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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官婉儿的仕途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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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上官婉儿出生于一个官僚世家。《新唐书，宰相世系三下》载：“上官氏出自章姓。楚令尹子兰为上官大夫，以族为氏。汉徙大姓以实关中，上官氏徙陇西上。”说明婉儿的祖先为楚国贵族，后来才迁徙到北方，定居陕郡。婉儿的祖父上官仪是高宗朝宰相，为著名文学家和文坛领袖，曾以其“绮错婉媚”之“上官体”诗引领一代诗风；父亲上官庭芝也曾任过周王府属、歧州刺史等职。正是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上官婉儿才具备了终生从政的天赋和不懈的追求。
唐高宗总章、咸亨期间(668―673)，上官家族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祖父上官仪因触犯武则天而被治罪，家中男人被杀，女人没入掖庭为奴。上官婉儿和她的母亲自此以罪奴的身份来到宫中，当时她还不满四岁。
这场家庭巨变对上官家族来说是一场悲剧，但是却给上官婉儿提供了一个人生发展的契机。因为正是宫中特殊的环境，为她以后的成功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婉儿的母亲郑氏为太常少卿休远之姊，出身名门并以诗书传家，她在宫中对婉儿进行了文化知识和仕途方面的鼓励和引导。天性韶警而善文章的婉儿，经过培养训练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未来的担纲为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有人把她夸张成了神话人物，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卷二二五)说：“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梦巨人与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岂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生而能言，盖为灵也。”这虽然是明显的迷信，但从中映现了婉儿早年的非凡才能。婉儿十四岁之时，为武则天所发现并看中；作为唐代的开明统治者，武则天虽然知道婉儿罪臣之后的身份，但是还是把她挑到了自己身边，并委以重用，婉儿的仕途之路由此开始。到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上官婉儿已经重权在握，且炙手可热，《太平广记》卷二七一引《景龙文馆记》载：“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生杀大权，多由其决。”
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事业达到顶峰，上官婉儿的地位也如日中天。为了保稳自己的地位，上官婉儿此时与握有大权的武三思连结起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此时，武则天、上官婉儿、武三思及武氏宠人珠英学士张易之、张昌宗等结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把持朝政，左右国家命脉；而武则天与上官婉儿又实处该集团的核心位置。《，日唐书?上官昭容传》(卷五十一)说：“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婉儿)参决。”可见上官婉儿此时执掌评判百司表奏和生杀予夺之大权，实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武周久视四年(704年)，初唐政坛发生了一次政权更迭。武则天因年老多病，李显即被召回立为太子；宰臣张柬之、崔玄等乘机拥李显复位，并杀掉武后宠臣张昌宗、张易之等。李显复位不久，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开始新的王朝的运转：恢复李唐国号，改元神龙，结束武周时代；立韦氏为皇后；上官婉儿仍掌制命，拜为昭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等。在新的王朝中，上官婉儿依旧受到重用。由此可以推想，在这场重要的政权交接中，上官婉儿肯定以其“明习吏事”的才能本领和武则天“私人秘书”的重要身份，参与了其中的运作；正因此，她没有落到武氏宠男二张那样的下场，并成功地实现了一次政治命运的乾坤大挪移。中宗李显性平庸，所以上官婉儿一开始就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政治伙伴；婉儿在取得了理想的权位和名分后，就一方面保持着与中宗的关系；一方面开始寻求新的政治依托，并最终选中了韦皇后。尽管韦后十分庸俗，但她是一个有皇后名分和个人野心的女人，婉儿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婉儿就劝她干预政事。对韦氏来说，有婉儿这样城府老到的人送上门来，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她们马上就抱成了一团。此外，婉儿还举荐了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崔缇为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急不可耐地杀死了中宗皇帝；她们秘不发丧，以权衡自身的利益取舍。这时，婉儿和太平公主参与其中，她们草谋遗制，昭示外界。尽管有婉儿和太平公主这样大鳄级的政坛人物参与；但是，韦党之流毕竟是浅俗之辈，她们还不配引领大唐盛世的资格，所以历史就以它固有的规律作出了选择：李隆基发动政变，夺取国家权力，韦后等历史的尘屑就这样瞬间即逝，上官婉儿也一同被杀，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二、上官婉儿的仕途历程对其文学活动的影响
在武周和中宗两朝，上官婉儿作为有权势有影响的政治家，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展了积极的文化文学建设活动，充当了当朝文坛领袖的角色，对初唐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武则天时期，国家重视知识人才，宫中继承着应制唱和的风尚，上官婉儿就从中推波助澜，使得文化文学事业出现了颇为繁荣的局面。史载“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生杀大权，多由其决。至若幽求英俊，郁兴辞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逸遗，此其力也。”说明这与婉儿的亲自倡导有密切关系。谢无量认为“唐文雅之盛，尤在则天以来。虽当时则天诗笔，多崔融元万顷等代作，而内有上官之流，染翰流丽，天下风闻，苏李沈宋，接声并骛。文士之多，当推此时”。则又说明她既是一位决策者，更是一名实践者。
中宗朝，婉儿继续致力于文化文学事业的建设推进活动。《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云：“(翰林院)开元初置。已前掌内文书，武德已后，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则天朝，以苏味道、韦承庆等为之，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说明上官婉儿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因此，她主持着当时文化人才的选拔工作。景龙二年四月，“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君臣赓和。”(《新唐书》)修文馆作为唐代专门的文化文学机构，其前身为弘文馆，属门下省；虽设于高祖武德年间，但因为一直没有定员，所以实质性的活动也不多，至中宗才得大盛，全是婉儿努力的结果。修文馆中的学士，都是专职跟随皇帝从事文词方面工作的，著名诗人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期等都是当中的成员。初唐这批著名诗人的胜出，与上官婉儿的选拔人才政策有直接关系。
因为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和才能，婉儿还经常担当评判文人作品裁判的角色。中宗复位以后，动辄赐宴赋诗，其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所以《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说：“帝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帝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足见上官婉儿对当时文风的形成和作家们的创作取向有着重大的影响。
经常参与和主持大型应制唱和活动。中宗朝后期，朝中的文事活动有增无减，皇帝主导下的奉和应制之风尤甚，“凡天 子飨会游豫，惟宰相、直学士得从，春幸黎园并渭水祓除，则赐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登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全唐诗话》)在这些风雅而又频繁的活动中，上官婉儿往往恃才秉赋，上迎下合，担当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唐诗的灵魂――格律诗的最终定型，也与婉儿不无关系。“上官体虽得名唐高宗麟德元年以前，实光大于万岁通天以后，其间量对偶，商酌声病，为新体诗厘定格律者，颇不乏其人，而上官婉儿又从而鼓动帝王，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进大臣名儒，充此职位。”(《初唐诗学著述考》)可见她曾经组织过专家对律诗规定规则。谢无量说，“婉儿承其祖武，与诸学士争为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为风俗。故律体之成，上官祖孙之力尤多矣。”又见格律体虽定制形成于沈宋之手，但与上官婉儿包括她的祖父的提倡都是分不开的。
总之，初唐时期，上官婉儿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的文事活动，营造出了一个繁荣良好的文化氛围，选拔培养了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使初唐文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出现了积极向上的局面。
三、上官婉儿的为政之路对其个人创作的影响。
上官婉儿的个人创作，深受其政治身份之影响。她的创作，大概起步于十多岁的时候。史载高宗仪风二年至弘道元年(683年)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上官婉儿所献最为绝妙：“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当场技压群雄，赢得了包括皇帝在内的人们的一致喝彩。她的文学创作也就从宫廷开始，最终成为初唐时期著名的宫廷诗人。
婉儿一生的创作，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也就是上官婉儿死后三周年之时，唐玄宗曾派人进行过专门的收集整理；诗人张说奉命从事了这项工作，他对上官婉儿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收集整理后，撰成了文集二十卷。但张说当年收编的文集已佚，今《全唐诗》和《全唐文》里只保存有其残篇和序文，其共有诗作三十二首。这些作品，从时间上看大概创作于从十几岁入宫到47岁被杀之间，体裁上多属宫廷诗，内容上分为应制诗、山水咏物诗和爱情诗三种。
应制诗是上官婉儿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类诗今共存有六首，分别是《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翦彩花应制》《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驾幸三会寺应制》《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另加早期联句“势如连璧友，心似臭兰人”。在我国古代的宫廷中和文人间，很早就有献诗和诗的风气，至唐更为盛行。如前所述，唐宫中的学士们，就是专业随从皇帝从事唱和应答活动的。在很多应制唱和的场合，上官婉儿都处身其中，身兼数职，既做诗应和，又代人出对制诗，这六首诗均由此而来。此类作品里，既有“驻跸怀千古，开襟望九州。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驾幸三会寺应制》)这样气概辽阔，情致疏朗的佳酿，也有“太平词藻盛，长愿纪鸿休”(同上)、“岁岁年年常扈跸，长长久久乐升平”(《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类虚浮纤弱之宫廷诗旧制，而且占据多数。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宫廷诗环境中，作为一位有着特殊政治身份的人，上官婉儿的诗歌只能如此，也必须如此。
山水咏物诗是上官婉儿诗歌中的上品。全部有二十五首，数量最多，集中于《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中。在武则天和中宗时期，王公权贵在京都内外兴建豪宅别墅之风盛行，所造亭台楼阁，山水园林，无处不在，无奇不有。他们兴之所至，便串联往来，游乐玩赏。他们对景抒情，唱和应答，蔚然成风。此类诗作，虽然因题材的狭窄和情感的造作，有着明显的呻吟之病，但是由于离开了严肃的宫廷，人员间缩小了彼此的距离，制作形式上也少了许多严格和苛求，所以其诗中就有了“关雪梅先吐，惊风柳未舒”这般清新爽朗的风致和“横铺豹皮褥，侧带鹿胎巾。借问何为者，山中有逸人”样恣肆而隐逸洒脱的情怀。其以平易的语调，流畅的气韵，洗尽了大谢体凝滞顿涩之风，既得小谢体之俏丽明快又具陶潜之蕴藉闲适，开唐代山水田园诗之先河，给盛唐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以启示和影响。
第三类是爱情诗或叫闺怨涛。婉儿的这类诗不多，只《采书怨》一首，即：“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有人认为这是婉儿与某皇太子间感情缠绵的流露；也有说她这是在作秀，故做甜纯之相。然而，我们如果抛开这些内容上的猜测考究，可能唯有从此诗中，读者才会感受到一种原本罪奴之女才有的那种真实而纯洁的情感流露。
总之，上官婉儿的诗歌成绩是值得肯定的。其诗歌中有着宫廷诗所普遍缺少的清新之气，对近体诗的形成也进行了有意的尝试，属初唐时期的名诗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与整个唐代的诸多大诗人相比，其作品的数量还不够多；内容上还犯有宫廷诗空虚浅白的通病，没有初唐四杰诗作的深厚大气；在诗体形式上也没有标志性的作品，远不如沈宋作品形式上的完备和严密；在文学或诗歌理论上也无所建树。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问世，或是没有理论上的创制，很难会被称为一流作家的。像上官婉儿这样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和扎实功底的人，又生活在大唐盛世这个诗歌的顶峰期，却没有成为一流的诗人，实在令人惋惜。究其原因，《唐诗纪事》李适条说：“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然皆狎猥佻虐，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一个作家的作品，既不抒写内心的真情实感，只追求着刻意为文，特别是把取悦帝王作为文学创作目的，自然酿造不出诗国的上品，落得个寻常文人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施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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