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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明确而全面的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定义的，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自泰勒以后，又出现了许多文化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晚期，A.L.克罗伯相克莱德·克拉克曾从文献中收集了一百多个文化定义。 最近的文化定义，已越来越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这另一面。也就是说，现在的学者倾向于视文化为“不是可见的行为”，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因此，可以这样给“文化”下定义： “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 1、文化的共有性 人类由其自然属性组成社会，并因此而获得“社会性”。 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展示出“文化”，这正是人类社会与别的一些动物的社会生活的区别。动物社会如蚂蚁与蜜蜂表现出的本能地互相协作，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它们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但不能把这种本能行为表述为“文化”。 2、文化的个体差异性 尽管文化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对“共有文化”的“接受”都会一致——在任何人类社会中，至少在男女性别角色之间就有区别，有些男人不必考虑的事情而妇女则必须关心，反之亦然。这是最简单清楚的例子。另如任何社会都不要求儿童像成人那样举止，反之也不要求成人像儿童那样举止，这说明“年龄差异”对“文化接受”的影响。至于职业团体由于复杂的劳动分工、人群分等成为不同的阶级，等等，他们在社会中存在时以其“特定”的行为模式规则、习俗、、习惯、信仰，等等，即：以不同的“文化”行事为人，完成其对种族繁衍和社会发展必须承担的“使命”，更无庸置疑。 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认为：一个社会的每种习俗与信仰都有其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有利于维持那个社会的结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做到各部分“习俗、信仰”有序部署，社会的延存才有可能。 由此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通过研究风俗与信仰（狭义的“文化”）如何发挥作用以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发展问题的方式，就有可能“发现”普适性的人类行为规律。 3、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与“涵化” 毫无疑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创新观念并改变现存行为方式的能力，它就不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然而必须指出，人类的文化首先是相对稳定的，同时它也是有弹性的，因此它必须也能够适应改变了的环境。如果我们从人类文化的开端——那些与食物生产发展有关的变化，或者亲属组织的演化方式——认真观察和思考，我们就会认识到“涵化”是所有文化的特点；我们如果考察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文化多样化，就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涵化”是不断地、经常地发生的。 （1）涵化的发生及其影响因素 当有着不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进入集中的直接接触，结果造成其中一个群体或两个群体原来的文化形式发生大规模“冲突”时，涵化的过程就会发生。影响涵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不同文化的差别程度，不同群体直接接触的环境、强度、频率以及友好程度，双方接触的代表人物的地位及其差异（何者处于支配地位，何者处于服从地位），文化的“流动”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等等。 必须强调，涵化与传播总的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术语。一个文化不经过任何涵化过程，也可以从另一个文化那里借用其文化要素。要了解文化涵化的过程，最典型、最“合适”的“研究对象”是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后来的(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向世界上未发展地区的“入侵”。 对于世界上的许多殖民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个时期，是以新的民族意识以及这些民族为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为标志的。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抛弃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同时，也越来越追求西方工业化社会所享有的生活水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主义带来的并在今天现代化过程中得以延续的某种普遍性的变化，最显著的“指标”是文化的“涵化”。处于“文化涵化”进程中的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着传统、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的急剧变化，正在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是：已涵化的文化解决了旧有的一些问题，却又产生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文化涵化过程中的“自相矛盾”状况，提供给我们一个观察、分析、解决社会各种现象的新视角：文化的作用就是解决问题，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问题。社会制度的变更与交叠的前兆，其“先行”指标正是“文化的涵化”。有效地“调节”文化涵化的“程度”和“速度”，就可以“缓解”因文化涵化引起的严重的剧烈的社会“冲突”，从而使社会的发展与演进被控制在一个“科学、和谐”的“适度”上。 （2）文化涵化过程的不同路线及其结果 文化涵化的过程可能走不同的路线，例如： 当两个文化丧失它们各自的个性并形成一个单一文化时，就产生合并或同化；当一个文化丧失其自主权而仅作为另一个文化的一个亚文化但保留其个性，就会产生结合。当一个文化不断丧失其成员（有的死了，有的加入别的文化），致使最终该文化不再有任何功能，这一路线我们称之为“灭绝”。如果两种文化在涵化过程中处于相对“动力平衡”的状态，它们以缓慢的“融化”形式发展，最终就会产生新的文化结构，这一路线称之为“适应”。 在适应过程中，来源不同的文化相互“融汇”，会发展出新的文化结构，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是最常见的。 不同路线的“文化涵化”过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结合路线”会产生“取代”，即以前存在的文化特质或特质综合体由另一“入侵”文化特质取代，代行其功能；或产生“增添”，即在主体文化中增添了“入侵”文化新的特质或特质综合体。 4、“文化涵化”的发生 考察历史，在这样几种“情势”下会发生“文化涵化”： （1）主动“涵化” （2）殖民主义和征服 （3）大同文化 由于通讯、交通、贸易的迅速发展，把现代的大部分人联系起来了，因此有可能产生“大同文化”——一种超级文化。它实际上是计算机、控制论和信息技术占最优势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产物。但是，“大同文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致，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的人群仍然会在“大同文化”中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内核。当一个高度适应一种特定环境的传统文化与外源“入侵”文化相遇，而其社会环境又突然发生剧变，那么这个传统文化往往就会崩溃，“入侵文化”就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如此，在社会剧变结束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依然会改造“入侵文化”，而使之适合自己传统社会思想复兴的需要。换言之，“大同文化”只意味着应用“现代进步技术”的一致，它在各个特定社会聚群中依然会体现为各有“特色”。 （4）多元文化 所谓文化多元性或“多元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存在不止一个文化。也就是说，在同一社会内部生活着不同生活、思想方式的人，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多元文化意味着包容、融汇和相对独立。这在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例证，还只是一种“理想化”文化。 5、文化定义辨析 人类区别于自然界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能够改造同自身存在有关的自然条件而创造出“第二自然”。人类在改造自然条件的过程中同时不断改造着人自身以及社会条件，从而创造了“第三自然”。“第二自然”主要是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它和“第一自然”共同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环境和条件；“第三自然”是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社会关系，它体现人的创造力量与社会发展程度。“第二自然”与“第三自然”的本质都是文化，都是人的创造性。从这个视角看，文化是人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是人的一切创造性特征的总和。因此，文化是人的创造力、人的社会属性，是知识、规范与价值的体系，是社会传承的内在机制。文化的发展显示人对自然控制的程度、人自身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的基本面貌，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个性的发展是一致的。 （1）人类通过文化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式，把通过遗传而获得的潜在能力纳入社会的轨道。无沦是改造自然条件还是改造社会条件，本质上都是人认识与利用事物规律的过程。人类掌握自然与社会的规律的活动与这种活动的“程度”，都属于文化范畴。 （2）文化的“创造性”，不仅表现为科学的成就，还表现为社会交往的准则与审美的价值。文化既有认识的功能，又有调节的功能——不仅能够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而且可以调节人们在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某些过程。 （3）关于文化的定义，爱德华·泰勒 克罗伯和克鲁克洪则认为: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通过象征符号互相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工造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文化，概念的批评考察》，1952)”。 西方社会学家埃尔武德的文化定义，则包含如下主要内容： （1）文化是某个民族(社会)的特殊标志与特殊成果，是“智力的、审美的、技术的成果”； （3）从来都没有过没有语言、传统、习俗与法规的人类群体，可见“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最普遍特征。” 文化特质可以分为适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文化特质、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特殊个人的专门性文化特质、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选取的选择性文化特质，以及由某些个人共享但不稳定的变异性文化特质。一切文化特质都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须与其他文化特质相互联结、组合。现代社会的文化特质与文化丛相互联结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定民族、社会集团或地区的文化特殊性，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例如，过去的中国家族制度就是一种文化模式，而家族制度中所谓大家庭同居、家长权位、媒妁婚姻、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等均为文化特质。 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任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主题，一个主导观念，它把各个分散的文化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便形成了某种文化模式。换言之，文化模式的形成受到特定的社会结构、历史背景、民族性、地理环境以及个人心态的共同特征等多种因素不同程度的作用。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对于个人就有限制与取向的力量，对于外来与新生的文化特质就具有定向的选择性，适应的吸收，不适应的则排斥。文化模式比文化特质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从系统学的角度看，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1）情境文化，包括各种适应生物特性、物理环境的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社会成员在年龄、性别、亲属关系等生物学特征方面都有一定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社会成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方面也有许多文化特质。现代社会文化的情境子系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文他特质，不久的将来，外层空间的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也会出现。 （2）工具文化，包括影响、开发自然与社会的手段方面的文化特质。工具性文化一般是人们脑力劳动的果实，包括科学、戏剧、音乐等文化形式。它们通过广播、电视、书刊、报纸等物质载体输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同时不断地扩大人们的劳动对象的范围，推动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 整合文化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内部，不但包含人们共同奉行(不管是否志愿与乐意)一种的主文化，还包含多种特殊群体的亚文化。各地区、民族、集团、小团体的特殊文化属于不同序列的亚文化。社会内文化的多样化是亚文化体系特殊性的表现。 文化差别是集团的利益、历史、地理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主文化决定该社会的文化性质，规定该社会成员的一些相同的行为方式。主文化的功能是维持或改善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一部分亚文化具有主文化同样的功能，但个别亚文化可能具有反社会性，因而也称之为反文化——它们与主文化相对立，对主文化具有挑战性。 反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比较明显。在西方社会左翼激进主义者看来，反文化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些社会反对派集团(部分大学生嬉皮派、各种类型的“公社”的成员等)的纲领性(有时是相当模糊的)方针和理想的表现，反文化这一概念反映了人们对资产阶级主文化中的欺骗性，以及为剥削行为的辨护性成份的自发抗争。 西方“反文化”理论的首创者是罗扎克。它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垄断了技术，以技术来统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要进行革命就得首先掌握技术，特别是技术统治者的子女，然后反对技术统治社会。这种革命是潜在的，不声不响就可以把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在罗扎克看来，新的“革命”表现在同现有的文化彻底决裂，而主要的社会矛盾则采取由技术统治而引起的两代冲突的形式。这种“反文化”理论，对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许多青年产生了强烈影响，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开端。 反文化对主文化的挑战，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导致主文化的削弱——如果任反文化发展，势必影响人们奉行主文化的坚定性；二是引起主文化的强化——主文化有它维护自身存在的机制。它在受到某些破坏性的反文化干扰时，就可被激发强化而充分运转起来，隔离反文化，克服与消除反文化的不良后果。 7、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 丹尼尔·勒纳认为，现代化是欠发达社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国际或社会之间的交流触发的。勒纳正确地揭示了文化现代化发生的机制之一——交流。但他只描述了文化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形式，即“欠发达社会”获得 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一般而言，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来看，即工业化与民主化。工业化主要是指技术与经济的发展，而民主化则主要被理解为扩大普选权与平民参政(选举)。现代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方面。 以工业化与民主化为指标，帕森斯从世界史角度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第三阶段的主导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化与工业化结合得较为紧密。托夫勒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和目前正式开始的第三次浪潮（信息阶段）。丹尼尔·贝尔则把社会分为互有联系的三个不同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无疑，上述几种对社会进行三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本质上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在不同阶段社会中的表现，并没有涉及。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五阶段论 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往往是社会学者探讨现代化时首先突出的部分，但同时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也是重要的内容。例如，丹尼尔·贝尔把社会分成社会结构（经济、技术、执业制度）、政治、文化等三个部分，并重点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地位、职业活动与政治秩序的控制系统等三个方面的变迁。其真正的兴趣不在于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本身，而在于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社会后果，以及影响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 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特征与传统社会的特征正好相反： （1）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但却不做传统的奴隶，并且敢于摈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文明继续进步的东西。 （2）门第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是由于他努力工作和高度的进取心而获得的，而不取决于他们的出身门第。 （3）现代社会的成员不听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有革新精神。 由此可见，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都要靠现代化的人去创造和推动。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说过一句名言：“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指出人自身的现代化比物质条件的现代化更重要。 发展中国家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成套的工业设备，可以邀请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管理学家指导改革的进程。但是，本国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却无法靠引进来形成。人是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如果自身还未从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上朝现代化转变，那么就无法使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管理方法、经济制度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只有冲破那些阻碍人的现代化的陈旧观念、过时的教条，才有可能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正视在改革进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坚定探索着前进的信心，从而找到振兴民族的正确道路。 西方社会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看作现代化——科技革命、经济发展、人的现代化的障碍。正如西方有的社会学者指出的那样：“今天，许多人都在问：搞现代化是为了什么？在各工业国家中，收入极端悬殊，年轻人不再像前辈们那样迷恋于物质的追求……非工业国家也一样……年轻人由于目睹新兴的上层人士（工业化的最先受益者）对大众的压迫，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业化会不会导致更多的类似情况产生，不论在工业国家还是在非工业国家？问题的真正含义是：现代创造财富的方式能否消灭贫困，保持个人自主和社会力量？” 毋庸置疑，所谓文化现代化是一种历史趋势，世界性文明与地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大大加强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把其物化成果不断地向各个地区与角落渗透，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同时又在世界上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留下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换言之，一国或几国的经济、政治的发展或危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更多国家的利益。因此，在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包括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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