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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子日确证克商年在前1039年 在武王克商的年代研究中，甲子日是一个得到文献和地下出土材料双重证明的重要日子，如果对这一日子进行充分研究，实际上是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结果的。 1973年出土的西周初年铜器“利簋”铭文为甲子日的可靠性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除了利簋铭文外，《周本纪》、《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解》等多种文献都指明了武王克商是在甲子日这一天。 对于克商在甲子日，各方没有异议；因此，没有人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实际上，从这里出发，根据相关文献其实还可以推出甲子日就在二月初五。 先看今本《尚书·武成》（此处用阮元注本）：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由于这里没有提到甲子日，我们参看《汉书·律历志》中称引的《周书·武成》（也被认为是先秦原文）。该文第一段与阮元注本的内容相似： 《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第一段之后，《汉书·律历志》所引多了这样一段： 《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最后再参看一下《逸周书·世俘解》：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唶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亳俘。 传统上，一直有人认为《逸周书·世俘解》的日期与《尚书·武成》对不上，就我看来，两者除了从周出发的时间不同外，其他都没有矛盾，日期不同主要还是所记史事不同。而说《逸周书·世俘解》就是《尚书·武成》，则还嫌证据不足。两者应该还是出自不同的文本。从周出发日期的不同，也有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如指大部队或先锋部队），不一定说两者就有一个是错误的。 参考三种材料，可知《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解》在克商前用殷历，克商后用周历。《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篇“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 （《这里的三月是用周历，而前面用殷历，混乱，改成“二月。”），与《逸周书·世俘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意思相同。 上一节，根据古本《纪年》“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的记载，我们已确认前1039年或前1038年是两个可能的克商年份，经检查，前1038年2月（殷历）无甲子；而前1039年2月（殷历）有甲子，且为二月五日，其前五日既死霸，正是初一和“朔日”。 这就说明克商年在前1039年。 当然，这里我们是根据甲子日在二月初五推出既死霸是初一的；而实际上，综合《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解》的历日，我们不需要知道克商在哪一年，就能确定既死霸就是指初一，并根据 “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直接推出这个甲子日就是二月五日，从而在前1050年-前1020年间确认克商年就在前1039年（无需以克商年为前1039年或前1038年为前提）。 而这也是克商之日就在前1039年的又一个证据。而断代工程确定的前1046年，甲子日并不在二月五日。 下面我们来直接研究一下克商年的“既死霸”。 综合来看，两个版本的《武成》，加上《逸周书·世俘解》，其实所载历日相同，而且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历日标志：一是“一月壬辰旁死霸”；二是“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 此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既死霸”如何理解，困为“旁死霸’是“旁既死霸”的省称，是紧接“既死霸”后一天的。“既死霸”的问题解决了，“旁死霸”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关于“既死霸”的含义，历来争议多多，比如霸是指有光还是无光，至今各界还没有统一的意见。 陈梦家先生曾举《令恢》、《召尊》铭文，力证“既死霸’为朔。此二器铭文如下： 《令恢》：隹王于伐楚伯才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 《召尊》：隹九月，才炎师。甲午，伯懋父睗召白马。 陈先生指出：“两器记同时同地之事，丁丑至甲午共十八天，设既死霸为九月初一，则甲午为九月十八日。既死霸不可能在九月十五日以后，因如此则九月无甲子”。也许会有学者对上举二器铭文另持异议，认为此年可能有“闰九月”。但这是不可能的：西周都是年终置闰，迄今尚未发现年中置闰的例子。 我们这里不讨论字词含义，直接用历日说话，只要排比一下，就可知“既死霸”为朔是有充分的证据的，今列举如下：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所载武王伐纣历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伐纣历日表： 一月：既死霸（辛卯，朔，初一）、旁死霸（壬辰，初二）、翌日（癸巳），旁生霸（丙午，十六）、翌日（丁未），戊午师毕渡盟津。 二月：既死霸（庚申，初一）、癸亥陈于商郊，粤五日甲子，丁卯太公望至，壬申荒新至，甲申誓命伐卫。 四月：哉生明（小于十八），丁未（十八），越三日（庚戌，廿一），既生魄（大于廿二） 从上面三个月的历日安排中可以看到：从一月既死霸辛卯至一月戊午师渡盟津共28天；二月从既死霸庚申至甲申誓命伐商共25天。在这样的历日安排中，只有将“既死霸”视为“朔”才是合理的，其他没有可能。 当然，有人认为“既生魄”不是具体指哪一天，而是指7天左右的一段时间，所以它具体在哪一天还是有疑问的。王国维 《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余览古器物铭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而孔传则说：“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后。” 孔颖达疏：“月以望亏，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后也。” 就这里的情况来看，孔传说月黑处为魄，望后明死魄生，这是对的。 而如果按照王国维“四分月相说”将“既死霸”视为每月“廿三以后至于晦”，则整个伐纣历日乱了套，有一多半历日无法在一月和二月容纳。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四分月相说”最大的缺陷；可能王国维只考虑了《武成》，却忘记了《世俘解》。 而将这三个月的月相与历日一一排比，可得出下列结论： 既死霸（朔，初一），旁死霸（壬辰，初二），旁生霸（十六）、哉生明（小于十九），既生魄（大于廿一） 根据排比的结果，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月相是定点的；二是既生魄与既死霸可能很接近，只不过分别在两个月的一尾一头，而既生魄与旁生霸并不相连。 确定了这点，我们就可以根据《尚书·武成》中这两个历日标志，对武王克商之年进行检验。 《尚书·武成》历日检验表 检验的年份，除了我们根据古本《纪年》得到的前1039年和前1038年外，还增加了断代工程主张的前1046年以及有人主张的其他两个年份。 从上表可以看到，前1046年不合《武成》，因为：若周正建丑，则一月无壬辰，二月无甲子；若周正建子，则壬辰为一月廿日，甲子为二月廿二，与“旁死霸’之义不合；若殷正建丑，则壬辰为一月廿一，甲子为二月廿三，与”旁死霸”、“既死霸”之义不合。前1045年也非武王代纣之年，因为：按周正，一月无壬辰，二月无甲子；按殷正，壬辰为一且廿六，甲子为二甘九，与“既死霸”、“旁死霸’之义不合。 而前1044年按建子符合条件：周正一月辛卯朔，壬辰为一月初二，正是”旁死霸”；二月庚申朔（既死霸），甲子是二月初五，与“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相合。但实际上，就我们已知的材料来看，殷正是建丑的，克商年的日历应该还是按殷历算，所以其只能作为备选。 而前1039年则完全符合条件，二月的甲子日为初五，完全在误差范围内。 由此可证，上述五年中，只有前 1039年符合《尚书·武成》之历日条件，是武王伐纣之年。 我们还同时检测了前1050年到前1020年，证实二月初五为甲子日（在误差范围内）的只有前1039年，也就是说，仅仅根据历日，就能独立推算出克商年就在前1039年。 回头再看《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中，一月壬辰实际为一月初二，可见武王是选了一年的第三日出发的（殷历，本月按29天算）。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日子，因为按周历，与商人接战时，武王的军队已经过完元旦，而由于商人比周人晚一个月过元旦，还处在节日的庆祝中。这就像日本人选择在节假日偷袭珍珠港一样，武王选择的这个日子对于周的获胜，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周人至少在文王受命称王后即以建子了。 而到四月（用周历）后，“丁未”为四月十九，“越三日，庚戌”为四月廿二（月相有误差，殷代没有精密的历法，这里的日期都是拟合，下同）。“既生魄”紧跟“庚戌”（ 四月廿一），则应该指四月廿二左右。 回头再看“四月，哉生明”。从上面所引《武成》等的行文看，提到“既死霸”、“既生魄”等时，一般并不是因为一定与当天的事迹连在一起，而可能仅仅是作为一个时间点来计时，好比我们说上旬一样。所以我认为，这里提到“哉生明”也是将其作为一个时间点，而综合考虑之后，我认为可能是指初八。一月有四个七天，在初一、十五、廿二都有专属名后，初八也应该有一个，从上下文看，这可能就是哉生明。 而从这里，我初步判断古人对“明”和“魄”的区分可能是：“明”指月亮明亮的部分，“魄”指月亮阴暗的部分，在古人看来，“明”和“魄”是在做两种独立的运动，对应在每个月上，初一到初七是没什么光亮的，所以哉生明在初八；十五最亮，之后逐渐暗淡下去，所以此时是才生魄；到了廿二以后，魄已占据主导，此时为既生魄。也就是： 初一，既死魄；初二，旁死魄；十五，才生魄；十六，旁生魄；十七，既旁生霸；廿二，既生魄；初八，哉生明（待确定）。当然，推测是否正确还需要验证。由于月相总有可能相差一两天，所以我认为下列月相可能更合乎情理： 所以，月相的四个定点应该是：初一，既死魄；初八，才生明（待验证）；十五，才生魄；廿二，既生魄。 这里再看一下其他文献对于甲子日的记载。《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又《首时》：“（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肯定了甲子日的正确。 《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戊午为一月二十七（殷历）。 《周本纪》同样用殷历，从干支和行军时间考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应该是错误的（从伐纣的时间考虑，不应该跨年），应为“十一年二月戊午”，误增了一个“十”字，给人的感觉是跨年了。 此处暂不管年份和月份，单看干支，武王伐纣的行程是很清楚的： 癸巳（一月初二，殷历，下同），周先锋部队出发；丁未（一月十六），武王帅大部队自周出发，戊午（一月二十七）抵达盟津；甲子（二月初五）日清晨在牧野举行仪式，并于当日击败商纣。由癸巳至甲子，共32日。 如果以断代工程确定的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不但甲子日不是二月初五，癸巳为一月二十二，丁未为二月初六，戊午为二月十七，甲子为二月廿三；这其中没有一个是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显然与古人起兵讲求吉日的做法不符。而且，甲子前五日的二月十九也不可能是“既死魄”。 4，《周本纪》、古本《纪年》和《尚书大传》等印证克商年在前1039年 公元前1059年5月，中国曾发生一次五星连珠的天文奇观；而武王也认为自己得到天的“受命”，并在第二年称王。对武王受命之年的相关论证，请参阅班大为等人相关著作，这里不再赘述。断代工程对这一受命之年也是认可的。不过，由于班大为和断代工程都把克商之年定在前1046年，也导致他们认为克商后武王没有改元，还是用受命年纪年，因而，也把克商年定在受命十三年。实际上，这是明显错误的。《周本纪》记载得很清楚：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 文王受命后十年而崩，称王后实际在位九年；之后，武王即位，九年观兵，十一年伐纣，而非十三年。《周本纪》这里的九年是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受命纪年的。也就是说，武王受命距克商之年为21年。而前1039年作为克商年与此完全相合。 古本《纪年》同样载“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这也说明用受命后十三年伐商是解释不通的。 再看《逸周书》，《柔武解》、《大开武解》、《小开武解》、《宝典解》和《酆谋解》等篇明确记载了武王元年至三年的事，《大匡解》、《文政解》等伐商后文献明确记载了武王十三年的事，由此可知武王不用所谓受命纪年，且即位后改元、在位至少十三年。这也说明武王是在其在位的十一年伐商的。 《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有：“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即箕子朝武王在克商后的武王十二年，足证克商不在所谓受命十三年。 以上几种文献都证明了克商年在武王十一年，而不是受命十三年。这也就足以说明克商年距文王受命年为21年，而文王受命年为五星聚于井的前1059年，则克商年为前1039年。 5，前1039年为寅年 前1039年为壬寅年，这也与前面我们根据伶州鸠谈话推算的克商年可能为子、丑或寅年相合。而前1046为乙未年、前1044年为丁酉年，均不合。 综上：我们根据五星聚、古本《纪年》和甲子日三个条件，均可单独推出武王克商年就在前1039年，而用相关文献进行检验，无一不合，足以证明这个日期是正确的。而断代工程确定的前1046年反而与相关文献均不合，足以说明它是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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