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laoxuesheng 201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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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求武王克商的年代，有几个主要问题需要首先明确，这就是：月相名词的解释，周历的建正，推演实际天象的便捷方法，下面一一简要述说。

月相名词

对月相名词的解说，在文史影响最大的当推王国维氏“月相四分”法。新城新藏推定武王克商在前1066年，吴其昌氏定武王克商在前1122年，周法高先生新定武王克商在前1045年，都用王氏“月相四分”为依据。1

-王氏月相四分是误用刘歆《三统》之“孟统”推求西周铜器历日所“悟”出的结论。王氏所得并非实际天象，故王氏说不可信。

在王氏之前，晚清俞樾有《生霸死霸考》2，算是月相定点说较为可信者。

张汝舟先生以俞说立意，后出转精，月相定点说始臻完备。称：

生霸、死霸非月相。生霸为月球受光面，死霸为月球背光面3。

月相主要取朔与望两日，其余皆与朔望相关或相近的月相。

一日朔、初吉、既死霸（既死霸取死霸尽现之义）。

二日旁死霸（旁近既死霸之义）。

三日胐、哉生霸（取月牙始见之义）。

十五日望、既生霸（取生霸尽现之义。既，尽也。）

十六日既望、旁生霸（取旁近既生霸之义）。

十七日既旁生霸（取义于旁生霸之后一日。既，已也）。

周代并非子正

为考求西周铜器历日，董作宾先生依据实际天象编制《西周年历谱》，这是董代长于同代人而又最值得称许的地方。他本可以将西周铜器历日一一考释，得出近于事实的结论。但董氏惑于“三正论”，相信“周用子正”，将历日的建正固死在冬至所在的子月。这就导致不少载有历日的铜器无所归属，不得不动摇自己的月相定点说以曲就“子正”，这就大大影响了董氏在铜器断代上所应取得的成就。

按“三正论”的解释，夏代历用寅正，殷代历用丑正，周代历用子正。这实在是春秋后期“三正论”者所编造的神话。如果考求《春秋》经传历日，不难发现，春秋前期历用丑正，少数失闰才建寅建子；春秋后期历用子正，少数失闰才建丑建亥。核对冬至时日干支，失闰都不会超过一月，大都在半日之内。4春秋前期的丑正，自何而来？必是接续西周。西周不用丑正，《春秋》所记前期的丑正就无法解释。

大量铜器历日可以证明，西周用丑正，不用子正，少数失闰才建寅建子。从现存文献典籍研究，西周用历实为建丑。我们可以将《尧典》、《夏小正》、《诗·七月》、《月令》等书的有关文字，依据相同的天象条件排列为一张表，比照内容，先民观象授时的概况就可了如指掌。一经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尧典》全年仲月星象正与《夏小正》、《诗·七月》、《月令》季月星象相应。可见《尧典》用寅正，其余用丑正。足见春秋以前的西周非子正。关于《诗·七月》的用历，用丑正解说，则无不通达。

历术的便捷推算

时人总以为推步最难，不免望而却步。欲深究者，多不得法，徒费时日，致事倍功半。殊知，任何科学的东西都应该简明而实用。战国以前，古人尚以目测观象授时，并无高深的数学可言，必有最简便的推演之法。

据张汝舟先生古天文说，中国最早使用的历法是称“天正甲寅元”的殷历，“古六历”之说是东汉人的附会。秦历托名颛顼，仍是四分。四分术的殷历普施于战国各国，所不同者，唯岁首与建正而已5。这个甲寅元的殷历就是司马迁给我们保存下来的《史记·历术甲子篇》，《汉书·次度》就是制定殷历的天象依据。《历术甲子篇》所列前大余即子月（冬至月）朔日干支，前小余即合朔分数，所列后大余指冬至月干支，后小余指冬至时分数。《历术甲子篇》仅列历元太初甲子蔀一蔀七十六年之朔日及冬至日干支及余分。由此一蔀可推知殷历一纪二十蔀所有朔日、冬至日干支6。

天正甲寅元的殷历取岁实为365·1/4日，其朔望月长度为29·499/940日。实际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2，误差积累128年则气差一日；实际的朔望月长度为29.530588日，误差积累307年则朔差一日。要利用四分术的殷历算出实际天象的朔日干支，得将误差计算进去，一日记为940分，则每年误差为3.06分。

读懂了《历术甲子篇》，掌握了四分术殷历的推演，再计算出历术先天的误差，就可以很便捷地求出任何一年的实际天象（经朔）7。

现今可资利用的依据实际天象编制的西周历谱，可见的有三种：

1、董作宾先生《西周年历谱》。

2、张汝舟先生《西周经朔谱》。

3、张培瑜先生《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时日表》8。

我们自己掌握一套推步技术，再参照上述三家之历谱，武王克商之年可定，西周铜器断代必将有所突破，整个西周王年便可明了，这对西周一代的文史研究将大有裨益。

二

考求武王克商的月日，历来都将古文《武成》所记历日列为主要依据。其记载是：

1、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2、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3、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

因为见于《汉书·律历志·世经》，史家有认为系刘歆伪作而加以否定者。如果参证其他资料，《武成》所记实前期旧典，藏诸中秘，刘歆录之而已，非伪可明。

《尚书·秦誓》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

《吕氏春秋·首时》：（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逸周书·世俘》：越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

《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野。

1976年3月于临潼出土的《利簋》，更是确不可易的铁证。铭文是：

珷征商。隹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商。辛未，王才阑台，易又吏利金。

武王克商在甲子日，验之纸上，考之地下，千古无异词。古文《武成》所记历日应该是可信的。

根据《武成》所给的历日，克商之年的朔日当是：

一月辛卯朔。初二（旁死霸）壬辰。初三癸巳。

二月庚申朔（既死霸）。初五日甲子。

四月已丑朔。十七日（既旁生霸）乙巳。二十二日庚戌。

是年前几月朔日当是：

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

Χ月庚寅朔。Χ月已未朔。

四月已丑朔。

二月至四月必有一闰月。刘歆据四分术朔闰定二月闰，不无道理。

王国维氏《生霸死霸考》云：刘歆不得其说，于是于二月后置闰。然商时置闰皆在岁末，故殷墟卜辞屡云十三月。武王伐纣之时，不容遽改闰法，此于制度上不可通者。

这就牵涉一个殷周用历置闰的问题。事实上，商代置闰并非“皆在岁末”。武丁以后的卜辞，就少有十三月的记载，可见已行“岁中置闰”。西周一代的闰月设置尚不可能遵从十九年七闰的“章法”，失闰已是司空见惯，更不可能行用“无中气置闰”。

无中气置闰是在掌握了“十九年七闰”规律之后，较春秋中期后的“岁末置闰”更高一级的置闰方式，那正是汉武帝太初改历的内容之一9。认识到这一点，结合西周的建正，虽以丑正为主，而岁首不会绝对固定，推求铜器历日就不致墨守拘囿。王国维氏将商周两代的置闰截然分为两种形式，显然于史未合。

我们根据古文《武成》得出克商之年的朔闰如次：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闰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

比勘某某年的实际天象，克商之年就可以得出结论。

刘歆用他的《三统历》推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22年，当然是不足信的，因为公元前1122年的实际天象与他的推定不合。

张汝舟先生定公元前1106年为克商之年。是年入殷历甲寅元戊午蔀第六年，是年历术先天2079分。

公元前1106年实际天象（经朔）是：

子月朔五十七 558分

查《一甲数次表》，辛酉57。则：

子月辛酉558分丑月辛卯117分寅月庚申616分卯月庚寅175分

辰月己未674分闰月己丑233分巳月戊午732分午月戊子291分

未月丁巳790分申月丁亥349分酉月丙辰848分戌月丙戌407分

亥月乙卯906分

依四分术殷历，如果行无中气置闰，太初六年当闰在辰月後。

查张培瑜先生《时日表》10。公元前1106年：冬至干支己丑。

冬至月辛酉05h25m 二月辛卯03n55m 三月庚申22h31m 四月庚寅14h46m

五月庚申04h10m 六月己丑14n58m 七月戊午23h54m 八月戊子07n44m

…… 十三月乙卯11h37m

查董作宾氏《年历谱》，前1106年：

正庚寅二庚申三己丑四己未五己丑六戊午七戊子八丁巳九丁亥十丙辰十一丙戌十二乙卯

董谱闰在前1107年末“闰辛酉”。董以“周正庚寅朔”，又三月四月连大，故与实际天象误差在一日之内，基本上相合。

经过推算并以二家历谱考校，结论很清楚：是年行丑正，实际天象与古文《武成》所记历日完全吻合。足证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尚书》中还有涉及周公摄政七年的三个历日，仍可以佐证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武王十一年克商，十二年（前1105年）崩。成王元年即鲁伯禽元年（前1104年），成王七年即周公摄政七年（前1098年）。

《召诰》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按：二月乙亥朔，十五日望己丑，十六日既望庚寅，越六日二十一乙未。

《召诰》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

按：三月甲辰朔，初三（胐）丙午，初五戊申。

《洛诰》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月又二。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按：十二月大己亥朔，三十日戊辰晦。考之实际天象，公元前1098年当入殷历戊午蔀第十四年。是年历术先天2053分。公元前1098年实际天象（经朔）：

子月乙巳朔113分丑月甲戌612分寅月甲辰117分卯月癸酉670分

辰月癸卯229分巳月壬申728分午月壬寅287分闰月辛未786分

未月辛丑345分申月庚午844分酉月庚子403分戌月己巳902分

亥月己亥461分

查董作宾氏《年历谱》，定前1098年为周公摄政七年，是年朔闰为：

正乙巳二甲戌三甲辰闰癸酉四癸卯五壬申六壬寅七辛未八辛丑九庚午十庚于十一己巳十二己亥（前1097年正己巳）

董氏定“二月甲戌朔，乙丑望，十六日庚寅既望，后六日，二十一乙未”。定“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胐”。定“十二月大己亥朔，三十日戊辰晦”。董氏云：“所记月日，与本年密合。”并说：“今更推是年三月小，二十九日壬申雨水，寅月中气；闰月月大，无中气，十六日戊子惊蛰，卯月节气；四月小，癸卯朔，春分卯月中气”。可证周初实行无中置闰法，故本年十二月晦，乃有戊辰。

按：董氏定前1098年为周公摄政七年，不误。定前1097年为成王亲政元年，误。周公摄政七年即成王七年，不当更有亲政元年之说。又，董氏定“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十六日庚寅既望”，当是二月乙亥朔，乃有己丑望，十六日庚寅既望。显系改朔以就己谱。又，董氏以为“周初实行无中置闰法”，并无可靠依据，不可从。

查张培瑜先生《时日表》，前1098年：冬至干支辛未，冬至月朔乙巳03h33m。

二月甲戌22h41m 三月甲辰15h41m 四月甲戌05h26m 五月癸卯15h59m

六月癸酉00h18m 七月壬辰07h32m 八月辛未14h39m 九月庚子22h27m

十月庚午07h37m 十一月己亥19h08m 十二月己巳09h37m 十三月己亥03h01m

张氏《时日表》已换算为中国的纪日干支和地方标准时，比较准确可靠。如二月甲戌22h41m，合朔已在夜晚十点钟以后，司历定为乙亥朔，失朔在一小时二十分之内，这是完全允许的。

考之《经朔谱》，二月甲戌613分（定朔860分）。分数大，司历定为乙亥朔，也合情合理。依定朔，失朔仅80分，相当于两小时两分三十四秒。司历肉眼观测，允许失朔在一日之内，一般均在半日之内。因为朔望月长度为二十九天半稍多，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不可计“半”，误差在半日左右仍应看做相合。

是年有闰月是肯定的，且十二月己亥朔必是年中置闰，不在岁末。如此而已。“无中气置闰”并无确证。其时，闰章规律尚未掌握，历术水平何能达到如此高度？

公元前1098年（成王七年即周公摄政七年）实际用历当是：

正乙巳二乙亥三甲辰四甲戌五癸卯六癸酉七壬寅

闰壬申八辛丑九辛未十庚子十一庚午十二己亥大

这就是《尚书》所记的三个历日。它与公元前1098年实际天象吻合。这不是周公摄政七年即成王七年又是哪一年？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武王克商之年是在公元前1106年。

张汝舟先生在《西周考年》中，还以纸上材料（即文献记载）证实这一结论。他写道：《史记·鲁世家》“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六十（原误六，据《世经》正）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一作微）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七年卒，子真（一作慎）公濞立；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武公九年春朝周，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懿公九年，伯御杀懿公自立，即位十一年，宣王伐鲁，杀伯御，立孝公；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幽王。”伯禽在位年数，《世家》没有记载，但有交代，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及也。《世经》“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完全可信，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加康王十六年，共五十三年，这就是伯禽在位年数。刘歆妄作摄政七年，成王亲政后纪元，所以说四十六年。武王克商，在位二年。幽王十一年，西周亡，在公元前771年。

1106 — 770 = 336（年）

这就是西周总年数。我们把《鲁世家》鲁公纪年加起来：

孝25 伯御11 懿9 武9 真30 厉37 魏50 幽14 炀60 考40

伯禽53 武王2

正等于336年，完全吻合。所以公元前1106年确是克商之年。

又，《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云：“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楚文王元年即周庄王八年，合公元前689年。 318 + 689 = 1007，不算外，穆王元年当是前1006年，距克商之年前1106年正是“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一证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成王元年即公元前1104年，成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1079年。有铜器《番匊生壶》铭文可证：“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11

郭沫若氏定为厉王器，吴其昌氏定为康王器，董作宾氏定为孝王器。都是就器型说的。其实，制器之年与铭文记事之年是两码事，今多混为一谈。

查《西周经朔谱》，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853年）子月壬辰313分……酉月戊午104分，戌月丁亥603分。与《番匊生壶》铭文历日不合。

查《西周经朔谱》，康王二十六年（公元前1042年）子月己酉769分……酉月乙亥560分，戌月乙巳119分，与《番匊生壶》铭文历日不合。

查张培瑜先生《时日表》，前1079年实际天象：冬至干支庚戌冬至月甲申11h13m

二月甲寅三月甲申四月癸丑五月癸未六月壬子七月壬午

八月辛亥九月庚辰十月庚戌十一月己卯16h34m 十二月己酉03h36m

十三月戊寅16h54m

是年行丑正。十月己卯朔，与铭文所记吻合。十月以内无闰，亦证周初并非行用无中气置闰，董氏之说误矣。按无中气置闰当闰子正七月即丑正六月。

验之实际天象，《番匊生壶》乃记成王二十六年事，非指制器之年。一证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

康王在位年数，诸家之说无异，计二十六年。文献有古文《毕命》“惟十又二年六月庚午胐。” 胐为初三，必戊辰朔。

合康王十二年（公元前1056年）天象：建子，六月戊辰朔。前1056年冬至月朔辛丑，二月庚午，三月庚子，四月己巳，五月己亥，六月戊辰（定朔戊辰05h55m）。

康王铜器有宜侯夨簋：“隹四月辰在丁未”。（《考古学报》56.2）辰在丁未，即丁未朔。合康王二十六年天象：冬至月朔己酉769分（定朔己酉10h06m），丑月己卯，寅月戊申，卯月戊寅，辰月丁未，巳月丁丑……建丑，四月丁未朔。合。

康王的确切年代证明，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昭王的年代诸说不一。今本纪年记十九年，帝王世纪为五十一年。我们据穆王元年在前1006年，定昭王在位三十五年。有昭王铜器可证。

小盂鼎：“隹八月既望，辰在甲申。隹王卅又五祀”（大系录19）

按：此器诸家释为“廿五祀”，定为康王器。细审拓本，实“卅又五祀”，非康王器可明。合昭王三十五年天象，与康王二十五年亦不合。

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1007年）天象：冬至月朔丙辰529分（定朔丙辰03h48m）。是年建子，七月甲寅00h19m（定朔），八月甲申（定朔癸未11h33m）。八月失朔12h27m，在500分之内是允许的。一见为观象授时之实录，非推步制历。“辰在甲申”即甲申朔。有“辰在甲申”，“八月既望”之干支不言自明。小盂鼎历日唯合昭王，定昭王器，大盂鼎亦定昭世。

昭王的确切年代证明，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

穆王在位五十五前，史有明文。至近代始有异说，而异说多不可信。穆王铜器甚多，兹举三例。

牧簋：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大系录58）

按：既生霸十五甲寅，必庚子朔。穆王七年（公元前1000年）冬至月朔乙巳19h10m。建子，正月乙巳，二月乙亥，三月甲辰，四月甲戌……十二月庚午，十三月（即前999年冬至月）庚子86分（定朔己亥19h00m）。此器有列共王、孝王者，皆不合。

此鼎：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文物76.5）

按：既生霸十五乙卯，必辛丑朔。简报认为此鼎的“造型纹饰是厉宣时期流行的型式”，定为宣王器。与宣王历日不合，与宣王诸器历日——如十六年克钟、十八年克盨绝不相容。唯合穆王十七年（前990年）天象：冬至月朔丁丑927分（定朔丁丑14h32m）。建丑，置闰，正月丁未486分，……十二月辛丑831分（定朔辛丑12h11m）。一见所谓“流行型式”定王世是靠不住的。更说明，铭文历日乃记前代事，非制器之年月日。

善夫山鼎：隹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文物56.7）

按：朱捷元定此器为厉宣时，仍根据“其造型和纹饰”。西周在位三十七年的王，前有成、穆，后有厉、宣。考校实际天象，与成王、厉王、宣王三十七年不合，唯合穆王三十七年。穆王三十七年（前970年），冬至月朔辛巳538分（定朔辛巳08h14m），丑月庚戌19h52m（定朔）。是年建丑，正月庚戌。合。这当然不是某种偶然的巧合，历象在天，非人力所能作伪。一证铭文历日是记穆王时事，非制器之年月日。

穆王的确切年代说明，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这样一经考证，西周初期各王年数就明白无误：武王2年，成王37年，康王26年，昭王35年，至穆王元年（公元前1006年）正百年之数。

这样，经过实际天象的推求（天上材料），加之出土器物的实证（地下材料），结合文献典籍的记载（纸上材料），做到了“三证合一”，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这一结论，当是准确无误的了。笔者认为，这应是最后的结论。

三

历来说武王克商年月者有二十余家12，其影响较大者有五家。今一一以实际天象校正，以定是非。平朔用张汝舟先生《西周经朔谱》，定朔用张培瑜先生《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时日表》。

甲、前1122年说

此说刘歆《世经》开其端，历代多用之，辗转抄袭，影响至大。

刘歆用《三统历》之“孟统”推算，是年入孟统之戊寅蔀第66年。戊寅蔀蔀余14。太初六十六年：闰十三，前大余十三，小余257分。蔀余加前大余，得子月朔二十七。查“一甲数次表”辛卯27。故刘歆《三统历》排公元前1122年朔闰为：周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闰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下略）置闰在二月（丑）后，是依据四分术太初六十六年朔闰所定，这样的历朔，自与古文《武成》所记密合。

刘歆《三统历》乃四分术，虽经他编制而从未施行。刘氏更不知四分术与真值之差在“三百年辄差一日”，故与实际天象有三天的误差。刘氏时代，尚不知年差分。

刘歆用《三统历》所推朔闰并非公元前1122年实际天象。刘氏所定克商之年自然是不可信据的。

乙、前1111年说

唐僧一行在《大衍历议》中指出：“今三统历自太初至开元，朔后天三日，推而上这，以至周初，先天失之，盖益甚焉。”一行知刘歆三统之误，推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11年。此说经董作宾氏在《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中大加渲染，影响不能说不大。

董氏迷信“三正论”，误以为周代行无中置闰法，不得不用“脱”字、“讹”字，弥缝一行之说，发明“改月”以曲就《武成》13。

考求前1111年实际天象，可知董氏之误。是年入殷历戊午蔀第一年。是年历术先天2093分。合2日213分。知公元前1111年实际天象：

子月庚申213 丑月己丑712 寅月己未271 卯月戊子770

辰月戊午329 巳月丁亥828 午月丁巳387 未月丙戌886

申月丙辰445 酉月丙戌4 戌月乙卯503 亥月乙酉62

与《经朔谱》合。

校对《时日表》，前1111年：冬至月庚申03h05m,二月己丑13h24m,三月己未00h06m,四月戊子11h32m,，五月丁巳23h55m,六月丁亥，七月丁巳，八月丙戌，九月丙辰，十月丙戌，十一月乙卯，十二月乙酉。经朔辰月戊午与定朔丁巳23h53m,仅有七分钟的相差，共余全合。

实际天象如此。二月己丑，四月戊子，合朔在中午，朔日确不可易。董氏定：正月庚申，二庚寅，三己未，四己丑，五戊午，六戊子，七丁巳，八丁亥，九丙辰，十丙戌，十一乙卯，十二乙酉。“前两月用殷正”，正月庚寅朔，二月己未朔。“后一月用周正”，四月己丑朔。董氏先改朔，改丑月己丑朔为庚寅，改卯月戊子朔为己丑，又“改月”，先用建丑，接以建子。“改月”之说出自私意，反谓一行“具有卓识”。改朔以申己说，更不可取。

1976年于扶凤庄白大队出土的铜器中，有《商尊》。铭文是“隹五月辰在丁亥。帝司，赏庚姬贝卅朋。弋丝廿孚，商用乍文辟日丁宝尊彝”。现已考定为晚殷之器。《商尊》历日正合公元前1111年丑正五月丁亥朔。“辰在丁亥”之“辰”为朔日，可由《令彝》、《师才鼎》诸器证成。《商尊》历日只合此年，不合公元前1106年之前晚殷各年。公元前1111年尚属晚殷，非克商之年。

丙，前1066年说

这是日本新城新藏考定的结论。新城自排西周历谱，与实际天象吻合。惟迷信王国维先生“月相四分说”，致不能得到确真的克商之年。

新城历谱：公元前1066年，建丑。

一月戊辰朔

壬辰二十五日旁死霸

癸巳二十六日武王出发

二月戊戌朔

戊午二十一日渡孟津

庚申二十三日既死霸

癸亥二十六日夜陈

甲子二十七日诛纣

三月丁卯朔

四月丁酉朔

丙午十日既生霸

庚戌十四日

辛亥十五日祝凯捷记

乙卯十九日

新城的历谱合天。由于信“月相四分”曲解《武成》历日，“以致枉费了一番考证功夫”14。张汝舟先生《西周考年》，着重剖析了新城氏武王克商在前1066年说之误，此不赘述。

丁、前1027年说

陈梦家先生作《西周年代考》，据古本《竹书纪年》，定克商之年为前1027年。由于《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纪年》出之地下，较史籍记载可信。前1027年说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市场。

古本《竹书纪年》涉及西周年代者有三条：

一、周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唐书·历志）

二、穆王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晋书·束皙传）

三、晋文侯（十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通鉴外纪三引）

周武王十一年始伐商，克商在武王十一年，“庚寅”乃僧一行推算加上的，非《竹书纪年》原文。克商在前1106年，即武王十一年。

“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年。此百年不包括穆王在位年数。武王克商在前1106年，《西周考年》定穆元年在前1006年，正百年之数。其间，武王二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三十五年，计百年。

至于“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该如何理解？若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算，加上257，是前1098年，正是周公摄政七年，成王亲政前一年，《尚书》中曾大书特书。即从成王亲政算至厉王末世，正二百五十七年。武王克商在前1106年，在位二年崩，前1104年成王元年，周公摄政，然后有武庚之叛，周公东征，诛管蔡、杀禄父，封微子于宋，才算真正的“灭殷”。天下安定，成王亲政“灭殷”从成王亲政起算，也好理解。董作宾氏以为“西周两位暴君，幽厉并称。共和以前，王年不明，安知魏史非自灭殷算至厉王共257，以总计共和以前的年数。后人征引者既有‘西周’之说，因而把厉王也改为幽王。”13董氏的解说，合情合理。《晋书·束皙传》“厉王既亡”正误为“幽王既亡”，足见董说非臆度。

陈梦家先生的考定，是以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为起点，上推257，得武王灭殷之年在前1027年。在这257年中，又来分配各王年数。他用了数学上最简单的加减法，必然导致失误。他分配厉王在位十六年，就无法解释厉世铜器：三十一年《鬲攸从鼎》及三十三年《伯见父盨》等，他分配康王在位二十年，昭王在位十九年，就无法解释三十五年（旧作“廿又五祀”）《小盂鼎》等铜器。按陈氏对王年的分配，二十年以上的高龄铜器，将无所归属。如二十二年《庚嬴鼎》，二十六年《番匊生》，二十七年《伊簋》，二十七年《卫簋》，二十八年《袁盘》，三十七年《善夫山鼎》等等，将何从？

又，相信《竹书纪书》西周“凡二百五十七年”说，势必与《晋书》所引《竹书纪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一则相违背。已知共和元年到幽王末年计71年，穆王元年之前已百年，除头去尾之外，只剩下86年了。穆王元年要迟到公元前927年，期间还有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六个王的年代是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了的。已发现厉王铜器有记三十几年历日的，厉王三十七年说自可成立。这样一来，86年再减去厉王年数，穆共懿孝夷五个王的年代就不足五十年了，谁人相信？如果我们相信穆王的高寿，相信《史记》所记穆王在位五十五年，那就只有将西周中期各王一笔勾销了。《竹书纪年》原书已失，别书引用，辗转传抄，错讹难免。西周“凡二百五十七年”一则当是明显的误写。以此为据考求西周年代，必与史实不合。

更主要的，公元前1027年的实际天象与《武成》历日乖违，陈氏的结论便不攻自破，是年当入殷历丁酉蔀第九年。是年实际天象：

子月壬于918 丑月壬午477 闰月壬子36 寅月辛巳535

卯月辛亥94 辰月庚辰593 巳月庚戌152 午月己卯（下略）

查《经朔谱》，合。查《时日表》，前1027年，冬至月壬午，二月壬子，三月壬午，四月辛亥，王月庚辰，六月庚戌（下略）。《时日表》闰在上年（四分术置闰未计入岁差），故“冬至月壬午”。《谱》与《表》合。

校以实际天象，公元前1027年非克商之年，十分明白。

戊，前1057年说

这是近年来出现的克商年代之新说，因为利用了天文学上的资料，最为引人注意。此说出自张钰哲与张培瑜先生15。此说引《周语》“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引《御览》“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引《淮南子》“武王伐纣，彗星出”等天象记载，并加以考释，以证成其说。其实，这些记载乃战国秦汉人的附会之词，难于作伐纣的天象依据，此说的主要毛病在误释月相。他们对《武成》历日进行分析，误将“二月既死霸（庚申）”到“四月既旁生霸（乙巳）”简单计为“相距45天”，未考虑到还有闰月夹在二、四月间的可能。因为从《召诰》《洛诰》记周公摄政历日知，西周一代行岁中置闰。二月到四月间置一闰，庚申到乙巳就不是45天，应是105天了，月相“既死霸”的解说又当不同。由此，他们将一月分为两半，上半月称生霸，下半月为死霸，误以为周初用历是 “胐为月首”。引申开去，就越走越远了。结论自不可信从。

不妨看看公元前1057年的实际天象。是年入殷历戊午蔀第55年。是年历术先天1928分，合2日48分，得前1057年实际天象：子月丁丑121分，丑月丙午620分，寅月丙子179分，卯月乙巳678分，闰月乙亥237分，辰月甲辰736分，己月甲戌295分（下略），与《经朔谱》合。

校对张培瑜先生自己的《时日表》，前1057年：冬至月丙午，二月丙子，三月乙巳，四月甲戌23n14m，五月甲辰（下略），《表》闰在上年，“十三月丁丑”。《谱》闰月乙亥，合《表》“四月甲戌”，失朔仅46分。合。

实际天象告诉我们，公元前1057年非克商之年。两先生之新说，误。

武王克商之年不管有几十家说法，真的克商年代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元前1106年。这是张汝舟先生一九六四年于《四周考年》中给我们考定的。

①王氏“月相四分”说，见《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

②见《曲园杂纂》第十，载《春在堂全集》。

③参考饶尚宽：《释“霸”》，《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④见《西周考年》，载《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版。

⑤参考闻南馨：《驳三正论》，《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

⑥参考饶尚宽：《历术甲子篇考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⑦具体推算，参考《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西周七铜器历日的推算及断代》。

⑧董氏谱载《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张氏谱载《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张培瑜氏《时日表》载张钰哲主编《天问》（江苏科技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