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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经》心得】萃卦：团结就是力量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下坤地 上兑泽 － 泽地萃卦）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大意：萃原意是荟萃，聚集，聚合，凝聚。 从卦象看，萃卦下卦是坤，是地，是人之所聚的地方；上卦是兑，是泽，是水之所聚的地方，所以萃卦象征聚集之意。当天下聚合之时，君王以至诚美德感格祖宗、先人和神灵，以凝聚人心，而长保其宗庙祭祀（也即家国基业长青）。此时若出现大德之人，则能聚集民心，而万事亨通，但必须固守正道而行。当民丰物阜之时，应隆重的以牛为牺牲，以祭祀祖先、神灵，以维系人心，则可获吉祥。并利于往前而有所作为。（王假有庙，君王以至诚美德感格祖考、神灵。假，音格，感格。大牲，祭祀所用丰盛的牺牲品，指牛）也有说法是卦名萃下原无“亨”字，帛书周易亦无亨字。传统解释：萃就是荟萃，会聚。 孔子在《系辞传》说过：“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人类聚合不是单纯为了生存，而更多是因为文化心理或社会认同，这种会聚就是团结。一个组织或集体，只有有共同的目标或价值观，才有凝聚力，才能团结，而团结就是力量。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主要方法就是在宗庙祖宗的口号下：一家人。所以凡是需要凝聚共识，集聚人心，都是以祭祀祖宗为仪式，来整理大家心智。古代遇国家大事，天子诸侯都会到庙中祭祀祖先，以自己的诚意精神感格祖先之精神。通过这一番神与人精神上的会聚，向世人昭示，他们的思想是秉承或者符合先人意志的，以此统一思想，把人们凝聚起来。 “王假有庙”，是指君王用美德感格神灵以保佑宗庙祭祀，是神人相聚的渠道，目的是要将天下人聚合起来。所以“王假有庙”是古代萃聚人心最有效的办法。所以“格庙”是无形的萃，是神人之心相通；“见大人”是有形的萃，是君民之心相通。利用神人相聚来凝聚君民共识。（假字一般被当作“昭假列祖”之假，感格的意思）但是人聚则乱，物聚则争，事聚则紊，所以凝聚人心，聚集天下，必须有崇高道德，超凡能力和著名威望的大人来管理或治理，所以说“利见大人”。而一群人如果荟萃聚集在一起目的不正，目标邪恶，不能光明正大，这样的聚集就是苟合，必然是乌合之众，为财为利而已，必然偏激极端，不可能亨通顺利，所以告诫说：“利贞”。当萃之时，是丰厚之时，万物汇萃聚盛，国家处于富有的时代，因此祭祀要用牛这样的大牲才能表达祭者的诚意，而不要用羊之类的微薄的小牲，而国家既然民富物丰，人民又困结一致，正是大有作为之时，所以卦辞最后说：“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黄寿祺先生说：卦辞拟取“君王祭庙”、“大人有往”等象，其义主于能“聚神”、“聚人”，以期萃之时亨通畅达。李光地曰：“王假有庙者，神人之聚也；利见大人者，上下之聚也。用大牲吉者，广言群祀，由假庙而推之，皆所以聚于神也；利有攸往者，广言所行，由见大人而推之，皆所以聚于人也”。《序卦传》说：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有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大意：《彖传》说：萃卦象征聚集之意，其卦象下卦是坤，是顺，上卦是兑，是悦，有和顺而欣悦之象，其九五爻阳刚居中有应，是中正有信之象，说明九五能谨守中道，所以其他阴爻悦从，所以能广聚众人，上下一心。 “王假有庙”是君王表达对祖先神灵孝享之诚。“利见大人，亨”，则表示主聚者能遵行正道。“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指出会聚之时，必须遵守循大自然之规律，顺天理而行。观察萃卦之大义，可知天下会聚的现象，则天地万物的性情，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传统解释：萃的意思是会聚，《彖传》所说的“顺以说（悦）” 是以上下卦体来释卦名的，莘上卦为坤为顺，下卦为兑为悦，是上和悦而下顺从之象，上下自然可以聚合在一起。而“刚中而应”是指二与五两个中位而言的。九五阳刚居中，下应六二柔中，所以说“刚中而应”，象征君臣刚柔互济的聚合。如果只是顺而悦而无阳刚，就是邪佞之道；如果一味刚而不能刚柔互济，就是偏激。而萃卦是顺悦而以刚为主，主刚而又刚柔互济，中正平和，所以能够聚集人心。下顺乎上，上悦乎下，就能上下一心凝聚一起，所以顺以悦，得民心；而九五以刚中而下交，六二以柔中而上应，刚柔互济，君臣和谐一心，所以刚中有应，得贤才。 大人，这里指道德崇高，能力超群，威望服众的持中守正者。所以他能顺以悦而不损刚，顺天命而行，刚正而不违中，顺天而悦，刚正中和。《彖传〉对卦辞的解释有三个要点： 一是指出君王在庙祭之时要对祖先要表现出“孝”与“享”两方面的至城之心，即在思想上要表现出最大的孝心，在物质上要拿出最丰厚的祭祀品，非如此不能感格神灵。 二是指出聚合之时要团结在“大人”的周围，并且要遵循正道。“大人”指九五之君，作为一个国家，臣民能与君王聚合，团结在其周围，又各以其正道而行，君为君，臣为臣，民为民，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必然上喜悦而下顺从，国家也就兴隆昌盛起来。 三是指出要依据客观具体条件、顺乎自然规律行事。至于以前损卦卦辞所说：“曷之用？二簋可用享。”那是处在减损之时，即使只用二簋之食也可行享祭之礼，此为损其所当损，而现在的萃聚是国富物丰之时，祭品则应当丰盛。 同时，萃聚之时也是大有作为的时代，所以利于有所前往。而此时用大牲吉也好，利有所往也好，都是顺应天命，即是符合客观条件、顺乎自然规律的。 “顺天命”就是顺天理，天理就是：天地化育，万物生成，都是聚集的结果，有无、动静、终始之理，聚散而已，所以观一个组织或事物之所以聚的原因，天地万物本质就能够看清楚了。 所以“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两句是孔子解释卦辞之后所做的发抨，比照《系辞传》所言“人以类，物以群分”来看，天地万物的基本原理不外乎聚合与离散，阴阳和悦顺从就能荣合，互相违逆则离散。 聚合则兴旺，离散则衰竭。所以可以从天地万物聚散中看出事物兴衰的端倪。所以儒家说：坤顺兑悦，是上下之萃；二五相应，是君臣之萃；致孝享庙，是人神之萃；天命不可不顺，是天人之萃。聚必有主，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庙，以聚其民。（大意是：老百姓顺从，统治者仁爱，就能上下一心；君王中正诚信，大臣忠诚谦抑，就能同心同德；到宗庙至诚举行祭祀仪式，就能人神感应，凝聚人心；顺势而为，和谐用世，就能天人感应，成功大业。凝聚人心，必须有主宰，而凝聚天下人心的，必须是道德崇高，能力超群，威望服众的大人。 而举行甚大祭祀仪式，就是为了凝聚民心，获得文化认同和血缘认同）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大意：《象传》说：萃卦下卦是坤，是地，上卦是兑，是泽，是泽在地上之象。泽在地上，如果无堤防以聚泽，则有溃决之忧。君子观察萃卦泽在地上有可能出现洪水溃决之象，感悟到事物久聚必生变乱，人情久聚必生异心，所以必须整治兵器，防患于未然，以防不测。（除，去旧取新。戎器，兵器。不虞，不测）传统解释： 萃卦上卦为兑，为泽，下卦为坤为地，有“泽上于地”之象，泽上于地，则必有水聚，所以象征会聚。不过泽上于地说明水聚合盈满高出地面，随时都有可能冲决堤坝，因为有此危险，所以君子观此卦象联想到物聚人盛也可能发生争执变乱，所以耍修治兵器，加强武备，以防不测。俗话说，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聚而无防，则众生离异之心。水聚则决，有堤防水才畜；人聚则争，有法制乱才定。这就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大意：初六阴居阳位，又上应九四，虽然位卑力弱，但是有上进之心，但是前面有六二六三有二阴爻相阻，而且六三又上承九四，因此初六对九四疑虑重重，所以诚信相应之心，不能保持至终，于是有心意纷乱不安之象，而盲目与同类相聚。但是初六如果能呼号九四，或许一时为众人所笑，然九四必来相应，这时不必忧虑，前往相应，必无咎害。（乃乱乃萃，心意纷乱不安而盲目与同类相聚之意。乃，语气词，无义。号，呼号、号啕。一握，顷刻间。程颐释为一团，即一些人之意）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大意：《象传》说：初六因为对九四心存疑虑而迷乱不专，所以有心意纷乱不安之象，而盲目与同类相聚。传统解释：初六阴居阳位，失位，本来有悔。而且初六与九四正应，本该与九四会聚，但初六前去会聚九四有六二六三相阻，且六三上承九四，所以对九四有疑虑（大约是吃醋），诚信之心不能保持至终，以至行动失控，心智紊乱，甚至要与同类阴柔之辈妄聚，所以爻辞说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必然有咎。 其实初六是九四正配，六三阴聚处柔，无守正之节，不过为近宠，所以如果初六谦恭自抑，不好面子，坚定决心，若守正不从阴柔之辈召唤，号呼九四以求正应，九四必然来迎接，则即使大家笑话，根本不必担心，也不会有咎。所以“若号”之若是对初六的告诫和勉励：要坚定，不要怀疑自己；要自信，不要在乎别人。 黄寿祺先生说：初六之忧在于疑，疑九四有意于六三，致心意散乱不专，一但疑消，必能破啼为笑而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大意：六二柔顺中正，上应九五，处于下卦三阴爻之间，在荟萃之时，是能够率领群阴凝聚荟萃于九五君王身边的象（俗话说是：带领大家团结在中央周围），所以必获吉祥而无咎。而且六二因为中正，所以心存诚信，所以虽然阴虚在下力弱，但仍然有号召力，可以集聚众人，就像春祭之时，只要心存诚敬，即使祭品微薄，亦可呈献于神灵，获其赐福。（禴，音月，殷商时的春祭，因为春物未成，其祭品鲜薄。引，是引领，带领，率领意思）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大意：《象传》说：六二居中守正，所以心志坚定不变，不会出现初六那种缺乏自信的心智错乱，所以能够率领在下的群阴萃聚于九五君王身边，必获吉祥而无咎。 传统解释：六二处于下卦坤的中位，体柔当位，得中得正，柔顺诚信，所以能够带领初六、六三团结在九五君王周围，这就是“利见大人，亨，利贞”的含义。人之交往，相求则合，相待则离。 六二以柔中应九五的刚中，正是处于《彖传》所说的“刚中而应，故聚”的爻位。而六二符合《彖传》“聚以正”的要求，就是凝聚人心靠真诚，而不是拉帮结派、朋比为奸。而九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六二也有中正之道，互相聚集，必然是刚柔互济，诚信相合，是真正的鱼水君臣和合，所以当然吉而无咎。诚信相交，诚信聚集，是荟萃萃之本，不单单是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都在诚而已。 黄寿祺先生说：六二之吉，在于孚信常存，不变柔顺中正之志，于是诚心见引于尊者，薄祭获享于神灵。张载曰，“能自持不变，引而后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诚素着白于幽明之际”。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大意：六三阴居阳位，阴柔失位，急躁冒进，但是上无应与，虽有心求聚，却不得其朋类，所以独自嗟叹不已，而无所获利。但是六三上承九四阳刚，往求相聚，可获无咎。但是六三、九四均失位，稍有憾惜。（萃如嗟如，求聚不得而嗟叹不已）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因位上承九四，而九四是上卦巽卦第一爻，而巽有谦逊之德，所以九四能接受他。所以六三往求与九四相聚，可获无咎。传统解释：荟萃之时，利见大人。在萃卦中，六爻只有六三上无应，而且又居下卦坤穷位，求萃不得（六三与九五非应非比，而不得其萃，而且六三上无应爻，求聚而不得），所以有嗟叹之声，所以“无攸利”。不过六三与九四亲比，若往上顺从求聚于九四阳刚，九四处于巽卦之位，肯定乐于接受，所以“往无咎”（巽是顺的意思，上巽就是上顺九四阳刚）。但是六二与九四毕竟不属于正应，所聚非正，还是有遗憾的。所以仅仅是“往无咎”，而且有“小吝”（小遗憾）。 尚秉和先生说：巽，顺也。上巽，言上顺于四、五，四、五阳刚，故“往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大意：九四阳居阴位，居位不正，本当有咎，但谦恭自抑，下乘三阴，上比九五，于是率领三阴顺从而聚集于九五周围，这样必然君王上悦，而老百姓下顺，就能获功至伟，必获大吉。而且因为功成大吉，所以能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以阳居阴，居位不当，必需大吉而后可以无咎，也即居功厥伟，乃能无咎。传统解释：表面上九四的爻辞与象辞有矛盾。爻辞说九四“大吉，无咎”，《象传》说是“位不当也”。九四阳刚失正，爻位不当；而且九四不居尊位，只是近君之臣，却有初六之应，又有六三之比，在下之民为其所得，所以有专权越分、欺君夺民之嫌，本应有咎。所以爻辞实际上是警告之语，是说九四只有得“大吉”，才能“无咎”。 “大”是周遍的意思，是做事无所不周，无所不正，达到至善至美的程度。对于九四爻来说，九四不当君位则不应该聚民，既聚民，如果能率领群民归顺于九五，并且鞠躬尽瘁，始终团结在君王的周围，成为君王的贤臣，这样，九四就能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下比下卦群阴，得君民上下之聚，就能立大功了，则为得“大吉”，就可以免去专民之咎了。大功就能无咎。 黄寿祺先生说：九四阳刚失正，未居尊位，却广聚下卦三阴，故先须大吉，然后无咎，实含有“以吉补咎”之义。故项安世曰：“无尊位而得众心，故必大吉而后可以无咎。如益卦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后可以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大意：九五阳刚中正，高居尊位，是道德崇高，能力超群，威望服众之象，握有任贤聚众之权，当然无所咎害。但是九五想聚合下卦三阴爻代表的民众，却为九四所隔，所以如果不能用诚信让老百姓凝聚，用道德信任任用九四这种能臣，就会有所悔恨。所以告诫勉励九五应当秉持其阳刚中正之德，永久固守正道，不偏不倚，则悔恨就可消除。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大意：《象传》说：九五高居尊位，握有任贤萃众之权，但虽有其位，如果诚信未能孚众，就得不到下民信服，这样其萃天下之志，就不能普遍施行。传统解释：九五刚居阳得中，是得其正位之君，萃天下之众而君临之，是“萃有位”，但是因为九四阻隔，未能广泛地取信于众，“匪孚”。这是警告九五必须注意品德修养，否则有其位而无其德，仍然不能使人信孚。所以要“元永贞”。 “元永贞”的元是元首、君王的意思，作为君王，要反身修己，长久不渝地守持正固，这样才能功德显彰，光披四海，天下无思不服，自然可以悔恨消失。否则其会聚天下之人的君王的志向怎么能够全面实现、发扬光大呢。所以《象传》说：“萃有位，志未光也。”仅仅是“萃有位”，而不能做到“元永贞”，那是不行的。一臣一民不正，那只关系到个人或少数人一个君王不能修己正身，那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其后果不是失去凝聚力，不能团结广大群众，就是朋比为奸，谋取私利。 黄寿祺先生说：九五要实现荟萃天下之志，不能单凭居位尊高，而更要修美“元永贞”之德。故朱熹语类云：“九五刚阳中正而居尊，固”无咎“矣。惟其有位而无德，虽欲萃而不能使人信，故有”匪孚“之象，当修其”元永贞“之德，而后”悔亡“也。未光，谓其匪孚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大意：上六处萃卦之终，物极必反，萃极将散，内无应援，又以阴柔乘凌于阳刚九五尊长之上，是求聚不得而将消散瓦解之象，所以悲叹哀号、痛哭流涕。但是正因为上六悲泣知惧，忧虑戒慎，所以才能为众所不能害，而得无咎。（赍咨，音积资，嗟叹声。涕洟，痛哭流涕）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位居卦极，深感危惧而不敢自安，所以悲叹哀号、痛哭流涕。传统解释：上六处在萃卦之极，下与六三无应，又与九五逆比，孤独而不能相聚，只好哀声叹息。《象传》说“赍咨涕瘐，未安上也”，就是说明上六对处于萃卦穷上之位的不安心情。上六嗟叹哭泣，心不安宁，说明他认识到不能萃聚、孤苦无助的危险，所以能知危惧祸，不敢自安，自然行事谨慎，不会被邪恶所害。另一方面，上六既然嗟叹哭泣，也就从反面说明了他有坚定不移的求聚的心志，最终还是能得以会聚的。因此爻辞说上六“无咎”。 对比一下，比卦上六是险终（上六位于上卦坎极），绝无求比之意，所以“凶”。萃卦上六是悦顺（上六位于巽极），有求萃之心，所以“无咎”。儒家认为，上六就是孤孽之臣子的典型，萃极将散，国家将土崩瓦解，又不能得到君王信任会聚，只能“赍咨涕洟”，表达其怨艾求萃之情。例如屈原放逐而写《离骚》。 小结：萃卦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要奠定大家团结聚合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当需要萃聚团结之时，通过君王庙祭实现神人相聚，继承传统，阐明正朔，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实现团结。 二是要健全团结聚合的组织手段，即需要一个道德高尚，能力卓越，名望崇隆的领导者来指引带路，以使大家团结、会聚走上亨通、正确的道路。 三是要发挥团结聚合的政治作用，当人们都闭结聚合在大人的周围时，要发挥人心齐，泰山移的效应，利于干大事、创大业，“利有攸往”，不能碌碌无为。 萃卦六爻均围绕团结聚合而展开，但具体情况各有不同。 初六“有孚不终”的妄聚受到了指责，爻辞要求他求应专一，自信自强，孚诚聚合；六二柔中守正，“周而不比”，带领大家团结在九五周围，是“聚以正”的典范；六三克服无应的困难，上聚于九四，虽有“小吝”，但精神可嘉；九四不当位，以臣子的身份聚合在下之民，始终归顺九五之君，建树伟功，得“大吉”方可“无咎”；九五虽是得其正位之君王，但要加强己德修养，“元永贞”才能“悔亡”；上六无应而逆比，但外能知危惧祸，内存求聚之志，终可“无咎”。 谦卦六爻皆“吉”，是因为君子有终，得谦之道。萃卦六爻皆“无咎”，是因为大人聚以正，得萃之道。 二、牵强附会－－内讧国破家亡中国历史上，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例子非常多，例如国共联合，对抗日本侵略就是最好例子。但是也有在国家危若累卵时刻还不忘内讧，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例子，例如南宋党争就是一个。 读《宋史》，我们都对靖康年间，金兵已兵临城下，北宋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仍忙碌于党同伐异，终致亡国的这一段过程深感痛心愤怒。但是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建国以后，外患非常严重，但党争太多，很难有统一意见，内部相互掣肘。在这种内讧党争下，在南宋小朝廷内部，面对残破的江山，官员们疲于争权夺利，朋比倾轧，国家大事成为他们党争谋私的玩物。而且中国读书人党同伐异都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披一件意识形态马甲，然后为了个人或团体名位奋勇拼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剧烈的党同伐异环境下，用人不以“贤能”为原则，而是以“党”划线，以“党”取人（其实现在所谓的左右派公知的德行仍然如此，高喊民主正义，平等博爱，其实争的还是名位利益，金钱美女而已）。 例如绍兴五年，赵鼎初相，鼓吹洛学，反对王学，“时尚书左仆射赵鼎素尊程颐之学，一时学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见颐，故有伪称伊川门人以求进者，亦蒙擢用。”结果：“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歆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挤排之，则又为之说：‘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一时朝野上下争以洛学为荣，以王学为讳。绍兴六年，赵鼎罢相，张浚独擅朝权。张浚本是赵鼎所荐，与赵共相之初，附和赵鼎宣扬洛学。此时为打击赵鼎势力，他一改赵鼎重用洛学的方针，上书赵构乞请下旨禁废洛学，“以司马光为非、王安石为是。” 同时，“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多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为小人。”张浚一方面尊褒王学，另一方面其子又鼓唱洛学，可见当时士大夫出尔反尔，毫无廉耻。王学也罢，洛学也罢，只是他们党同伐异的工具。（北宋末年，蔡京集团“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推崇“王学”，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学术、科举等诸多方面都打上了“王学”的烙印，造就出一大批尊崇“王学”的士大夫。 例如，南宋初年的宰相中，吕颐浩、秦桧、张浚等都素主“王学”。）而且在野时多慷慨激昂，一旦掌握权位，就会立即大变脸，比翻书还快。因为读书人加入体制内的最大目的是为了荣华富贵。积极入仕的心理，导致他们为谋求高官厚禄，有时会不择手段，不讲道义，故意标榜自己，在党争中摘取高位。这在当时宋人崇仰的两位“君子”赵鼎、李光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他们素以正直的面孔出现，深受士人景仰，另一方面他们又做出无耻之极的苛且之事。 例如绍兴四年八月，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使。令下，赵鼎担心离开中央，权力受损，对出任心存余悸，迟迟不愿前往。故九月临行时，他上书赵构，认为张浚丧师失地，即使有罪，但未必像众臣抨击的那样严重。“陛下建炎中遣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夫丧师失地，浚则有之，然未必如言之者甚也。且浚有罪，台谏论之可也，人主诛之，亦无撼也。今乃下幸草泽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丑诋及其母妻，甚者指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无浚之功，当此重责，去朝廷远，恐好恶是非，行复纷纷于聪明之下矣。” 而此前张浚在川陕指挥有误战败，赵鼎在朝廷上下组织攻击声不绝，从而遭罢，言犹在耳。 赵鼎翻脸，其实不单是视入川陕为畏途，同时还有觊觎宰相职位的个人企图，“鼎窥宰席甚急，被命殊不乐”。恰在此时，情况突变，金、伪齐南下侵宋。赵鼎闻讯，力主抵抗。“鼎盖阴有所据，故每日留身，必陈用兵大计”。赵鼎故意标榜自己抗战，作为邀功手段，企图留在朝廷飞黄腾达。形势危急，朝中无人，宰相朱胜非主张避敌逃跑。正是用人之际，高宗赵构“留鼎不遣入蜀”，此时赵鼎却假惺惺地“奏用十月七日西行”。果然不出所料，赵构急忙挽留：“卿岂可远去，当遂相卿。”赵鼎既以力主抵抗而免入蜀，就必须面对金兵入侵作出一番成就。“有劝上他幸者，鼎曰：‘战而不捷，去未晚也。’”但赵鼎对主战一直怀惴惴不安之心。此时高宗赵构一面组织抵抗，一面派王绘、魏良臣以每年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的条件前去金营议和，赵鼎身为宰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仅以事忙为借口，避而不见使臣。 等到金兵受挫，高宗赵构想渡江与金决战时，赵鼎上章反对：“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远来，利于速战，岂可与之争锋？”赵鼎不敢前进，又不能后退，此次劝上亲征实是形势所逼。不久金兵粮草匮乏，匆匆退兵，赵鼎方如释重负，同意宋军渡江。绍兴六年，伪齐大举进攻，赵鼎惊惶失措，企图退守长江。在他看来，“今日之事，战未必是，而和未必非，”这种思想使得赵鼎不思进取，专意防守。其实他在绍兴四年的“主战”而不敢渡长江一步，与六年的“退缩”，都是想保住名位而已。 再例如李光在北宋末年反对蔡京、童贯等“六贼”的斗争中，坚强不屈，有很高的威信。在南宋初年，又曾支持过李纲，深受一般士大夫的推重（建炎二年，李纲遭再贬，江南东路安抚大使李光称赞李纲“凛凛有节，四裔畏服”，在秦桧罢相时又口出不逊，激怒了吕颐浩，诬蔑李光“与其侪类，结成党与，牢不可破”。结果李光落职）。 绍兴八年十二月，高宗赵构、秦桧力求和议尽早成功，试图改组政府，但秦桧党羽不孚众望，于是秦桧力举李光。李光此前任洪州知州，颇有政绩和名望。秦桧与他“初不相知，特以和议初成，将揭榜，欲藉光名以镇压”群议。李光被召到朝廷，最初任吏部尚书。据《朱子语类》记载：“秦桧初主和议时，举朝无人从之，遂奏太上曰：‘乞召李光来问，如何？’遂召至，未对时，全不得见人，不知如何与秦桧相见。秦待之，酒行，如误言云：‘满斟参政酒！’时光为尚书之类。光闻‘参政’之言，秦遂与论和议如何，光赞之。次日对陈和议之是，和议遂定，遂参政。”李光执政之初，绝口不谈和议，噤默附会秦桧的所作所为，李光入仕朝廷，令士人困惑。其实这是当时“士大夫多乐在朝廷，不乐在州县。盖朝廷迁进多，州县迁进少”。李光为了能留在朝廷飞黄腾达，害怕遭到打击，故不知羞耻地附会秦桧。而且官员们未腾达至执政时，多慷慨上言，指陈时事；一旦做了执政，便畏首畏尾，害怕稍有不慎，举措不当，就会留下他人攻击的把柄。 绍兴元年，范宗尹谋求讨论解决北宋末年以来对士大夫们的滥赏之习，竞遭到满朝文武一致攻击，最终而罢相。例如绍兴八年，胡铨上书乞斩秦桧、王伦，惨遭贬黜，致使士人噤口，平时来往的朋友们甚至不敢与胡铨进行交谈，甚至“多凌蔑之”。“胡忠简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祸，直声振天壤。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 胡澹庵谪岭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则畏避之。” 再例如绍兴十一年岳飞冤屈致死，除了韩世忠愤怒地质责过秦桧外，“举朝无敢出一语”。至于绍兴七年，张浚罢相后，同党枢密都承者张宗元惧怕被逐，企图表明自己并非浚党，上表奏请斩杀张浚，更是极品。同时为了力图保住现有的地位权势，他们必须不惜一切力量攻击政敌。例如赵鼎再相后，对张浚党徒及所行之事不顾一切地进行打击报复，即是明证。 张浚之党勾龙如渊在张浚失势后投靠秦桧，支持其主和。张秦战和之见截然相反，勾龙此举既是对赵鼎之党进行疯狂报复，又是力图留身朝廷、保住权势的体现。而且读书人一旦进入体制，就往往首鼠两端，言不由衷，例如赵鼎在建炎三年，身为御史中丞，激昂陈词：“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势。荆襄左顾川陕，右视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国必争之地。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以为屏翰，运江浙之粟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似乎是坚决反对偏安东南，锐意进取。但一旦他身居宰相之位，就竭力撺掇高宗赵构回跸临安。所以王夫之说：“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大臣王庶责骂赵鼎时所言，“首鼠两端，于陛下国事何益！”吕本中说：“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明末清初史学家赵翼也说“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所以南宋的宰相们才是仰望星空的影帝前辈。 南宋党争内讧的主要手段还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手段（这点与今日政经论坛的许多人手段类似）。党争的双方为保住自己的权势、地位，往往意气用事，给双方感情造成极大的伤害。例如建炎元年十一月，张浚诬谤李纲“不学无术”，并称“靖康之初，纲知小人之情在于怀士，故倡为守城之计，卒之二圣北迁，至今未复者，纲之所致也”。张浚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罪于李纲。 再例如绍兴八年，员外郎邹炳因御史弹劾其贪饕枉法，罢知台州。不久邹炳病死，宰相赵鼎一改其党羽对他的抵斥态度，褒扬邹炳忠贤之裔，家中清贫，请求高宗赵构赏赐百缣优恤归葬。从赵鼎及其党羽自相矛盾的言行中，可以党争攻击达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在这种党争内讧之中，双方都无视国家的利益，只要是政敌的意见或建议，不问青红皂白全盘否定，同时只要是政敌反对的，则是我必须拥护的。 例如建炎三年，叶梦得与朱胜非互不相协，“胜非有所申陈，梦得为尚书左丞多沮之。” 再例如绍兴二年，秦桧初相时，为排挤吕颐浩，引用一批名流贤士布在朝列，其中许多人并不是秦桧之党。然而吕颐浩不去辨别，全面打击。而当吕颐浩主持军务，视师淮上，秦桧在朝中“尽改其规模，一时为吕相所引用人多逐去”。 绍兴六年，赵鼎失势，张浚独相，起用蜀中人才排挤赵鼎同党。次年，赵鼎复相后，也如法炮制，“凡张公所为，一切更改。张公已迁都建康，却将车驾复归临安；张公所用蜀中人才，一皆退之”。党争的结果是任何建议措施，若是由自己一派提出，则是救国济世的良方，若是政敌提出的，就要义无反顾地抨击。例如，建炎元年张浚攻击李纲“首议迁都金陵”，但张浚任相时，却又积极谋求定都建康。朱胜非再相，参知政事赵鼎多次上书高宗赵构指陈时事，由于“事出鼎而轻其权”，引起朱胜非的忌恨，凡赵鼎所条奏，朱多沮抑反对。绍兴元年，秦桧被任命为右相，由于李回曾力言其忠，秦桧遂竭力荐举他为参知政事。 绍兴二年，吕颐浩为排斥秦桧，举荐朱胜非入朝党助自己。吕是抗战派，而朱素主投降逃跑，政见不同。吕此举不过是党同伐异而已。再如赵鼎一向厌恶秦桧，反对用之。他曾与张浚“共论人才，浚剧谈桧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无所措足矣！’”张浚不以为然，认为秦桧可与共大事，极力举荐。赵鼎再相后，由于秦桧附会唯唯，赵鼎喜其柔佞易制，反荐之为相。绍兴九年五月，秦桧为彻底打击赵鼎势力，任用周葵为殿中侍御史，借之以摇撼赵鼎。南宋出现这种内讧党争局面，也跟赵构生性多疑有关。赵构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驾驭群臣，防止朝臣专断，也需要利用朋党一方打击另一方。 正如王夫之所言：“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赵构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 例如，绍兴二年，吕颐浩、秦桧共同秉政，秦桧为了独擅朝权，举荐一系列知名之士党辅助自己，企图将吕颐浩挤出朝廷，但为高宗赵构所察觉。高宗赵构遂支持吕颐浩打击秦桧。再例如绍兴八年，赵鼎植党如山，擅权要君，将异己比附为蔡京之党大加挞伐，引起了高宗赵构的疑忌，转而站在秦桧一方，打击赵鼎集团势力。这种翻烧饼治国方式，只能导致国家坐过山车直到灭亡。其实高宗赵构非庸懦之人，只是有私心而已。自秦桧用事，易宰相二十八人，都是柔佞易制的小人。把国家潜力消耗殆尽，以后就再也没有复兴机会，坐以待毙而已。 孝宗说过：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所以执政者第一要务是凝聚民心，而不是故意树立敌对派系，平衡操纵党争内讧为己所用，这样是玩火者必自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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