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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非研究孔子所谓的“君子九思”，而是探讨君子文化的九个问题。 四、儒家君子理论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儒家的君子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即君子文化，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即君子人格。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国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中国的精英文化，集中体现在君子文化之中。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既彰显仁人志士之品德，崇尚精英，崇尚君子，崇尚道德，崇尚礼仪，这是孔孟君子学说的历史功绩。这一历史功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家君子文化的影响力将更加强劲、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君子文化，也是当代社会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理性对待传统的君子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数千年的君子文化重放异彩，是十分重大的课题，也是君子文化焕发新的活力之关键所在。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何况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儒家君子文化的消极影响也应客观分析。 孔子创立并完善了君子学说体系，实现了君子理念的创新，君子形象的再造，君子文化的转型。一部《论语》，可说是君子学术专著，“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了107次。可以说孔子的一切思想都是以君子为中心，他的理想国是君子国。君子国里的君子，不但有道德有学问，还有富贵功名。这是他的理想。孔孟的君子文化，是社会顶层象牙塔里的精英文化，并非着眼于社会大众的人格培养，而仅仅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孔子培养君子的最终目的不是如何做人，而是如何做官。尽管也强调“有教无类”，但他所要培养的君子，实际上是把社会大众排斥在外的。他眼中的君子是人，百姓是民，人和民是分割的概念；同时，他要培养的并非与时俱进的时代君子，而是克己复礼的古代君子。当然，孔子为挽救日下的世风，是想以古代的标准重新塑造君子，这种新君子，往往出身贫贱，有道德，反而比贵族更贵族，亦非原来意义上的君子，而是意图恢复周礼的道德君子；孔孟的君子有鲜明的等级特色，培养的是贵族本位的君子，“上智下愚不移”；孔子的君子小人二分法，是把君子与代表大众形象的小人对立起来，君子鹤立小人之上，是风与草的关系；孔孟为君子设立的道德标准太高，可望而不可及，往往做不到，就连孔子都说自己不够格；而孔子提出君子行为准则的礼教如孝道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成了束缚人性的枷锁，致使人格变形。标准太高做不到，礼教束缚人性，往往产生伪君子，真君子不多，伪君子不少。即使有名的君子往往不是死人就是假的。当然，我们讲儒家学说的消极性，并非君子文化的主体，而是要认清孔孟的时代局限性，是由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所站的立场、所持的价值观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研究其局限性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君子文化。 人人知道君子，但又说不清君子是什么；有时候君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贬义的概念。但是几千年来，在中国人人又都受到君子的影响，君子精神激励中国人，君子形象影响中国人，君子文化改变中国人，这又是不争的实事，这就是文化的魅力所在，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儒家君子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又要客观分析其历史局限及消极因素，才能更准地弘扬君子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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