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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 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 方今世面多风雨，何只一家损罐瓶。 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非寡且偕行。 事后，诗人又一口气写了《代周婆答（三首）》，中有句云，“行踪处处沧浪水，怕尔投诗当汩罗。”似乎是自我告诫之言，实则是让夫人放心之语。可参照读之。 野鸭冲天捉对飞，几人归去路岐迷。 正穿稠密芦千管，奇遇浑圆玉一堆。 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 数来三十多三个，一路欢呼满载归。 捡了一窝野鸭蛋，便一路欢呼，沉醉于明日壶觞之憧憬与喜悦，这哪里是身陷囹圄的劳改罪人，分明是一副“老顽童”的模样。有人说，诗人是“乐观自信”，还有人说，诗人坚信“风雨过后必见彩虹”，我看这种说法无非是胡乱揣度。当年那场动乱，何时可以收场，谁人明白？连它的发动者都说每过几年就要来一次，非搞十次八次不可，聂氏就有先见之明，料定快见“彩虹”了？简直是鬼扯蛋！ 我想，聂氏的内心世界里无非是想“对着干”。你们天天整我、磨我、惩罚我，想我逼得我天天垂头丧气、半点不得开心，最终象一盏油灯一样，耗得油枯灯灭。老子就偏不！偏偏要“叫化子打加官——寻快活”，偏偏不中你的圈套，你又其奈我何？诗人不服输、不服气、不低头不乞怜的这种性格，与唐代刘禹锡、北宋苏东坡颇为相似。 刘禹锡就不说了，《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的故事人所熟知，说说苏东坡吧。 当年苏轼开罪了权贵，贬谪黄州，但他一如既往，桀骜不驯，仍旧不去“摧眉折腰事权贵”，反而写下了这么几句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权贵们读后，从中嗅出了“不老实”的气味，于是，怒而再贬惠州。到惠州后，依然“不老实”，又写了一首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宰相章惇更为恼怒，“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秉性，才有他别具一格的《洗儿诗》，也才成就了苏东坡的千古才名。 古往今来，这种傲骨嶙峋的人不少，连乞讨度日的落魄秀才亦然如此： 本性生成爱野流，手携竹枝过通州。 破篮向晓提残月，歌板临风唱晚秋。 两足踏平天下路，一肩挑尽古令愁。 而今不食嗟来食，村犬何劳吠不休？ 1969年9月13日夜深，我被无产阶级革命派们一毛绳捆上，关押起来。闲卧稻草之中，成诗一首。今予献芹，聊作聂诗的参照物： 公社前厅作大牢，一窝牛鬼卧蓬蒿。 笑余徒望千钟粟，怜汝曾披七品袍。 墙外貔貅长不寐，瓮中龟鳖岂能逃？ 不知死活犹寻乐，夜半“京歌”动九皋。 “京歌”者，自嘲之语也。当时不正盛行唱革命样板戏么？我们是九月十三被囚，于是在狱中大唱《沙家浜》，沙奶奶的一段唱腔：“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以发泄心头愤怒。因为是用平常唱歌的方式来唱京剧，板眼不清，韵味不足，故嘲之曰“京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味。 聂诗颈联中“明月壶觞端午酒”与“此时包裹小丁衣”相对，甚富奇趣。“包裹”在诗中是动词，本不可与名词“壶觞”相对，但它另有一义为名词。诗人借此义对之极工。“午”与“丁”均为干支之一，对之精工自不待言。“端午酒”有典可查，“小丁衣”却无据可考，我初读时亦百思不得其解。后猛然想起聂之难友中还有漫画家丁聪，他老先生的笔名不正是“小丁”么？我终于明白了：“满舅就是外婆的崽！” 再回过头来提出一个小疑问，捡一窝野鸭蛋，诗人为什么那么兴奋，欣喜欲狂呢？这岂不从反面证明了诗人劳改时的饥饿难耐，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么？所以，诗人的高兴，是饱含着苦涩的假高兴。 十四、赠老梅 陌上霏微六出花，先生归缓四清夸。 忙中腹烂诗千首，战后人俘鬼一车。 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 民间文学将何说，斩将封神又子牙。 钟三者，钟敬文也。诗人、学者、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与聂交厚，聂自称大哥，称钟为三弟，谓为钟三。一位文化精英，却被遣派去农村搞四清，不谓大材小用，也可谓才非所用。虽说俘获了“鬼一车”，却腐烂了“诗千首”。人们曾普遍对你寄予厚望，企盼先生能拿出卓越的研究成果来，谁知你置研究项目于不顾，一去半年多。“红心大干”关你屁事？诗人将“管他妈”这“国骂”置入诗中，表达了对当政者的极度蔑视。 颔联“忙中腹烂诗千首，战后人俘鬼一车”对仗之工就不必说了，重点考察一下颈联：“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前句原封不动地照搬杜甫诗《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大雅；后句则将当时流行于左派口中非常时髦的豪言壮语“一颗红心”、“大干快上”一统搬来，大俗。一雅一俗，形成强烈反差，令读者哑然失笑。更令人惊羡者，“青眼”对“红心”、“高歌”对“大干”，无一字不工，尤其是“望吾子”对“管他妈”，简直妙绝！亏他想得出来。 十六、九日戏柬迩冬 十年已在人前矮，九日思知何处高。 风雨满城曾昨夜，江山如画又今朝。 嵩衡泰华皆0等，庭户轩窗且Q豪。 湖海元龙楼百尺，恰逢佳节不相招。 1960年冬，诗人从北大荒劳改回来，龟缩于破败之陋室，而友人陈迩冬已被安置于教授楼之上。次年，时逢重九，乃登高胜日，本欲外出秋游，奈何心力不济。于是枯坐家中，吟成此作，戏赠迩冬。开篇一句，便尽诉了十年的磨难。遭人白眼，任人奴役，风霜雨雪，倍受欺凌。一“矮”字，浸透了淋漓的血泪！颔联则以“风雨满城”痛斥了不堪回首之往事，以“江山如画”描绘了重见天日之欢欣。言下之意是今日不再矮人一截了，可以到哪里去高人一头，出一口鸟气。颈联承上，言自己虽想登高，却无处漫游，天下名山显然心力不逮，对于我而言，无异于等于“ 0”，唯能独坐书斋“聊发少年狂”而已。尾联以元龙百尺楼喻迩冬居处，责怪对方：你怎么不来函邀请，满足一下我重九登高的心愿呢？通览全诗，总感到字里行间回荡着一股闲极无聊之幽怨。 该诗首联便用对仗。这种情况在五律中见得较多，如杜甫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孟活然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陈子昂的“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等等；在七律中并不多见，但也有，如杜甫的《恨别》，首联便是“洛阳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首联便用对仗，无疑增加的写律诗的难度，因为它不能顶替中间两联的对仗，所以对仗的联数便增加至三联了。另外，该诗颈联引入了阿拉伯数字“0”与拉丁字母“Q”，这恐怕又是聂先生的首创。说他是诗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点也不为过。 十七、萧军枉过 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 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十年风雨百年人。 千言万语从何说，先到街头饮一巡。 萧军，著名作家。作品有《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等。反右之前，与诗人过从甚密。反右之后，同遭劫难，天南地北，音讯杳然。红羊劫后，诗人回到北京。某日午后，萧军突然来访，老友重逢，百感交集，因有此作。 首联看似大白话，平淡无奇，第二句甚至不象诗，但“惊魂”、“猛讶”诸词，洋溢着劫后重逢的意外惊喜。多少友朋无端丧命，有的甚至尸骨无存，你这家伙居然活着，真是人间奇迹！首联一起，便渲染了通篇之气氛，颔联便在此浓烈的气氛之中自然承接：这些年来，你在何处存身？你究竟躲在何方，逃过了这一劫？颈联一转，发出一声浩叹：“十年风雨百年人”！你的著作至今乃呈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但你的人影却一直杳如黄鹤。十年磨难，度日如年，一日三秋，牵肠挂肚。劫后重逢，恍如隔世！行文到此，达到情感的高潮。尾联回归现实：千头万绪，从何说起，千言万语，竟夕难终。不说了，喝酒去，浮一大白，庆祝我们从鬼门关口返回罢！ 这才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没有花哨的语言，没有矫揉之做作，平实之语，赤忱之心，紧紧扣住读者心灵，记你不得不潸然泪下。这样的作品，才是王国维所说的真诗! 诗中颔联句子节奏又不循常规：“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语意节奏虽然打乱了律诗原有的句法节奏，但在音韵格律上偏又中规中矩毫不违规，叫你不得不叹服其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功力。颈联头句用“八月乡村五月矿”概括萧军的文学成就，显得俗不可耐、了无诗意，而紧跟在后面的却是一句“十年风雨百年人”！犹如一马平川，奇峰突现。其内涵之深邃、韵味之悠长、意境之宏阔、感情之浓烈，有如惊涛骇浪、疾电狂飚，令你透不过气来。这，便是真诗的威力！这，便是跌宕的效果！倘有人不懂得抑扬顿挫、蓄势而后爆发之妙处，读罢此作，该领悟一二了吧？ 十八、即事用雷父韵 虽邻柳巷岂花街，不为借书死不来。 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 江山间气因诗见，今古才人带酒杯。 便是斯情何易说，偶因尊句一诽谐。 雷父者，黄苗子也，诗人、画家。诽谐即诙谐。首联以玩笑口吻点明地点（柳巷）与来由（借书），表露彼此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均好戏谑的性格。颔联承上，由“无鸟事”的闲极无聊引出“打桥牌”的闷中作乐。颈联一转，回答为何“无鸟事”，唯有“打桥牌”：只因英雄豪杰所禀天地的特殊之气无用武之地，只能在诗中发泄，而今古之郁郁不得志的才人，也往往只能借酒消愁。尾联又承上句，说这种内心的压抑与悲凉，讲给谁听？讲给炙手可热的当政者听么？岂不找死？只因借你诙谐的诗句哑然一笑来排遣了。 这显然是作者刚刚开满释放归来，尚未恢复工作时期的作品。这种晾在一边、无所事事的煎熬恐怕不亚于劳改时的感受。那种抑郁、那种愤懑之情，恐怕也非“无鸟事”、“管他妈”这些“国骂”不足以宣泄出来。 该诗前俗而后雅。开篇便是两句玩笑，以“花街”、“柳巷”戏谑主人住所，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再个“死不来”，更增添了戏谑的成份，俨然是主客二人在调侃斗嘴。诗的场面就在这么一派轻松风趣的气氛展开。颔联更俗更轻松，竟然把李逵骂人的口头禅都搬了出来，算是俗到了最底线，也似乎轻松到了最底线。既然是打起了桥牌，气氛当然应该继续轻松下去，殊不料颈联两句雅语陡然一转，使气氛沉重起来，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再回望“枯对半天无鸟事”一句，始知“无鸟事”并不轻松，的确在骂人。读者的情绪完全被诗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便是语言艺术的巨大魔力。 十九、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 丁香花下读君诗，红在篇章紫在枝。 我本黔驴无武枝，君之塞马有归时。 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 最解庄生齐物论，无非物论本非齐。 冯雪峰，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兼亲密战友，也曾被打成右派。开篇以丁香之“紫”衬托冯诗之“红”，十分雅致，与白乐天的“紫微花对紫微郎”、与陆放翁的“一树梅花一放翁”收异曲同工之妙。颔联用“黔驴技穷”与“塞翁失马”两典分喻自己与雪峰的遭际，又十分雅切。颈联上句又雅，用孔明《隆中对》典既称赞冯的远见卓识，又为其大才遭垢蒙受不白之冤而忿忿不平。下句却忽然冒出一句极俗的谚语，让人大吃一惊。但仔细一想，没有这一句还真的不行。无此句俗谚，便不足以表达冤案终可澄清，水落自然石出的理念。末联谈哲理，既雅又深。其机锋恐藏在“本非齐”三字之中。庄子《齐物论》之精髓为：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你想，在政治强权的高压之下，又怎么“齐”得了？ 诗中颈联的对仗异常工巧。本来颔联“我本黔驴无武技，君之塞马有归时”，“我”对“君”，“黔驴”对“塞马”、“无武技”对“有归时”已然相当工整，殊料颈联对得更为工绝：“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在山”对“出水”，“凭定”对“才看”，“三分鼎”对“两腿泥”，铢两悉称。一雅一俗，一庄一谐，绾合如此巧妙，达意如此准确，若非妙笔神来，何能臻此化境？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有人曾在《大公报》（或《明报》？）刊出一雅俗对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黑灯跳舞好揩油。”差一点让我笑岔了气。聂公此联之奇趣，也几乎可以造成同样的效果。 二十、挽雪峰（二首其一）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该诗写得异常沉痛，一反《北荒草》和《南山草》的风格，全然没有诙谐之语，而是通篇激愤之言。先将几个典故解释一下。“婪尾”者，阑尾也。唐代宴饮时巡酒至末座谓之“婪尾”，故含叨陪末座之意。“烂柯山”，一喻围棋，二喻漫长之岁月。据《述异记》：“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比干，商纣王叔父，官少师，俗称比干丞相。因力谏纣王，遭剖心而死。筒筒菜者，空心菜也。 想当初，党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我们凭着一股狂热的政治激情畅所欲言，毫不提防，谁料到一霎时寒风骤起，我等纷纷落马，掉入了上天早已挖掘好的深渊之中。他们那班政治打手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罗织罪名，恣意诬陷，本来就驾轻就熟，毫不费力，但要我们屈从旨意，违心认罪，心甘情愿地承认强加于我们的莫须有罪名，谁又有那么愚蠢？开始时，说得那么冠冕堂皇、言辞恳切，要我们积极参政议政，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甚至还赏赐了一批头衔，虽是叨陪末座，知识分子们倒也心满意足，乐得而为之。谁料到一霎时风云突变，将我等通通打入冷宫，投入监牢，归于另册，抛于局外。往事真真不堪回首！自从那一场灾祸之后，我再也不敢吃空心菜了，免得睹物思人，勾起对横遭剖腹剜心的比干丞相之回忆，免得揭开往日的伤疤，加深那锥心之痛楚。 颔联颈联对仗均工，尤以颔联绝妙。“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绝就绝在“信口”对“锥心”、“雌黄”对“坦白”。“口”与“心”皆为人体器官，小类工对；“黄”与“白”为颜色词工对，而“坦白”的“白”字在诗中原非色词，此处借义对“黄”，异常工巧。不愧大家手笔！ 再次吟赏《散宜生诗》，我不禁为其襟怀学识和涵养所折服。身陷逆境之中，牢骚满腹，怨气冲气。发而为诗，理当指桑骂槐，火气十足。然而，绀弩先生笔下，从不锋芒外露，从不违我国传统诗歌温柔敦厚之旨。聂诗中虽也间或有些骂人的词语，如“九头鸟”、“三脚猫”、“无鸟事”、“坏心思”等等。但他骂的是自己，至少表面上是骂自己，没骂别人。骂自己只伤己，不违温柔敦厚；骂别人则伤人，便有违温柔敦厚了。 骂人如果是骂强势者，尤其是骂千夫所指者，虽有违温柔敦厚，但毕竟代言群众出了一口怨气，群众不仅可以谅解，甚至还会拍手称快。例如，鲁迅先生的《南京民谣》就大快人心： 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 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 骂人如果骂弱者，那就是没良心，至少是缺乏同情心，要不得。过去，有个无聊文人写过一首咏驼背者的诗，流传很广： 平生残疾实堪怜，嘴在胸前耳在肩。 仰面岂能观白日？侧身方可见青天。 眠如心字无三点，坐似弯弓少一弦。 最痛百年身死后，棺材只好用犁辕。 开头一句说“堪怜”，可是全诗都在嘲笑，将自己的乐趣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个文人半点悲悯之心都没有，实在无行得很。 诗人公刘说：“忧患意识，悲悯心态和历史沧桑感，……是我诗国之宝……”从聂绀弩的诗作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种深重的悲悯心态。这些忧患意识与悲悯心态，均熔铸于沉重的历史沧桑感之中，便成就了“聂绀弩体”鲜明的思想性特色。这种鲜明的思想性特色，一言以蔽之即是三新：题材新、思维新、感情新。 “聂绀弩体”鲜明的艺术特色同样可以三新概括：即：格调新、语言新、句法新。纵观《散宜生诗》全卷，我们无不为其崭新的格调、清新的语言、新颖的句法而感佩。而这些新语言和句法，却又在严格的传统诗词的方法与格律下运行，在近体诗歌体裁所限的空间里自由驰骋，而非当代某些不谙诗律却又自诩风骚的“诗人”们那样随心所欲，一顿胡来。这，便是真诗人与伪诗人的本质区别！ 聂绀弩先生以杂文与文艺评论见长，主张写新诗，对于传统诗词，自称“根本不懂作法”（《致高旅信》）、“没有师承”（《自序》）。其晚年所以以诗名世，完全是时代的偶然。倘没有那一场极“左”思潮带来的浩劫，便不会诞生一卷《散宜生诗》，便不会诞生这座诗坛之丰碑——聂绀弩体。谁说十年浩劫百害而无一利？“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坏事变成好事，这便是唯物辩证法之必然。以彻底摧毁传统文化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不意竟然催发了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朵奇葩，恐怕于肇事者们所始料未及吧？ 1986年，聂绀弩先生溘然长逝。钟三（敬文）挽以联云： 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 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馀生。 谨以此联作为本文之结尾，以慰聂老在天之灵。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于长沙怀虹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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