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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希金1799年6月6日出生。1830年5月6日，他同莫斯科第一美女冈察洛娃订婚。1831年2月18日，婚礼仪式在尼基茨基门的教堂进行。1837年，法国籍宪兵队长丹特斯疯狂追求普希金的妻子，普希金和丹特斯决斗。决斗中普希金身负重伤，1837年1月29日不治身亡，年仅38岁。】
俄罗斯的伤口
洪烛
我印象中有两大爱情诗人，一个是外国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叫普希金，一个叫徐志摩。
普希金比徐志摩要多一些愤怒，也就多一些力量。普希金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情敌，为自己的女人同时也为自己的诗歌。否则他就没有决斗的对象。情敌似乎比朋友更容易使人忘掉孤独。爱神或诗神，都擅长替那些痴迷者树立假想敌。为女人而决斗，这样的事也只有普希金能做出来。尤其这个女人并不是一般的女人，甚至不是他妻子：莫斯科第一美女冈察洛娃，而是缪斯。他必须表现出加倍的勇气。决斗时冈察洛娃不在现场，而缪斯并未缺席。她温情脉脉地注视着走向枪口的诗人。普希金之死，并不仅仅为了维护他妻子的贞操，同时也在捍卫诗神的荣誉。他的情敌丹特士，是否有沙皇撑腰？这不重要。普希金的身后，却确实站立着流泪的缪斯。
假如普希金没有去决斗，或者说，即使他去决斗了，但没有死，那么将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他肯定会重新拿起笔，写更多的诗篇，并且爱更多的女人。他会变成另一个歌德。然而长寿的歌德只有一个，短命的普希金也只有一个。他还是死了。这是诗神的损失，也是爱神的损失。有什么办法呢？好在诗神还会呼唤更多的爱情诗人。
普希金曾是我年少时的偶像，我早期的情诗不无他的影响。屹立在皇村的普希金铜像，曾令远方的我激动不已。我热爱（甚至有点嫉妒）那位以塑像的形式永生的诗人。他战胜了时间！这比战胜沙皇要难得多。那时我刚刚写诗，还是不谙世故的少年，却有了这样的梦想：但愿一百年后，我也会被塑成同样大小的铜像，立于故乡南京的新街口……我愿意用血肉换取一块尚未冶炼出来的青铜。或许，那才是我来世的骨头。
我38岁时在长篇诗论《我的诗经》里写道：“我今年38岁，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个年龄。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双重使命：不仅为自己，还要接替另一个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没来得及写的诗全部写出来。包括他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始或完成的爱。我正在把虚拟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辈子变成现实。这也是我的下半辈子：与另一个活着的死者同在。”
我在《我的诗经》里还说过：“歌德八十岁了，还会爱上十八岁的姑娘，有火热的情诗为证。他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年轻人。我从不羡慕那些短命天才。我希望自己有普希金的青春，再加上歌德的晚年。”我离八十岁还远着呢，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爱，好好地写诗。怎么过都是一生，还有比做一个诗人（尤其是普希金那样的爱情诗人）更有意思的事情吗？
普希金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还在许多诗人的记忆里留下伤口。
不必说与他同时代的莱蒙托夫了——他在成名作《诗人之死》里愤怒地谴责：“你们即使用你们所有的污黑的血，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即使像茨维塔耶娃这样迟到的女诗人，也为之心痛不已。茨维塔耶娃敏感的童年，一度笼罩在普希金的死亡阴影里——仅仅因为家中挂有一幅描绘普希金决斗场景的油画。普希金就这样进入三岁小女孩的印象——而这位女孩长大后决心做他的妹妹，开始写诗。“我所知道的普希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被人杀害了……丹特士仇视普希金，因为他自己不会写诗，于是向他挑起决斗，也就是把他骗到雪地里，在那里用手枪射穿肚子把他杀害了。因此我从三岁起就确定无疑地知道，诗人有肚子……我要做妹妹的心愿乃是受了普希金决斗的启发。我还要说的是，‘肚子’这个词对我有一种神圣的东西，甚至一句普普通通的‘肚子疼’都会使我产生一种颤栗的同情感，这种同情感排除一切幽默。这一枪击伤了我们大家的肚子。”肚子仿佛成了诗人身上最柔软、最缺乏保护的地方——因而最容易遭受打击。这一切仅仅因为普希金的缘故。普希金那高贵的血，从肚皮上的枪伤里流出来，染红了俄罗斯的雪地。而这份疼痛，这份被污辱的尊严，即使一个世纪之后仍遗传在诗人们的记忆里——这几乎已构成一种先天性的记忆。所以俄罗斯诗人总是那么忧伤，那么自尊，在多灾多难的命运面前也不愿意轻易低下骄傲的头颅。
叶甫图申科在《诗歌绝不能没有家》一文中提及普希金对茨维塔耶娃的影响：“即使在可爱的祖宅，在一个三岁小女孩儿的内心便产生了丧失家园的情感。普希金走进了死亡——进入了不可挽留的、恐怖的、永恒的丧失家园的状态，而要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妹妹，就必须亲自体验一下这种无家可归。后来，茨维塔耶娃在异国，由于思念祖国而心焦如焚，甚至企图嘲弄这种乡愁，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被什么人打伤了肚子’，用嘶哑的声音吼叫着……”这一次受伤的是茨维塔耶娃自己了，她被乡愁折磨得夜不成眠，辗转反侧。只不过她是被无形的对手和无形的子弹击中了——我们可以把这叫做命运。被不幸的命运放逐的茨维塔耶娃，变得孤癖了，变得不轻信这个世界了：“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我都感到空洞，一切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回到祖国之后，现实仍令她失望，她觉得在任何环境里自己都是个流亡者或局外人，遭受别人的疏远与中伤，因而最终走上了自缢的绝路。好在她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我就是在临终咽气时也仍然是一个诗人”——这不仅是她活着时的信条，也将是她死去时的慰藉。她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作为“普希金的妹妹”而存在的诗性人生。
茨维塔耶娃是维护普希金的，她终生都在用自己的诗歌为普希金守灵——于是我们在巨人的身后发现了另一盏灯，发现了同样呕心沥血的烛光。她写过一首《嫉妒的尝试》：“在卡拉拉大理石之后，您怎能与石膏的废物生活在一起？
”能猜得出它是写给谁的吗？它是写给普希金的妻子冈察罗娃的——因为她在普希金死后居然嫁给了兰斯科伊将军。叶甫图申科说：“茨维塔耶娃是那样怒不可遏地、几近女人蛮横无理地谈到了普希金的妻子……这种情调，已经是自卫的情调。”她在捍卫普希金的同时也在捍卫自己的信仰。
茨维塔耶娃的死因，不像普希金的被杀那样明显、那样富于社会性，但仍然令人心痛。诗人的自杀，同样是被命运伤害的结果。他（她）本人也是无辜的。茨维塔耶娃的诗里面有一种隐晦的伤口，不流血的伤口——这导致她疼痛、愤怒并且诅咒。有人说她“大胆地将符咒一类的格式引入诗中”，像个叛逆的女巫。还是叶甫图申科概括得好：“如果试图找到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心理公式的话，那么，这个公式与普希金的和谐恰恰相反，是用自然力打破和谐……诗人不怕让自然力进入自己的内心，不怕被它撕得粉碎。”茨维塔耶娃既坚强又温柔的心被撕碎了，但同样也构成最昂贵的一件牺牲品——祭奠着不灭的诗魂。就像普希金为尊严而牺牲一样，你不能说她更为卑微或更为脆弱。
诗人啊诗人，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受伤——尤其是精神上？普希金的肚子受伤了，茨维塔耶娃的心灵也受伤了——他们都遭到了致命一击。从他们的诗篇里能闻见命运的血腥——这些滴血的艺术品，反而显得更高傲了。它的残酷也就是它的真实。赝品是不会流泪也不会流血的，赝品制造不出那种先天的敏感。诗人们在损失幸福的同时却获得了艺术的价值——从普希金到茨维塔耶娃，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这是一种古老的伤口，在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叶赛宁等其他诗人的作品里仍能找到。甚至马雅可夫斯基身上也有这祖传的伤口，只不过他藏匿得较深而已——在其自杀之前，世人都以为这是最乐观的一位诗人呢。所以伤口已构成诗人的集体记忆。他们的诗篇是从伤口里流出来的，染红了俄罗斯的雪地。而这雪地里掩埋过普希金那光荣的尸体。俄罗斯文学的辉煌——不管是“黄金时代”，还是“白银时代”，都是结疤的伤口演变成的勋章。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他们的疼痛，并且倾听到他们伤口的倾诉。他们不是为展览伤口而存在的，却无意间展示了站在苦难的对立面的自己。这是从普希金开始就一直得到保持的诗人的立场。俄罗斯诗人，可以被自己的时代打倒，却无愧于更为久远的历史。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诗歌传统吧？他们可以把被封杀的伤口带进坟墓里，也不会像宫廷乐师那样虚伪地歌功颂德。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把自己当作普希金的妹妹，那么普希金恐怕还有另一个妹妹
——阿赫玛托娃。人们把普希金称为俄罗斯诗坛的太阳，而把阿赫玛托娃称为月亮。她对普希金的敬爱，可借用其一首诗来表现：“尘世的荣誉如过眼云烟……我并不希求这种光环。我曾经把幸福的情感向我的所有情人奉献。有一个人今天还健在，正和他现在的女友情爱绵绵；另一个人已经变成青铜雕像，站在雪花飞舞的广场中间。”那塑像无疑是普希金的。这简直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爱情。
阿赫玛托娃还在《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一文中，详尽记述了曾苦苦寻找十二月党人埋葬地的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想念，也就是对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死亡的思虑无休止地折磨着普希金……普希金毫无疑问在以此痛苦谴责尼古拉一世……在《波尔塔瓦》草稿上画有绞刑架的上方，普希金写道：‘我也有可能像个侍从丑角’，而在致乌沙科娃的诗中——‘假如我被绞死，您可为我叹息？’他仿佛把自己也算作１２月１４日的牺牲者了。他觉得，涅瓦河之滨的无名墓，几乎就应该是他本人的坟墓……”
可见普希金在被保皇党人丹特士及其背后的沙皇杀害之前，早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并不畏惧伤口，所以更不畏惧枪口。普希金血淋淋的伤口就这样烙印在俄罗斯诗人们的记忆里，甚至连阿赫玛托娃这样温柔的女诗人也不例外，也能意识到它鲜明的存在。她在遭受攻讦之时也拒绝了流亡国外的朋友们的召唤，不愿离开祖国，多少年后她仍然将这种坚强引以为骄傲：“我剩余的青春在这儿，在大火的烟雾中耗去，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对自己的任何打击。”
是的，诗人为什么总是容易受伤——因为他们永远也不愿意学会逃避命运的打击。他们似乎已将受伤视为某种宿命。
阿赫玛托娃还咏叹过跟普希金一样在决斗中被杀的莱蒙托夫：“迄今，不仅他的墓地，而且他的被害地都充满对他的怀念。好像他的灵魂飘荡在高加索上空，与另一位伟大诗人的灵魂互相呼唤：……”这是莱蒙托夫在高加索的墓志铭。
普希金曾写过长诗《高加索的俘虏》，莱蒙托夫《诗人之死》的开头就引用了：“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倒下了，为流言蜚语所中伤，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头颅，胸中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而莱蒙托夫本人，是在高加索山地遇难的，成为死神的俘虏。胸中也一样带着铅弹与复仇的渴望。我们会讶异于他的伤口，跟普希金的伤口惊人的相似。仅仅间隔着四年，他们先后倒在决斗场上——以鲜血染红白雪覆盖的俄罗斯大地。不能说莱蒙托夫重演了普希金的悲剧，这简直像同一位诗人，被以同样的方式，连续击中了两次。
普希金的伤口如此醒目，俄罗斯诗人们又怎么能够忘却呢。而他那高贵的血统，毕竟在后来的诗人们身上得到了延续。所以我说俄罗斯诗人的遗传基因里，有那么一种受难意识——他们总是挺起胸膛去接受打击。密集的伤口，与其说表示着他们心灵的脆弱，莫如说证明了一种超越与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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