于圣贤之藉，恒以不学为戒的思想状态。  青玉双螭纽“继德堂宝”  青玉双螭纽“继德堂宝”钤本 “继德堂宝”，清嘉庆，青玉质，双螭纽，汉文篆书。面圆形，径6.8cm，通高5.5cm，纽高2.1cm。宝用檀香木八方匣盛装。 继德堂实际上是乾隆帝为将来的继位者准备的居所，最早是在热河避暑山庄内。按照乾隆帝的意愿，他归政后仍要继续训政，在避暑山庄的居所一如其旧，不做变更。故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开始为嗣皇帝另建新居，并命名为“继德堂”。乾隆帝对自己这样做的解释是：“此间烟波致爽，昔年皇祖所常居。予数十年燕适於此，山庄内无更似此宽敞之处。归政已近，自当豫为构造嗣皇帝之居。前年已命所司于松鹤斋后隙地，一如烟波致爽之制。今岁来此，工已落成，因名其堂曰‘继徳’。盖以京师大内而论，正殿宫闱自应为嗣皇帝临御之所，而予则早葺宁寿宫，以为娱老之地矣。若山庄只为避暑而来，并非正朝，又当别论。”当乾隆帝宣布传位于颙琰后，此处便被赐给颙琰居住。与此同时，在皇宫之内，乾隆帝亦沿此成例，将毓庆宫作为嗣皇帝居所，并将其后殿也命名为“继德堂”，亲书匾额悬于此处。继位后的嘉庆帝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乾隆帝去世。正因为如此，“继德堂”在嘉庆帝继位早期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嘉庆帝极少到避暑山庄，此玺当是存放于宫中继德堂的御用之物。 <> <>  青玉蹲龙纽“知不足斋”玺  青玉蹲龙纽“知不足斋”玺钤本 “知不足斋”玺，清嘉庆，青玉质，蹲龙纽，汉文篆书。面圆形，径3.9cm，通高6.4cm，纽高3cm。 知不足斋位于毓庆宫后殿继德堂东次间，为嘉庆帝的书斋名。嘉庆帝曾讲：“知不足斋额，沿杭城鲍氏藏书室名。”知此斋名直接取自浙江鲍士恭藏书楼的名称。但嘉庆帝对“知不足”则有其自己的理解。嘉庆二十年（1815）鲍氏所校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流传禁中，嘉庆帝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此斋也是嘉庆帝继位初期的重要活动场所。 玺印知识 1 我国历代御宝的发展变化特点 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都要制作相应的御宝。纵观我国历代御宝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御宝数目由少到多。最早时只有“乘舆六玺”，隋、唐时增加神玺及受命玺，以后各朝宝数越来越多，至明时达到二十四方，清更多至二十五方。 二是宝文由简到繁。早期宝文多为四字，随着数目的增加，宝文也日趋多样，出现六字、八字、九字等，宋代更甚，宋徽宗时所制定命宝达十六字之多。另外，元、清两朝御宝合书几种民族文字，则成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特殊产物。 三是早期御宝纽式多沿秦制，为螭虎纽。大抵在宋代始用龙纽，《宋史?舆服志》载宋御宝用盘龙纽及蹲龙纽。而清代御宝除上述两种龙纽外，又增交龙纽式。 四是体积逐渐增大。晚清陈介祺《封泥考略》著录的秦代“皇帝信玺”拓片，折合当时的尺度方仅盈寸，与信史所载“方寸”相符。而至元代“御前之宝”已增大许多。至清代二十五宝，有的印面竟达19厘米，其硕大宽广为前所未有。这种变化与历代官印印体逐渐加大的趋势密切相关。 <> <> 2 宋代闲章多 根据现有资料，已知的明以前的皇帝闲章以宋代最多。金灭宋，裹挟大量内府珍宝而还。在带回的宋十五方玉宝、七方金宝中，其玉质“宣和御笔之宝”、金质“御书之宝”和“宣和殿宝”都属于闲章，另外还有闲章三十八方，如：“内府图书之印”、“御笔”、“御画”、“御书玉宝”、“天子万年”、“天子万寿”、“龟龙上珍”、“云汉之章”、“奎璧之文”、“华国之瑞”、“大观中秘”、“大观宝篆”、“政和”、“宣和御览”、“宣和中秘”、“宣和殿制”、“宣和大宝”、“宣和画宝”、“常乐未央”、“政和御笔”、“御书”、“河洛元瑞”、“宣和”、“宣和书宝”等，以上闲章达四十一方之多。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周文矩文苑图卷钤盖了宋徽宗双龙圆玺、“宣和”、“政和”等印（见下图）。  《文苑图》卷，五代，周文矩作，绢本，设色，纵37.4cm，横58.5cm。 本幅无作者款印，根据图左宋徽宗“瘦金体”题字：“韓滉文苑圖，丁亥禦劄”，下书“天下一人”押，遂定为唐代韩滉作。然从时代风格看，少唐画气息，最明显的是衣纹线条颤动曲折，极似五代周文矩所创的“战笔描”。另外人物头戴的“工脚上翘”的幞头形式，亦至五代才出现。同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本周文矩的《琉璃堂人物图》卷，后半段画面与此图完全一样，故可肯定《文苑图》作者是周文矩，所画内容为琉璃堂人物故事。至于两图孰为原本？抑或均属摹本？据考，美国的《琉璃堂人物图》卷水平较差，人物面相稍欠神采，衣纹用笔颇见柔弱，且图首宋徽宗题“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圖，神品上妙也”和下钤“ 內府圖書之印”均伪，故此图当为宋以后摹本。而《文苑图》人物神采奕奕，笔墨功力深厚，本幅右下角又有南唐墨钤“集賢院禦畫印”，证明此图不会晚于五代，极可能即周文矩原迹，惟前半段已佚，也许周文矩又重临了后半段，亦不排除为同时高手临仿本。总之《文苑图》属五代真迹名品，殊无疑义。 作品所绘琉璃堂人物故事，据考即唐玄宗时著名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期间，在县衙旁琉璃堂与朋友宴集的故事，与会者可能有其诗友岑参兄弟、刘眘虚等人。《文苑图》绘四位文士围绕松树思索诗句，有倚壘石持笔觅句者，有靠松干构思者，有两人并坐展卷推敲改诗者，情态各异，形神俱备。所缺前半段从《琉璃堂人物图》中可以看到，是画四人围坐议论，其中有一位僧人，还有侍奉的童仆。从全卷场面可领略当时宴集之盛况。 此图画法与《琉璃堂人物图》及周文矩另一幅《重屏会棋圈》卷（宋摹本）相比较，风格相似，都呈周氏典型面貌，但水平却有高下之分。本图人物衣纹所运“战笔描”细劲有力，曲折中见流畅，圆润中具轻重，树石勾染细致，富层次和立面感，人物情态尤富神采，个性各异。作为五代一幅真迹，确反映了该时代所达到的水平。 此图见于《石渠宝笈?初编》和明?詹景凤《玄览编》著录，可能曾入南唐后主李煜《阁中集》，后又入北宋徽宗《宣和睿览集》。 <> <> <>  《平复帖》卷，晋，陆机书，纸本，手卷，纵23.7cm，横20.6cm 。 草隶书9行86字。 释文: “彥先羸瘵 ，恐難平復，往屬初病，慮不止此，此已爲慶。承使唯男，幸爲複失前憂耳。吳子楊往初來主，吾不能盡。臨西複來，威儀詳跱。舉動成觀，自軀體之美也。思識□量之邁前，勢所恒有，宜□稱之。夏伯榮寇亂之際，聞問不悉。”（释文据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 《平复帖》内容涉及三个人物，贺循，字彦先，是陆机的朋友，身体多病，难以痊愈。陆机说他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可庆，又有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吴子杨，以前曾到过陆家，但未受到重视。如今将西行，复来相见，其威仪举动，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最后说到夏伯荣，他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 《平复帖》的书写年代距今已有1700余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它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 根据尾纸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题跋，可得知《平复帖》历代递藏情况。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张氏夫妇于1956年将《平复帖》捐献国家。 清吴其贞《吴氏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等书著录。 <> <> 3 清宫宝玺的制作程序 清宫制作尊号徽号宝、册封宝印要遵循严格的程序。首先由礼部依据成例，奏报所要制作的宝印，以征得皇帝的批示。然后由造办处用纸、木、绢或蜡制成印样，手写宝文，呈请皇帝御览。皇帝钦定后，再由礼部主办者发印样于铸造机关，依印样铸造或镌刻。宝印铸造一般由造办处完成，经过纽制、整形、磨光、兑验等几道程序后，将铸造好的印体存入广储司银库以待镌字。镌字时，由钦天监依黄历选择镌字吉期，由礼部奏报批复。届时把宝印送至内阁，在内阁大堂行礼后由刻字人按内阁翰林院预先撰发的宝文镌刻。有时也交给苏州织造镌刻。完成后收存内阁大库，至行礼时提用。最后再由工部办理制造宝印箱、印池等一应物件。 <> 4 乾隆帝所定二十五方国宝的选排、雕刻、收藏 清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针对过去国宝记载失实、宝文重复、用途不明、认识错误等情况，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国宝重新考证排列，将国宝总数定为二十五方（参见二十五宝玺），仍旧贮存在交泰殿中，并制成宝谱，以流传后世。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比以前《大清会典》所记简化了许多，每一方国宝都注明了用途和使用的范围。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又指授儒臣制定满文文字的篆法，并及时将满文篆法推广应用到宝印上。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内阁遂将各宝宝文中的满文，遵照指授篆法，用玉箸篆先写出草稿，呈给乾隆帝御览审批。皇帝批准后由钦天监选择良辰吉日，到时将国宝从宫中交泰殿取出改刻。这样，乾隆十一年所定的二十五宝中，除青玉“皇帝之宝”、“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四宝仍为满文篆书或汉文篆书、满文本字，没有改镌之外，其余二十一宝的宝文全部改刻为汉、满篆书的形式。这就是清代二十五宝的来龙去脉。 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和囊括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发布军政诰令，需钤用与之相关的国宝，体现出国宝使用的严肃性。二十五宝自乾隆帝厘定后，统一存放于宫内交泰殿中，传至宣统末年，其数目和使用范围再没有变更过。二十五宝平时密藏于交泰殿的宝盝中，一宝一盝。宝盝为两重，皆木质，制作精美。宝盝置木几上，外罩绣龙纹的黄缎罩，分列于御座左右。  交泰殿二十五宝宝盝全形之一  交泰殿二十五宝宝盝全形之二 <> <> 5 明清国宝的对比 康熙二十九年（1690）《钦定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方（参见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九方），综观这二十九方国宝，除宝文重复者外，共有二十六种。与明朝二十四方御宝相比，其中“奉天法祖亲贤爱民”、 “敕正万邦之宝”、 “制驭六师之宝”为清代新增，而“大清受命之宝”只不过是将“大明受命之宝”中的“大明”换成了“大清”，其余二十二种宝文与明朝国宝完全相同，而且标注的各宝使用情况也与明朝国宝基本一致，这说明清早期国宝是参照明代国宝制作的，完全是明代国宝的延续。  “大明皇帝之宝”，明，白石质，螭纽方形玺。篆书。面4.8cm见方，通高4.2cm， 纽高1.9cm。  “大明天子之宝”，明，白石质，海水蛟龙纽方形玺。篆书。面4.8cm见方，通高4.4cm， 纽高1.9cm。 6 清代尊号、徽号宝用金、玉 清代的尊号、徽号宝有金、玉两种。据《清史稿》记载，册宝初制用金，康、乾时兼用嘉玉，道光后专以玉为之。但实际上，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开始，便专门用玉制尊号徽号宝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有关人员在检稽体仁阁遵藏法物时，发现了康熙年间历次加封太皇太后的玉册玉宝，乾隆帝认为上尊号、徽号册宝用金属制作不能起到辨等威的作用，因为“下逮亲藩封爵，册宝亦得范金，是嘉玉较良金尤为宝贵”，因此下诏待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万寿时，用和阗所贡大玉中最佳者恭制册宝。此后乾隆帝又进一步指定“喜字号”玉料为上徽号专用。乾隆四十七年（1782），把重刻五朝谥册、宝所剩和阗玉中玉色较白而未能一律者，编为“喜字号”，并规定“嗣位之皇子崇上尊称，即将此玉成造册宝，并嗣后皇孙、皇曾孙辈，有承事东朝，尊崇徽号者，皆以此等‘喜字号’玉一体呈用，永为定制” 。四十九年（1784）十月，又把五份纯洁玉料编入“喜字号”，交广储司存贮。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所用册宝，就是从乾隆四十九年奉旨所留“喜字号”玉料中选取的。清代对上尊号徽号金宝、玉宝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太皇太后、皇太后金宝为盘龙纽，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玉宝为交龙纽，方四寸四分，纽高二寸六分，台高一寸八分，俱用玉箸篆。 <> <> 7 清宫宝玺的价值 由于皇帝宝玺深藏于皇宫大内，外人很少见知，因此对其倍感神秘、好奇。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作为重要宫廷历史文物的诸多价值才得以彰显。归纳起来，其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些宝玺是难得的研究明清帝后个人思想和生活的实物资料。宝玺的玺文都要经过严格的挑选，由皇帝亲自审定批准。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这些玺文或出自被封建帝王奉为天条的儒家经典，或出自历代诗文中的名篇佳句，或出自皇帝自己所作的诗文，都有感而发，真实地反映了皇帝们的情趣和喜好，与皇帝当时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在许多人眼中，清代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以其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盛世，他们自己的生活看起来也安宁富足，站在权力的塔尖上指点乾坤，生杀予夺，好不威风。但有谁会知道作为“天下第一人”，他们内心深处的苦闷与惶遽呢？但我们却通过“戒之在得”、“为君难”、“犹日孜孜”、“自强不息”等宝玺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抚物思人，对为君之难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其次，秦汉以后，历朝都制订了自己的官印制度，加之社会风尚的变迁，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印章制度。由于清代帝后宝玺牵涉到宝制、用印制度、公文发布等问题，因此，他们显然是研究宫廷典章制度的重要的实物见证。如清承明制的问题，在清代宝玺中就有明确体现。据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康熙朝以前共制作二十九方御宝，除宝文重复者外共有二十六种，其中“奉天法祖亲贤爱民”、“敕正万邦之宝”、“制驭六师之宝”为清代新增，除将“大明受命之宝”改为“大清受命之宝”外，其余二十二种宝文与明朝御宝完全相同，标注的各宝使用情况也与明朝御宝基本一致，清承明制的迹象十分明显。再如清代二十五宝藏于交泰殿中，为宫内宥密之地，且置于宝盝内，层层施锁，其使用的具体程序不甚详明。如果将御宝的藏地及其所处的位置、保存的状况、机构设置综合起来，再参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请宝用的绿头牌实物以及相关文献，便可比较清晰地理清用宝的相关细节。这些对我们认识明清典章制度的嬗变、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再次，清帝后宝玺质地多样，制作精良，是研究清代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龙纽是帝后宝玺常用的纽式，就清代交龙纽而言，顺治朝以前龙头瘦而有神，龙身粗壮，高高拱起成系绶孔，须眉鳞目纹饰雕刻很深，粗犷中不失细腻。康熙、雍正时期则龙身变得细弱无鳞，与龙头粗细相当，刻意表现背部的参差不齐的龙鳍，龙身不再拱起，但两龙身体盘绕之状甚明，龙头上昂与背部等高，神态威猛张扬，绶孔变小。乾隆朝及以后纽之轮廓变成了长方体，两龙共用一身，盘绕之状不甚明显，龙头方正，龙鳞被平行交叉的直线切割成菱形，装饰意味浓厚。如果把不同时期的交龙纽排列在一起，其形态演变发展的序列清晰可见，成为断代的重要依据。清代早期是寿山石雕刻的繁荣期，但留存下来的作品却不多，帝后宝玺上的纽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获得这一时期寿山石雕刻的取材、装饰特点、艺术风格等一系列情况。同时，档案记载这些纽大部分出自当时供职于宫中的南方的牙、木等匠人，可知当时的寿山石雕刻与同时期的牙雕、木雕有很深的渊源，这些可对其他种类的雕刻艺术以及寿山石雕刻与其他种类雕刻艺术的关系的研究提供借鉴和依据。 另外，清代帝后宝玺中的满文也是探索满文字体演变的绝好实物证据。早在清入关前，就有一种用于木刻、石刻或铜刻的满文书体，可能是受到版面的限制，故书写时通常将满文字尾后伸的长脚直伸而书，以减少所占之面积，从而形成一种特殊书体，由于这种直立式的书体后多用之于玺印，故有人将其命名为“玺书体”。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天命、天聪时期的无圈点满文“金国汗之宝”、“天命金国汗之宝”以及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中的“皇帝奉天之宝”、盛京十宝中的“奉天法祖亲贤爱民”、“敕命之宝”、碧玉“皇帝之宝”中的满文部分使用的都是这种书体。此外，满文篆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到渐次成熟乃至完善的过程，这在清代的宝玺中是有所表现的。二十五宝中的青玉满文“皇帝之宝”、盛京十宝中的檀香木满文“皇帝之宝”、金质满文“奉天之宝”和“天子之宝”使用的都是满文篆体，但还不是太成熟，如“汗”字收尾已有了篆字棱角的味道，而起笔则保留了满洲本字的特点，尤其是上面的圈点，明显是本字的写法，“宝”字也是一样，可以说是满文本、篆字体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不成熟的篆体出现于清太宗时期，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创制规范化的篆体。规范化的满文篆体吸收汉篆的结体特点和笔法，从起笔到收尾横平竖直，棱角分明，端庄规矩，结构严谨，被广泛施用于帝后宝玺和各级官印之上。要获得全面完整的满文字体演变发展的材料，恐怕只有到现存的清代帝后宝玺及各级官印中去寻找了。 <> <> 8 清代宝玺存放地 帝后印章平时都存放于固定地点，有专门人员管理。清代比较重要的宝玺存放地有三处，即交泰殿、寿皇殿、懋勤殿。 交泰殿。交泰殿位于内廷中轴线中间，中有三种重要的陈设物件：大自鸣钟、铜壶滴漏和象征皇权的国家御宝。并设“八品首领二，俱八品侍监。……太监六名……专司尊藏御宝，收贮勋臣黄册，验自鸣钟时刻，陈设、洒扫、坐更等事”。每当遇有灾异，保护交泰殿御宝为其首要任务。 寿皇殿。位于景山之后。据乾隆帝《匣衍记》：“匣衍记有三……一以志寿皇殿所藏御用诸玺”。又说“复于乾隆四十六年冬，敬将圣祖、世宗常用诸玺及朕自青宫至御极以来数十年中所用诸玺制为宝薮匣，并豫装空册，亦定为二十五层，藏于寿皇殿，以备将来依次存贮鉴用，世为法守”。据此则知，寿皇殿为清代帝后印章的一个重要保存场所。以后历代皇帝都尊此成例，将前朝御用诸玺制箱存于其中。  寿皇殿。 <> <>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庑之北，“凡图书翰墨之具皆贮焉”，其中当然也包括皇帝钤用之玺印。据沈初《西清笔记》卷四记载：“御用铜、玉、冻石印章，皆贮懋勤殿，有《宝薮》一册，每遇御笔书画发下，用宝诸臣择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在清代，每当内府书画鉴定之后，都要将其交到懋勤殿用宝。  懋勤殿。 以上三个宫殿，交泰殿专门保存国宝，寿皇殿则专门贮存前朝不用宝玺，而懋勤殿则存放当朝正在使用的宝玺，在存放帝后宝玺方面可谓各有侧重。 清宫其他存放帝后印章相对集中的宫殿还有乾清宫、养心殿、宁寿宫、古董房等处。 9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编、续编、三编钤盖玺印 为了解宫内书画收藏状况，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下诏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并介绍宫中所藏书画。凡收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编的作品，都要钤盖相同的五方玺印。上方左侧用“乾隆鉴赏”（正圆白文玺），上方右侧用“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玺），下方左侧用“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长方朱文玺），下方右侧用“三希堂精鉴玺”（长方朱文玺）及“宜子孙”（方形白文玺），这二方即乾隆帝“三希堂精鉴玺”组玺。为区别收藏地点，五玺之外再用收藏地的鉴藏玺，如“乾清宫鉴藏玺”、“养心殿鉴藏玺”、“重华宫鉴藏玺”等。 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诏令馆臣编撰《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凡被续编著录的作品，其原件上除钤盖前面的五玺之外，《石渠宝笈》续编则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秘殿珠林》续编则加“秘殿新编”、“珠林重定”二玺。而平时存放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宁寿宫五处的作品，则还要分别钤盖相应的鉴藏玺。这样，凡被《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著录过的作品，五处内藏的应钤上述八方玺，五处之外则钤七方玺。 《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自乾隆五十八年（1791）开始编辑，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完成。三编著录的古今臣工作品，都要钤盖“嘉庆御览之宝”、嘉庆帝“三希堂精鉴玺”组玺（含“嘉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玺）、“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以及“宝笈三编”或“珠林三编”。 <> <> 10 乾隆帝鉴藏玺 清代每位皇帝继位后都制作书画鉴藏玺，其中，制作鉴藏玺最多的当属乾隆帝，这与其时清宫艺术收藏处于鼎盛期有密切关系。乾隆帝喜欢炫耀，他的鉴藏玺及其钤用也显示出独有的习惯和特点。 一是数量大。据载，乾隆帝“逐年御题书画巨幅长卷，每条皆钤有小玺，其文往往相同，甚有重至一百九十余玺者”，是在各类作品上留存印迹最多的皇帝。 二是大玺多，组合钤用多。从乾隆玺印的实物来看，大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皇帝，尤其是殿名玺。这些大型玺印经常钤盖于宫藏书画之上。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能活到七八十岁的皇帝少之又少，而他居然寿登耄耋，并创造了鼎盛的文治武功时代，最后在位满六十年时又传位嘉庆帝，成为太上皇帝。所有这些，都成为乾隆帝一生中值得骄傲，值得炫耀的亮点。因此，他在七十岁时刻“古稀天子之宝”，八十岁时刻“八徵耄念之宝”，成为太上皇后又刻“太上皇帝之宝”，而且一刻就是几十方。这种状况体现在书画上，则是这三个阶段的玺印相互组合钤用的情况大量出现。手卷一般在前后隔水处自上而下钤“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画轴一般是在上端骑缝处或本幅上部将三玺平行钤用，尽管每一玺印的具体位置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此三阶段代表玺印的相互组合则是乾隆帝玺印钤用的常态。 三是凸显自我。钤印时不免总是把自己置于突出的位置，想钤在什么地方就钤在什么地方，通观全幅，往往他的印记给人的观感最为醒目，带有十足的霸气。其中最典型的则数“古希天子”圆形朱文印，往往被钤盖于画面中央十分显眼的位置，显而易见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 <>  碧玉“太上皇帝之宝”  碧玉“太上皇帝之宝”侧面  碧玉“太上皇帝之宝”印面 <> <> 《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cm，横17.2cm。 《伯远帖》是晋王珣(350—401年)写的一封信。原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钤“乾隆宸翰”、“涵虛朗鑒”二玺。 前隔水御书：“家學世範，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綠”三玺。 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迹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顔曰：‘三希堂’，御筆又識”，钤“乾”、“隆”二玺。 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 卷尾敕董邦达绘图，邦达有记，又有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卷后有董其昌、王肯堂题记。 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寶笈”、“乾隆鑒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心殿鑒藏寶”诸玺。 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觶齋秘笈之印”。 此帖与陆机《平复帖》为现今仅存的两件晋代名人法书。 <> <> 王羲之作为“书圣”，垂范百代。但他的书作只以临本、摹本和刻本的形式流传，没有一件真迹传世。王氏家族世代擅书，名家辈出，然命运亦大抵相同。唯羲之族侄王珣有此短笺留在人间，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二王”行草书使转用笔的精微之处，这是刻帖和双勾填墨摹本所无法传达的。 王珣本人有书名，此帖风神俊朗，潇洒流利，在王氏家族书风的基础上自具面目，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珣《伯远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 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1950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经公开展览，并已影印出版。 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书画记》、《平生壮观》、《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初编》、《古书画过眼录》等书著录。 <> <> 11 慈禧太后的闲章 慈禧太后喜欢写大字，用丈余之库腊笺，书写“龙”、“虎”、“松”、“龄”等字，每年多至数百幅。宫中及西苑、颐和园，均喜以“大圆宝镜”四字为匾额。清宫所藏慈禧太后闲章中有多方“大圆宝镜”印章，正是明证。慈禧太后还喜欢作画，当然绝大部分都是由别人代笔的。在所谓慈禧太后的御笔书画上，经常钤用的有“慈禧太后御笔之宝”、“数点梅花天地心’、“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大雅斋”等玺。 慈禧太后的有些闲章还有感而发，通过玺文或多或少能够窥见其心态。她以一女流，几度垂帘，独掌大权达四十八年之久，故而她的闲章自有一种不同于普通后妃的凌驾于万人之上的气势。如“致中和”、“中和位育”、“保合太和”、“含和履中”、“万邦为怀”、“法天立道”等，体现了她的治国主张，而“乐民之乐”、“赐福苍生”、“恩风长扇”、“福在养民”等，则显示出她对政治生涯的满足。 <> <> 12 清代帝后殿名玺与土木之兴 清代帝后殿名玺与有清一代的土木之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顺治朝处于满族入关伊始，其注意力集中于调整民族关系，巩固满族政权，大规模的土木建设很少，故而殿名玺凤毛麟角。而康熙帝在融合满汉民族、发展文化方面成效卓著，其仅有的几种殿名玺提及的宫殿多与其文化活动息息相关。如“渊鉴斋”，则有以之命名的《渊鉴斋古文》、《渊鉴类函》、《渊鉴斋法帖》、《渊鉴斋摹古宝类》等书籍。“佩文斋”，则有以之命名的《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广群芳谱》等书籍。 “懋勤殿”不但是储存御用文房用品之处，同时还以其命名了一部书帖，即《懋勤殿法帖》，这些都是康熙朝十分重要的文化成果。而雍正帝的殿名玺除皇宫内几处他经常活动场所之外，大部分都集中于圆明园，可知这一时期正是圆明园建设的重要时期。乾隆朝则是整个清代宫殿园林建设的高峰期，是时北京的建设大规模展开，京城内外的许多名胜古迹、园林景观，不是在这时始建，就是在这时扩充或修缮。没有一个封建统治者像乾隆帝那样，几乎在北京所有著名建筑和设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与之相对应，包括大内及三海、三山、五园在内的主要景点及建筑的殿名玺，都在乾隆帝的宝玺中出现了，并且相当具体，诸如位置不同的同名宫殿，在其宫殿玺中都有所反映，如“勤政殿”，即有“避暑山庄勤政殿宝”、“静宜园勤政殿宝”、“万寿山勤政殿宝”、“西苑勤政殿宝”、“圆明园勤政殿宝”之不同；又如“南海子行宫”，则有“南海子南行宫之宝”、“南海子新行宫之宝”、“南海子旧行宫之宝”、“南海子团河行宫之宝”之别。 乾隆帝宝玺中涌现大量宫殿玺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嘉庆朝以后，国力日衰，土木兴建也越来越少，故而帝后的宫殿玺也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 <>  《佩文斋书画谱》函套  《佩文斋书画谱》书册  《佩文斋书画谱》内页 《佩文斋书画谱》，100卷，清王原祁等编纂，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内府刻本。版框16.8cm×11.7cm。半页11行，行22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栏。书前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御制序，其后为凡例和总目，正文前列有所纂辑之书籍的目录和书画谱总目，并开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六年（1707年）奉旨纂辑此书的官员职名。64册8函。 本书是中国书画的大型类书。编辑工作始于康熙四十四年。从清内府所藏和四处搜罗而得的1844种文献古籍中收集资料，历时3年编成。 本书顺序依次为论书、论画、历代帝王书、历代帝王画、书家传、画家传、历代无名氏书、历代无名氏画、御制书画跋、历代帝王书跋、历代帝王画跋、历代名人书跋、历代名人画跋、书辨证、画辨证、历代鉴藏书类、历代鉴藏画类。此书内容始自五帝而迄止于元明。先列历代帝王，其余则以时代相次。有些书迹画幅偶传有作者姓名字号但无书可凭据者则不载入。所征资料皆注明出处。全书体例精密，引据详实，颇便稽考。但该书也有稍嫌不足之处，如对历代书画书籍没有另立“著录”一门，以便说明存佚。且编中对于伪书一并收录，不作鉴定。本书卷帙浩繁，材料丰富，对后世之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中国书画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籍。 除此本外，还有1919年线装影印“扫叶山房本”、《四库全书》本、《 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 <>  《佩文韵府》书匣  《佩文韵府》之二  《佩文韵府》卷一1 《佩文韵府》，444卷，清张玉书等编辑，康熙五十年（1711年）敕撰，清乾隆年内府朱墨精写袖珍本，半页20行，行36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框高12.4cm×9cm.。每册首尾俱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及“养心殿鉴藏宝”二玺。此书是为便于皇帝出行携带，特聘书写名家抄写而成。书的外观小巧精美，装帧古朴，字体为古雅的仿宋体，工整不苟，书写字画秀润，结构俊美，行气整齐，间隔匀称且校勘精良，代表了清代内府的抄本特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此一版本为海内外孤本。 此书是一部查找词藻、典故的类书。“佩文”为康熙帝的书斋名，“韵府”有韵书之库含义，故命名曰《佩文韵府》。全书以元代阴时夫《韵府群玉》及明代凌稚隆《五车韵瑞》为基础，再增补其他书中的有关材料而成。原书不分卷，依韵分为106卷，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以其“篇页繁重”，析为444卷。全书收10252字，词汇近50条，按其读音分别归入明清时通行的平水韵106个韵部中。所收词目按最后一字归韵。其体例，首列单字，再将同一韵字的词语按字数顺序排列，单字下有注音与释义，词语下举书证，列典故，以经、史、子、集为序，兼顾时间先后。每词引古书用例，少则一二条，多则数十条。引文一般只注书名，引诗只标作者。收词又分“韵藻”、“增”、“对语”和“摘句”四类。“韵藻”为阴、凌两书原有部分；“增”为阴、凌两书未见而增补部分；“对语”为上下文两两相对的偶句；“摘句”为以该字为尾的五、七言诗句。每一韵部之后还有“韵藻补”，收不见于阴、凌两书之字。全书卷幅浩大，材料丰富，惟其编制不够严谨。为查阅方便，万有文库本于书末附有索引，将全部词条依首字的四角号码排列，后附单字笔画索引。  “懋勤殿”款龙纹印盒盖面  “懋勤殿”款龙纹印盒  “懋勤殿”款龙纹印盒底款  《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清）李光地等纂修，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内府刻本。半页9行，每行20字，抬头行21字。四周单边，白口，双鱼尾。开本27cm×17cm，版框19cm×14cm。共25册。 <> <> 卷前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制序》，序后钤“体元主人”、“稽古右文之章”朱文两玺，康熙五十三年李光地等《进书表》及职名、凡例、目录。 因宋朱熹《晦庵集》由多人编辑，难免有失真之处，且朱熹早年与晚岁学术观点有所变化，而后代儒家往往坚持朱子的部分言论，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朱子的本旨。鉴于此，康熙帝在康熙五十二年敕命李光地等儒臣将朱熹文集、语录进行整理删节，汰其榛芜，存其精华，以类排比编成此书，并命以“御纂”名义颁行全国。 是书分为学类、论学、孟子、中庸、易、书、诗、春秋、礼、乐、性理、理气、鬼神、道统、诸子、治道、论文、赋词、历代十九门。内容涉及自然科学、政治、哲学及史学。在哲学方面，朱子认为精神的“理”是世界万物之主宰和本源，而物质性的“气”则从属于“理”，受其支配和制约，“理”与“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全书具体反映了朱熹“有理有气，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哲学思想，为研究朱熹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此书另有清康熙五十三年武英殿刻黑口本，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武英殿刻古香斋袖珍本，清咸丰元年（1851年）墨格精抄进呈袖珍本。 《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目录》等著录。 <> <> 13 从宫殿玺看宫殿建筑信 宫殿玺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宫殿建筑方面的信息。其一，表现建筑之功用。如“味腴书室全书荟要宝”、“摛藻堂全书荟要宝”等，味腴书室和摛藻堂是专门贮存《四库全书荟要》的地方，故有是玺之制。 其二，表明帝后在宫殿中的活动。如“渊鉴挥毫”，形象地展现出康熙帝在渊鉴斋泼墨染翰的场景。“朗吟阁恭临皇父御笔”，则是雍正帝在朗吟阁活动的写照。其他如乾隆帝的“三希堂精鉴玺”、“长春书屋御制”、“乾清宫鉴藏玺”、“养心殿鉴藏玺”、“重华宫鉴藏玺”、“御书房鉴藏玺”、“懋勤殿鉴藏玺”等，皆是如此，从中可略窥帝后与宫殿间的关系。 其三，在清帝后印章中，另有一类，一般三方一组，三玺的质地、纽制相同，其中一方为宫殿玺，另两方则为诗句成语玺，用以说明殿名玺中殿名的含义及来历。如“乐寿堂”与“知者乐”、“恭则寿”两玺相配，说明乐寿堂这一名称源于“知者乐，恭则寿”这两句话。其他如“养性殿宝”与“延清契道筦”、“行乐信天真”相配；“琴德簃”与“领取春温和且平”、“宫商之外太古心”相配；“画禅室”与“研精固得趣”、“契理亦忘言”相配；“抑斋”与“凛顾諟钦几微”、“谨起居慎出令”相配；“四美具”与“飞跃天机适”、“琴书道趣生”相配等都是这种方式的组合，从中不难得知其宫殿取名的初衷。可以说，殿名玺是清代帝后宝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或完整地记录了宫殿的名称，或暗示宫殿的功用，或阐释殿名的含义，其内容大都源自于已经建成了的宫殿园林建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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