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匏器---鸣虫葫芦

 老北京的记忆 2014-06-10

王世襄先生用《中国葫芦》一书,让喜欢中国传统工艺品的广大爱好者,知道了“匏器”这个词汇,这使得一直在民间俗称的“虫葫芦”,“蝈蝈罐”等把玩器皿,有了更为书面及文雅的称谓。中文词汇中“器”是一个要求严谨的词汇,它能给物品归属于精确的定位,如“兵器”,“玉器”,“瓷器”等,通过人工手段把天然葫芦转化成器皿,就是'匏器’了。

马未都先生在《茶当酒集》中对匏器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文字描述,“整整一个清朝,完整了匏器这种只属于中国,只属于清朝独特的伊苏,在外国人严重,这门艺术不可思议”。

前有王世襄先生的《中国葫芦》,近有辛冠杰先生,以自己的百余藏品为蓝本著成的《百葫芦斋---名虫葫芦》一书,还有孟昭连教授的唱片专著《中国葫芦器与鸣虫》问世。

鸣虫葫芦起源于何时?至今没有确切的定论,但一般一致认为,它兴起于民间,兴盛于皇宫内院,其最兴盛时期,应为清三代盛世期间,后随清朝之衰落而衰落,我们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虽然为清康熙代,而存于日本明治神宫馆藏的“八臣匏罐”,却是唐代制品,(记载于王世襄先生《中国葫芦》一书),由此可见,是否唐代范匏技艺也已精熟?但宋元明史料却未有任何记载,更未发现实物,是个谜题。

鸣虫葫芦起源于何地?我以为还是那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劳动者取自天然生成的“本长”葫芦蓄虫,玩儿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进而,有了“勒扎”, “夹板”, 用工具人为控制葫芦的外形,逐渐出现了木制“范模”,模具内刻画文字,图案,使之精美有趣,形状上,为了迎合不同的鸣虫,怎样的形状更利于发声,范制了不同的形状。此当为“范制鸣虫葫芦”的起源。

逐渐,范制匏器的技艺传到了皇宫中,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喜爱,特别是,康熙帝重农桑的政治举措,使得在御园里开辟了匏园,瓶,罐,盘,碗,文房用品,鸣虫葫芦,品类繁多,这种艺术的兴盛时代来临了……

高墙内院的工匠,利用皇家得天独厚的资材,充分施展高超的各种技法,雕刻,装饰手段越来越精美,选种,种植工艺也在逐步改进,所得匏器定是奢侈华丽,但是合格品并不多见。流传于今的官模子,可见器物外形优美,画面线条流畅,构图布局严谨,内容雅致大气,精细协调,步步到位。常见固定纹饰,多以芭蕉纹,如意纹,万字纹为“天”(口沿纹饰),姜牙海水,云纹,锦文等为“地”(底部纹饰),主画面则题材广泛,山水,人物,灵兽,神话,故事等,有纹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在民间,艺人以贩售赖以为生,产量不少,但从观赏性而言,与官模子有着天壤之别,民间追求更实用更出音。

这其中名气最大的就属“三河刘”葫芦,三河刘葫芦外形朴素,无繁华装饰,因其结构,比例,胎皮的特点,使用起来,传声效果极佳,颇受大众喜爱。晚清时期,三河刘葫芦刚刚面世不久,就因为这个突出的优势,备受追捧,以至于豪门大户不惜重金求购,身价甚至远高于官模子葫芦。

民间的安肃模,在安肃县志中有述。“县西曲水村一带,产小葫芦,冬季用以养护蝈蝈,春分下种,露降成熟,加以制造,用木制或角骨雕刻口盖,并以火针划成各种花卉,人物,山水等,运销各地,洵为徐水”。晚清时期,徐水葫芦种植,集中在城西曲水村,著名的艺人有“王老上”,“张老朋”,“石老齐”等。安肃模有纹饰的也有光素的,纹饰虽不精细华美,但内容朴实无华,为百姓所喜闻乐见,题材丰富,无官模子之拘泥。

由于销路渐旺,以此为业者渐多,种植面积也越来越大,到1930年前后,以此为业的农户达80余户,面积多在每户2亩—3亩左右,如遇上风调雨顺之年,亩产可至2000余只,精品则有商贩上门收购,贩运到北京,上海,大连,沈阳,天津,甚至海南,广州等地,稍逊的出售给当地较为富裕的人家,最不济的则于当地庙会集市贱价销售。每年的815以后,常可见徐水地区以范匏为业者,三五成群地担着或自产或收购的葫芦,开始外出贩卖,风餐露宿,东奔西走,辛苦不可言喻,但收入甚为丰厚。据当地人描述民国初年,曾有一只上好的葫芦卖到了120块大洋。较好的一般卖到1050元不等。由于日本入侵,徐水的葫芦种植面积大幅减少,至1950年前后已经绝种了。【孟教授的书中有详实记述】

辛冠杰先生的《百葫芦斋》中,有许多安肃模的实物资料,其中很多精品难得一见,虽历经百年,光彩依旧。

王世襄先生的《中国葫芦》一书中,官模子的注释及图片资料。

古往至今,范匏之难,知者深有体会,成品难得,靠人的智慧还要靠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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