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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这条记载来看，似乎洪武五年北伐的计划由以徐达为首的武将集团提出，在朱元璋疑虑的情况下，徐等坚持态度，并最终付诸实施。朱元璋谕晋王朱棡（1358-1398年)也是如此自述。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二十六日，千户支翰赉朱元璋敕晋王圣旨：“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十分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之变。其在朝诸人，日奏深入沙塞，初不准。日奏叠叠，试许之。不免兵疵于和林，轻信无谋者，以致伤生数万。此乃擅听群无谋者。”但从朱氏政权历次重大战役皆由朱元璋亲自决策。制定计划的历史来看，五年北伐这一事关明朝北疆安危的重大举措很难在朱元璋持疑虑态度的前提下展开。另外值得寻味的是，实录所载朱元璋关于扩廓帖木儿“困兽犹斗“的预测竟然与后来岭北之役明军惨败的原因完全符合，虽然实录馆臣采取如此记述的目的在于为朱元璋开脱责任，但“此地无银三百两”，恰恰暴露了实录为君王讳的动机与刻意弥缝的痕迹。可以相印证的是，非官方史籍记载了与实录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 明后期人陈建（1497-1567年）著《皇明资治通纪》直接指出岭北之役计划由朱元璋提出。该书并未记载朱元璋君臣在武楼上的议论，而直接记载：“议征沙漠。上谓诸将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闻音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王世贞（1526-1590年）《弇州史料》的记载，大体将朱元璋与徐达的台词互换了一下。“高帝御武楼，与计边事。曰：'扩廓游魂尚在，出没奈何？'达乃请曰：'亟发兵厄竖子耳。'”在这里，朱元璋仍然是发起五年北伐的倡导者。实录作为明朝历代都要修纂的官方文献，其史料价值是毋庸质疑的，但其对个别史事存在篡改之事，也是毋庸讳辨的。各朝实录中，尤以《太祖实录》经历三修，篡改最多。像这种完全改头换面，张冠李戴之事并不新鲜，黄彰健通过比照《毓庆勋懿集》与《明太祖实录》，便发现了实录将朱元璋赐郭英敕换成了赐燕王敕。《龙飞纪略》所载朱元璋所作战略规划，更可能构成了明军轻率冒进的根本原因。“壬子春正月，以大将军徐达帅师伐迤西，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帝以残虏未除，终为边患。乃以达帅师伐之。冯胜、傅友德、文忠各总东、西道兵。顾时、陈德为副将军，率兵以从。赐敕谕戒以务察胡人情状，审其来否，则慎督三军，一鼓可俘，否则坚守斥堠，以静朔方。” 五年北伐的战略计划，延续了洪武三年北伐的成功思路，只是改两路并进为三路进取。明军北征前，朱元璋一如既往地对整个北伐行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对三支军队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 甲戌，命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力请北伐，志气甚锐。然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趍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达等遂受命而行。 达力扎布对三路明军职责的解释是：“军事部署是大将军徐达率明军主力引诱北元主力至近边作战，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东路军奔袭北元朝廷，征西将军冯胜率西路军迷惑和牵制西北蒙古诸王，配合中路军作战。”也即是说，三支军队中，徐达中路军是主力，东路李文忠军是奇兵，西路冯胜军负责牵制任务，中路军面临的是遭遇战，以歼灭蒙军主力为战略目的，是决定本次战役能否成功的重点与关键。东路军与中路军不同，并不以军事作战为目的，而旨在中路军的掩护下，以实现消灭北元汗廷为政治目的。西路军是三支军队中战略地位最轻的，只是一支起牵制作用的侧面部队，其承担这双重任务，一重任务是占领甘肃，这只是一个公开的表面任务，另一重职责是牵制甘肃蒙古势力，防止其东援扩廓帖木儿军。为便于西路军更好地实施掩护任务，朱元璋甚至在冯胜的将印名号上做起了文章。徐达佩“征虏大将军印”，李文忠佩“左副将军印”，而冯胜却不像洪武三年北伐那样佩“右副将军印”，改佩“征西将军印”，有意将其与其他两路明军相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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