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往情书_卷2：隋唐文学史

在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初唐的贞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主掌贞观诗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以关陇士人为主，入唐后多为史臣。

 

他们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判态度，但没有因此而否定诗的声辞之美，从而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馀地。

 

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物色的清醒认识，和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的提出，是贞观时期唐太宗及其史臣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形成的对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共识。

 

所谓“贵于清绮”是对追求声律辞藻的南朝诗风的概括 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而言，宜于咏歌是其所长，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则为其所短 “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特有的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

 

贞刚壮大是其所长，而表现形式的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词，则是一种缺 初唐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

 

贞观诗风的新变，则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经破薛举战地》在太宗的诗里，常常壮大怀抱与华采并存。

 

杨师道和李百药是具有贞刚气质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诗善于吸收南朝诗歌的艺术技巧，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 杨师道的《陇头水》、《奉和圣制春日望海》，李百药的《咏蝉》，都是写得较为成功的作品。

 

但他们后来成为唐太宗器重的宫廷诗人，把诗作为唱和应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现技巧，多奉和应制之作，尽管在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日趋精妙，但在风格趣味方面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贞观诗风的宫廷化倾向，与受南朝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太宗李世民是个爱好文艺的君主，现存的太宗诗里，感时应景、吟咏风月的多达五十馀首。

 

贞观诗风的宫廷化倾向，与受南朝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太宗李世民是个爱好文艺的君主，现存的太宗诗里，感时应景、吟咏风月的多达五十馀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虞世南等人所编的《北堂书钞》、《文思博要》和《艺文类聚》等类书，成为宫廷诗人的作诗工具，以便于应制咏物时摭拾辞藻和事典，把诗写得华美典雅。

 

这原为南朝文士作诗的积习，在虞世南和许敬宗等人的创作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许敬宗的诗，对仗虽工而流于雕琢，文采虽丽而无生气，缺乏美的情思意味。

 

也就是，这时候的诗是死的。但是在贞观诗坛的后期，介于贞观、龙朔之间，出现了一位重要诗人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上官体”。

 

上官仪贞观初进士及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朝官至三品西台侍郎，地位很高，名噪一时。

 

上官仪在贞观年间所作的应制诗，就以属对工切和写景清丽婉转而显得很突出。如《早春桂林殿应制》中的“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一联，即体现出诗人的杰出写景技巧和善于营构明秀灵动的诗境的能力。

 

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云飞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奉和山夜临秋》

 

此诗虽为奉和之作，但诗人有意摆脱从类书掇拾辞藻的陈规旧习，注重对景物的细致体察，自铸新词以状物色。通过物色的动态变化，写出情思的婉转，从而构成情隐于内而秀发于外的诗境。

 

这种笔法精细而秀逸浑成的诗作，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的诗体。

 

《旧唐书》本传说：上官仪“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 上官仪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

 

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他以高度纯熟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

 

初唐的一般士人中，王绩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他是隋朝大儒王通的弟弟，在隋、唐之际，曾三仕三隐。 心念仕途，却又自知难以显达，故归隐山林田园，以琴酒诗歌自娱。 他的诗歌创作，是其冷眼旁观世事时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

 

其代表作为《野望》，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感，写得相当真切，有一种不施脂粉的朴素美。

 

这种平淡自然的隐逸诗风，是易代之际大都会有的，并不构成初唐诗发展的一个环节。在当时，真正能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的，是称为“初唐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