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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即事用雷父韵 虽邻柳巷岂花街，不为借书死不来。 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 江山间气因诗见，今古才人带酒杯。 便是斯情何易说，偶因尊句一诽谐。 雷父者，黄苗子也，诗人、画家。诽谐即诙谐。首联以玩笑口吻点明地点（柳巷）与来由（借书），表露彼此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均好戏谑的性格。颔联承上，由“无鸟事”的闲极无聊引出“打桥牌”的闷中作乐。颈联一转，回答为何“无鸟事”，唯有“打桥牌”：只因英雄豪杰所禀天地的特殊之气无用武之地，只能在诗中发泄，而今古之郁郁不得志的才人，也往往只能借酒消愁。尾联又承上句，说这种内心的压抑与悲凉，讲给谁听？讲给炙手可热的当政者听么？岂不找死？只因借你诙谐的诗句哑然一笑来排遣了。 这显然是作者刚刚开满释放归来，尚未恢复工作时期的作品。这种晾在一边、无所事事的煎熬恐怕不亚于劳改时的感受。那种抑郁、那种愤懑之情，恐怕也非“无鸟事”、“管他妈”这些“国骂”不足以宣泄出来。 该诗前俗而后雅。开篇便是两句玩笑，以“花街”、“柳巷”戏谑主人住所，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再个“死不来”，更增添了戏谑的成份，俨然是主客二人在调侃斗嘴。诗的场面就在这么一派轻松风趣的气氛展开。颔联更俗更轻松，竟然把李逵骂人的口头禅都搬了出来，算是俗到了最底线，也似乎轻松到了最底线。既然是打起了桥牌，气氛当然应该继续轻松下去，殊不料颈联两句雅语陡然一转，使气氛沉重起来，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再回望“枯对半天无鸟事”一句，始知“无鸟事”并不轻松，的确在骂人。读者的情绪完全被诗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便是语言艺术的巨大魔力。 十九、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 丁香花下读君诗，红在篇章紫在枝。 我本黔驴无武枝，君之塞马有归时。 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 最解庄生齐物论，无非物论本非齐。 冯雪峰，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兼亲密战友，也曾被打成右派。开篇以丁香之“紫”衬托冯诗之“红”，十分雅致，与白乐天的“紫微花对紫微郎”、与陆放翁的“一树梅花一放翁”收异曲同工之妙。颔联用“黔驴技穷”与“塞翁失马”两典分喻自己与雪峰的遭际，又十分雅切。颈联上句又雅，用孔明《隆中对》典既称赞冯的远见卓识，又为其大才遭垢蒙受不白之冤而忿忿不平。下句却忽然冒出一句极俗的谚语，让人大吃一惊。但仔细一想，没有这一句还真的不行。无此句俗谚，便不足以表达冤案终可澄清，水落自然石出的理念。末联谈哲理，既雅又深。其机锋恐藏在“本非齐”三字之中。庄子《齐物论》之精髓为：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你想，在政治强权的高压之下，又怎么“齐”得了？ 诗中颈联的对仗异常工巧。本来颔联“我本黔驴无武技，君之塞马有归时”，“我”对“君”，“黔驴”对“塞马”、“无武技”对“有归时”已然相当工整，殊料颈联对得更为工绝：“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在山”对“出水”，“凭定”对“才看”，“三分鼎”对“两腿泥”，铢两悉称。一雅一俗，一庄一谐，绾合如此巧妙，达意如此准确，若非妙笔神来，何能臻此化境？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有人曾在《大公报》（或《明报》？）刊出一雅俗对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黑灯跳舞好揩油。”差一点让我笑岔了气。聂公此联之奇趣，也几乎可以造成同样的效果。 二十、挽雪峰（二首其一）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该诗写得异常沉痛，一反《北荒草》和《南山草》的风格，全然没有诙谐之语，而是通篇激愤之言。先将几个典故解释一下。“婪尾”者，阑尾也。唐代宴饮时巡酒至末座谓之“婪尾”，故含叨陪末座之意。“烂柯山”，一喻围棋，二喻漫长之岁月。据《述异记》：“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比干，商纣王叔父，官少师，俗称比干丞相。因力谏纣王，遭剖心而死。筒筒菜者，空心菜也。 想当初，党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我们凭着一股狂热的政治激情畅所欲言，毫不提防，谁料到一霎时寒风骤起，我等纷纷落马，掉入了上天早已挖掘好的深渊之中。他们那班政治打手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罗织罪名，恣意诬陷，本来就驾轻就熟，毫不费力，但要我们屈从旨意，违心认罪，心甘情愿地承认强加于我们的莫须有罪名，谁又有那么愚蠢？开始时，说得那么冠冕堂皇、言辞恳切，要我们积极参政议政，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甚至还赏赐了一批头衔，虽是叨陪末座，知识分子们倒也心满意足，乐得而为之。谁料到一霎时风云突变，将我等通通打入冷宫，投入监牢，归于另册，抛于局外。往事真真不堪回首！自从那一场灾祸之后，我再也不敢吃空心菜了，免得睹物思人，勾起对横遭剖腹剜心的比干丞相之回忆，免得揭开往日的伤疤，加深那锥心之痛楚。 颔联颈联对仗均工，尤以颔联绝妙。“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绝就绝在“信口”对“锥心”、“雌黄”对“坦白”。“口”与“心”皆为人体器官，小类工对；“黄”与“白”为颜色词工对，而“坦白”的“白”字在诗中原非色词，此处借义对“黄”，异常工巧。不愧大家手笔！ 再次吟赏《散宜生诗》，我不禁为其襟怀学识和涵养所折服。身陷逆境之中，牢骚满腹，怨气冲气。发而为诗，理当指桑骂槐，火气十足。然而，绀弩先生笔下，从不锋芒外露，从不违我国传统诗歌温柔敦厚之旨。聂诗中虽也间或有些骂人的词语，如“九头鸟”、“三脚猫”、“无鸟事”、“坏心思”等等。但他骂的是自己，至少表面上是骂自己，没骂别人。骂自己只伤己，不违温柔敦厚；骂别人则伤人，便有违温柔敦厚了。 骂人如果是骂强势者，尤其是骂千夫所指者，虽有违温柔敦厚，但毕竟代言群众出了一口怨气，群众不仅可以谅解，甚至还会拍手称快。例如，鲁迅先生的《南京民谣》就大快人心： 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 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 骂人如果骂弱者，那就是没良心，至少是缺乏同情心，要不得。过去，有个无聊文人写过一首咏驼背者的诗，流传很广： 平生残疾实堪怜，嘴在胸前耳在肩。 仰面岂能观白日？侧身方可见青天。 眠如心字无三点，坐似弯弓少一弦。 最痛百年身死后，棺材只好用犁辕。 开头一句说“堪怜”，可是全诗都在嘲笑，将自己的乐趣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个文人半点悲悯之心都没有，实在无行得很。 诗人公刘说：“忧患意识，悲悯心态和历史沧桑感，……是我诗国之宝……”从聂绀弩的诗作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种深重的悲悯心态。这些忧患意识与悲悯心态，均熔铸于沉重的历史沧桑感之中，便成就了“聂绀弩体”鲜明的思想性特色。这种鲜明的思想性特色，一言以蔽之即是三新：题材新、思维新、感情新。 “聂绀弩体”鲜明的艺术特色同样可以三新概括：即：格调新、语言新、句法新。纵观《散宜生诗》全卷，我们无不为其崭新的格调、清新的语言、新颖的句法而感佩。而这些新语言和句法，却又在严格的传统诗词的方法与格律下运行，在近体诗歌体裁所限的空间里自由驰骋，而非当代某些不谙诗律却又自诩风骚的“诗人”们那样随心所欲，一顿胡来。这，便是真诗人与伪诗人的本质区别！ 聂绀弩先生以杂文与文艺评论见长，主张写新诗，对于传统诗词，自称“根本不懂作法”（《致高旅信》）、“没有师承”（《自序》）。其晚年所以以诗名世，完全是时代的偶然。倘没有那一场极“左”思潮带来的浩劫，便不会诞生一卷《散宜生诗》，便不会诞生这座诗坛之丰碑——聂绀弩体。谁说十年浩劫百害而无一利？“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坏事变成好事，这便是唯物辩证法之必然。以彻底摧毁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不意竟然催发了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朵奇葩，恐怕于肇事者们所始料未及吧？ 1986年，聂绀弩先生溘然长逝。钟三（敬文）挽以联云： 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 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馀生。 谨以此联作为本文之结尾，以慰聂老在天之灵。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于长沙怀虹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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